在反右派中
1956年，在肃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 对此，社会上和机关内部都有反映。
1957年领导反复动员提意见，当时叫“鸣 放”。问题是听到不同意见之后，不但不接受，而且很反感， 并组织反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有领导地搞反 右派斗争。
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但把这当成帽子，把 右派当做打击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谢光曾面对部领导提意见，因而遭 受巨大的压力，受到批判。他一时想不开而走上不归路。
一 天早上，乔国铨急促地敲打我的门，说不好了，谢光自杀 了。我们立刻跑到谢光家里，只见他躺在床上已吞枪自尽。 机关震动很大。
在继续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错划了一批右 派。我当时是紧跟的，搞得很左。谢光是从冀鲁豫社会部调 上来的，是好干部。耿增泽也是那里调来的，也受到打击， 划为“中右”并下放河南省叶县公安局当副局长。办公厅和 各局有一批年轻干部如王岱、时克等被打成右派分子，无端地耗费了青春。破坏了民主生活的秩序。对此我本人负有一 份历史责任。
1978年落实政策，我衷心拥护，坚决执行，支持彻底给予改正。
1957年12月，罗瑞卿、孔原应邀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 我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在互送礼品的过程中，我进入过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大楼。但是，对方有 严格戒备，我们无法了解具体业务，只把原子弹爆炸时的新 闻纪录片当做保密材料给我们看。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对 我们生活接待还热情。苏内务部派了一架“伊尔14”飞机， 请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基辅、黑海等地。我接触到一些异 国 风 情 。
远在莫斯科，代表团非常关心国内的情况，关注大跃进 的动态。我曾奉命给公安部打过长途电话了解情况。
1958年1月20日，代表团回到了北京。
大跃进运动一日千里。形势逼人，人们坐不住了，跃跃 欲 试 。
2月25日，公安部收到了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公安工作大 跃进的报告。报告说，贵州省召开公、检、法三长会议，公 安处(局)长在会上一致提出，公安工作也应来一个大跃进。
报告绘声绘色地写道：敢于跃进，必须跃进，坚决跃进 和赶先进、争先进、超先进的动人口号响彻会场。提出了许 多先进的指标。有64个县局保证年内彻底肃清股匪、散匪， 有72个县局保证不积压案件，有64个县局和贵阳市5个分 局保证不发生闹事骚乱，有70个县局和贵阳市的5个分局保 证刑事大案破案率达到100%。省公安厅统一提出了开展无 火灾、无积案、无匪患、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 聚赌的“七无”运动。
据我所知，贵州是全国公安系统中突出地提出“几无” 的地方 。
罗瑞卿热情地亲自写了公安部批语，将这个报告转发 各地 。
2月26日，罗瑞卿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 告，提出了公安工作也应来个大跃进。
当时，我的头脑很热。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 势欢欣鼓舞，对公安工作大跃进跃跃欲试。只在后来听到中 央成都会议的精神，毛主席说“要压缩空气”,这时才开始 思考 。
在我身边，有头脑比较冷静的人，较早地怀疑公安工作 这么做合适不合适。这就是徐子荣。他对我说，这么搞法， 发展下去，行不行?怎么办?
各地公安机关在大跃进运动浪潮涌动下，热情高涨，制 定了本地公安工作大跃进的规划，提出了各项公安工作的具 体指标 。
在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全国同刑事犯罪斗争座谈 会上，有六位县公安局长向全国的县公安局发出了《倡议 书》。其中提出的竞赛指标是：
1958年发案率压缩到低于1956年水平并比1957年下降40%至75%;
1958年总破案率 达到90%至100%,侦破1957年积案60%至100%;
1958年 保证创造85%以上的农业社成为“七无”安全社(无盗窃、 无赌博、无火灾、无毒害、无强奸、无迷信活动、无反动标 语和政治谣言)。
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发起了挑战。全国出现了一股比先 进、赶先进、学先进的热潮。
1958年3月4日，公安部党组会讨论公安工作大跃进问 题。公安工作大跃进，全国各地都在搞，干劲起来了，有的 在本省、市内挑战了，有的向别的省、市挑战了，对这个形 势，怎么处理?党组意见：还是要促进、支持，同时要注意 组织、指导。
3月中旬，罗瑞卿出发去华东考察前，交代徐子荣和我 要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社论稿。 我们约报社评论部的高手肖航来商谈，请他执笔。社论起草 出来了，使用了醒目的标题《“四无”是公安工作跃进的方 向》。徐子荣和我都很赞赏。
可是，不几天，徐子荣有些犹豫了，他跟我说，宣传公 安工作大跃进好不好，我拿不准。于是徐子荣要我将社论稿 送中央分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审核。
稿子送出以后，几天没有回音。罗瑞卿在外地很关心， 催问社论什么时候能发表。徐子荣又一再要我向彭真办公室 催问，“彭办”回答“还没有看”。拖了几天，我又问，回答 说“不好再问首长了”。
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什么社论不能发表。我在电话 上向罗瑞卿汇报社论没有发表，但说不清楚事情的原委。于 是，就出现了是不是我们在北京管日常工作的人把社论耽搁了，我们是不是思想保守了。由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从而 产生了误会。这篇社论的稿子“彭办”始终也没有退回来。
