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奋进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山西、绥远最贫穷的地区。山西大部沦陷后，日伪军在军事上对我区进行“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梳篦拉网”、“辗转清剿”、“三光政策”的残酷围攻和“扫荡”,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晋西十二月事变后，顽固派为虎作怅，加紧对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加之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捣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部队粮食严重不足，指战员们有时只有少量的黑豆充饥，干部战士普遍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下降。由于反“扫荡”、反围攻斗争频繁，伤病员增多，医疗卫生保障任务非常繁重。
1940年夏，日伪军约25000余人，趁120师和新军整训之际，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分进合击”的大“扫荡”。战斗从6月6日打响，至7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师主力和晋西北新军作战251次，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收复5个主要城镇；我师和新军伤1240余人，牺牲近800人。
第4团副团长唐金龙等于部负重伤。在兴县以东二十里铺战斗中，714团团长顿星云又负重伤，子弹从他左肩胛部进去，由中腰椎部出来，是进口小、出口大、失血多的大贯通伤。他被抬到卫生部时，已经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我和医务人员日夜守护，积极抢救治疗，终于使他转危为安。
8月，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我部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在同蒲铁路北段全线出击，同时破击汾阳至离石公路。随后又转入反“扫荡”作战。我带卫生部及医护人员随独立第2旅行动。
行前，每个人发了几斤炒熟了的黑豆当干粮。在赤日炎炎的酷暑，奔波于抢救战场。饿了吃一把炒黑豆，有时连凉水也喝不上。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背负肩扛，争分夺秒地把伤员抢运下火线。
我曾赋《满江红》 一首，记述当时的情景：
立马雁门，长风起、渊渊伐鼓。怒眦裂，岛夷小丑，横池耀武。锦绣江山遭践踏，炎黄族裔茹荼苦。莫逡巡，迈步挺前方，雄歌赋。
金瓯缺，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剿绝天骄腾彩岫，铲除僭逆清妖雾。战旗红、神陆晓风吹，春光煦。
战斗一结束，卫生部的各个医疗机构抓紧时间对伤员进行整复、治疗。我们日夜忙碌的医护人员，就靠炒黑豆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实施残暴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企图毁灭根据地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到牛羊鸡猪，用的农具，均成了侵略者毁灭的对象，使根据地军民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此，我经贺、关首长同意，在兴县黑峪口、碧村先后两次召开军区卫生干部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研究医疗卫生工作任务和解决困难的办法。
会后，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作战的需要，我们把手术队和中心医院合并，命名为和平医院，设于贺家川。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新修了一些窑洞，设立了外科、内科、儿科、妇产科，并修建了手术室。在南部的临县青塘，又设立了一所民众医院。
为让战场救护及时、有效，我们沿黄河两岸建立了5个直属卫生部的医疗所，留第5所为机动，其他4个所分别设于柴园沟、魏家滩、万红峪、刘家村等地。这样，反“扫荡”作战和百团大战下来的伤病员，基本上得以收治。
各军分区和主力部队还按照卫生部的要求，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和医疗所。另外，从偏关、保德到佳县，沿黄河数百里，设置了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重伤员抬下来后经过紧急抢救，伤势趋于稳定时即可西渡黄河，到后方医院治疗，这就大大提高了治愈率。
为了解决药品困难和医疗器材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在卫生部和伤员中进行动员，将个人手中1元、2元的津贴集中起来，借给卫生部使用，并登记清楚，日后再还。
搞到一批经费后，我将孟德利、吴业家两位红军老战士以及于松友、张炳钧等几位善于管理经营的同志调到卫生部担任采购员，通过各种渠道，用黄金、白银购买当时紧缺的麻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其他医疗器材。
另外，还通过敌占区的爱国人士、爱国商人以及中西医药人员，帮我们购买了一些药品。
由于伤病员多，药品需要量大，而经费紧张，仅靠购买药品器械难以保障战场医疗救护的需求。为此，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办厂动手制作。卫生部首先在盘塘办了一家制药厂，派许允安任厂长，全厂开办时只有6个人。
我们请当地名医议定配方，将采集来的中草药，用锅、罐、盆、铁碾、石磨，制成膏、丹、丸、散等中成药，大受部队欢迎。于是，我又组织力量，进一步扩大了制药厂，修建了10余间厂房，添置了压片机、压水机、压棉床、干燥箱、升华炉等设备。人员陆续增加到60多人，厂部下设制造股、材料股、采药队、采购组等，使药厂初具规模。
药厂除了生产十几种中成药外，还相继生产出部分西药片、针剂，以及精制纱棉：脱脂棉、石膏、绷带、肥皂等。
古人云：“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我们不少医护人员不仅身经百战，有一定的医疗技术，而且多次负伤，岂止“三折”?
大家总结经验，集思广益，又广采民间偏方、验方，制成的药品疗效显著,各部队医疗单位争相要货，还往延安送了一些。
后来，军区卫生部还建立了卫生实验所，由李志中、姜恒明等负责，研制了破伤风抗毒素、类毒素、牛痘疫苗等。战场厮杀，负伤的指战员受破伤风危害极大，地方上的天花传染病流行也很严重，这些抗毒素和疫苗的研制成功，对医治创伤，控制军队地方天花病传染，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3年，这个制药厂已生产了30000多斤各种药品及其他卫生用品，不仅满足了军区各部队的需要，到抗战胜利时，还有不少库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景是难以想象的。 一段时间内连黑豆面做的稀糊糊都喝不上，蔬菜、食盐更是难得。身强力壮的人都饿得难以忍受，伤病员的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决心搞生产自救。
我将黄启标调到卫生部任供给处主任，具体抓生产和生活供应。同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办起了供给合作社，建设小作坊，自己动手榨油、做豆腐、制粉条、腌咸菜、做甜酱，还派人到外地采购油、盐、海带及其他日用品，供给各医院、医疗所。
西北的冬天，地白风寒，冷气刺骨，伤病员身体虚弱，更难耐严冬折