过后，徐子荣告诉我，彭真认为公安工作不同于钢铁生 产，它决定于阶级消灭程度、群众觉悟程度、反坏分子改造 程度，这不是公安工作单方面可以解决的。不可能实现的东 西搞出去不好，争取实现都没有把握的不要提。彭真说，你 们的社论不登报了。有些问题可以写报告给中央，请中央 批 转 。
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中，我非常积极，办理了大量文件和 具体事务。
例如，通报转发山东省郯城县公安局搞所谓来历 不明分子集训的做法。郯城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对所谓 来历不明分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共摸出来历不明 分子746名。于1958年1月10日将其中的251名集中拘留 起来，进行审查，一个多月查出了反革命分子181名，占集 中审查总数的72. 1%;查出刑事犯罪分子11名，占4.4%; 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59名，占23.5%。
1958年2月， 山东省公安厅对郯城县公安局的报告作了批语，认为这个材 料说明，在来历不明分子中确实隐藏着大量的外逃反革命分 子。
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些分子，采取大生产式的工作方 法，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将其集中拘留起来，进行审 查，也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
1958年3月上旬，公安部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我起草了 批语，写道：“郯城县公安局对来历不明的分子采取全面调 查摸底，集中拘留审查的办法，得到的效果很大……他们打 了一个大胜仗，对全县的镇反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郯城县公安局把这个解决来历不明分子问题的方法，叫做大 生产式的先进工作方法。我们认为这确是一个好方法，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给全国解决外逃反革命问题找到了一个适 合自己地区情况和任务的多、快、好、省的途径。”
实践证明，郯城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推广这件事是错 误的。因为对所谓来历不明的、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采 取集训的办法，不但对两类矛盾不加区别对待，也伤害了只 有乱拿乱摸行为的好人，而且发展了群众性的逼供信。这一 时期，我还在公安部内部刊物上，加按语推广过甘肃省皋兰 县公安局试行社办劳动教养的做法。这些都造成不好的 影 响 。
1958年，刘复之、王岫联夫妇合影。
罗瑞卿在上海、浙江、福建等地考察工作期间召开座谈 会。他说，公安工作跃进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跃进指标需要加以注意，有些指标不够现实，有 些地方跃进的口号提得不太切合实际，有些轻重不分，把政 治斗争简单化，违反阶级斗争长期性的规律。
3月下旬，徐子荣在郑州召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四省公安厅长座谈会。他指出，各地在大跃进的实际行动 中，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公安工作有很大发展。群众的干 劲鼓起来了，创造性也发扬了，出现了新气象、新创造。从 今后发展来看，某些口号、指标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具体 说，就是各地提出的几年实现“几无”,以及几年实现“玻 璃板”、“水晶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等，这些口号 对于鼓舞干劲，鼓舞人心，确起了很大作用。但从发展看， 我个人感觉“几无”口号伸缩性少一些，其中一些指标现实 性不够，需要作出调整。
就公安部领导来说，根据中央精神，对一些明显不切实 的提法，耐心地进行思想说服和实际工作上的调整，可算比 较妥善地处理了。
整个说来，大跃进是搞错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当然也不 例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 说，这是历史的教训。
广东省公安厅自1958年3月下旬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普 遍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安全运动。他们要求通过安 全运动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觉的行动，彻底肃清一切 危害安全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想尽一切办法防范和减 少各种破坏活动和灾害事故的发生，为工农业生产创造一个 更为安定的社会秩序，保卫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安全，并通 过这一运动，带动整个公安工作跃进。
1958年4月，罗瑞卿到广东考察工作。在广州召开了广 东、广西、广州三省区市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他在总结发 言中，肯定了以“安全运动”代替“几无”的口号。他说， 安全运动把公安工作的许多问题综合起来提，这个提法好， 比较恰当。
1958年5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报送了《关于公安工 作大跃进和思想解放的报告》,对“安全运动”进一步作了 总结。指出，“安全运动把所有的公安工作都带起来了，是 公安工作的纲”,并详细介绍了在安全运动中的具体做法。
广东省委对报告作了批示。指出，对安全运动应当有正 确的理解，既不能认为因为过去社会治安很不好，所以才开 展安全运动。也不能说，经过安全运动之后，不会再发生任 何不安全现象。这种把问题绝对化的认识，不符合事物发展 的规律，不利于对敌斗争。
必须懂得，安全与不安全是相对 的，是相互转化的，安全可能转为不安全，不安全经过努力 工作可能转为安全，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的，但是经过主观 的努力做好工作，就可以争取更多安全。特别是阶级斗争还存在的今天，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认识这一点十分 必要。
6月3日，公安部转发了这个报告。认为，广东省公安 厅本着先务虚，后务实，虚实并举的精神，很好地解决了跃 进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自觉，为公安工作 更好地向前跃进，作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办法很好。 各地也可仿照广东的办法把跃进以来的思想问题认真地加以研究。
6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毛主席作了《关于公安工作跃进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把安全运动作为公安工作跃进的基本形式。
公安工作大跃进，从“几无”到“安全运动”的口号与行动的转变是有过程的，也是好的转变。
我是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在几个月中不遗余力 地热衷于“几无”和改变后的“安全运动”的宣传。说心里 话，在一片“几无”声中，我兴高采烈、满腔热情地希望公 安工作也来个大跃进。
但是，自从上述社论稿被彭真压下没有得到发表以后， 我就逐渐对公安工作大跃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公安部领导用安全运动这个口号来代替“几无”运动的 口号，是机智的。口号的变换，实际上是对前一段公安工作 搞“几无”跃进的否定。在大跃进高潮中敢于改正缺点错 误，又善于抓住新的口号继续推进工作，在当时情况下的确 难能可贵。
1958年1月至10月底，全国捕人达到相当多的数量， 超过了正常年份的水平。我接到统计部门送来的材料，立即 报送罗瑞卿。罗瑞卿随即写报告提出今后要少捕、少杀的意见，报送刘少奇阅示。刘少奇批示：捕人、杀人要少，管制 也应当比过去少些。周恩来在同一报告上批示：要反复向干 部说明，把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用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 一种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1958年12月11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上述报告。从此 以后，全国贯彻捕人要少、杀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 “三少”方针。
回过头来看，涉及社会生活的安全问题，比如交通安 全、生产安全、防火安全、防盗安全等，是应该经常讲、经 常抓的。不过无限制地讲绝对安全，办不到；讲过头了，不 能实现，也会变成空话。
1958年上半年，在筹备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我和 办公厅副主任议论“几无”与安全运动问题。我认为，安全 运动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比“几无”好得多，但仍然 不十分理想。我觉得，保证安全是公安工作的战略目标、基 本任务，不管到什么时候也要求安全。因此，把它作为大跃 进运动的口号，天天提安全，年年提安全，未免失之笼统， 作为指导行动的口号不那么具体，口号还是大了。要研究一 定时期的突出问题作为大跃进的行动口号。
罗瑞卿听说我对安全运动有看法，表示不高兴。徐子荣 给我打招呼，要我有精神准备接受罗的批评。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罗瑞卿 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会后，中央分工罗瑞卿 到湖南考察小高炉炼钢铁的情况。罗要我随行，同行的还有 秘书傅国祯和公安部研究室干部郭树元，冶金部梁司长、徐 工程师和湖南省工委主任于明涛。
在湖南视察时，罗瑞卿要郭树元给我打招呼，说将找我谈话，批评我对安全运动的态度。
罗瑞卿湖南之行将近两个月，西至冷水江、娄底，东到 茶陵、攸县，南至衡阳、郴州等地，走了20多个县、市，亲 自察看了很多小高炉和小煤窑的现场，还下了钨矿井，工作 十分紧张。工作结束时，毛主席已经到了长沙。接着，罗瑞 卿就上庐山开会。傅国祯跟着上了庐山。我和郭树元写出调 查报告以后返回北京。
想不到，中央庐山会议上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张 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事件。徐子荣从庐山开会回来，传 达“彭、黄、张、周”事件，他说“犹如晴天霹雳”。乍听， 我的脑子懵了。
1959年9月，中央任命罗瑞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长。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公安部在大礼堂开了欢送欢迎大 会。罗瑞卿匆忙地离开了公安部。
1960年，罗的秘书郭树元告诉我，夏天罗瑞卿到北戴河 时，可能还要找你谈一谈。可是一直没有找我。
“文革”浩劫以后，我去北京西郊看望老领导罗瑞卿， 他精神很好，健谈。经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陷害、残 酷折磨，风格依然坚强硬朗。
1978年7月中旬，我调文化部工作的第二年，突然接到 罗瑞卿打来的电话。他说，看了一部电影，是山西中路梆子 叫《三关排宴》,这个戏很好，有新意，请你们看一看。
我 问，你在哪里?
他说，在乌鲁木齐。这时我不清楚他要去国 外治病。
不料，8月3日，噩耗传来，罗瑞卿同志不幸与世 长辞。我曾接到消息赶到西郊机场去迎接灵柩。 一代英豪远 去了。岁月悠悠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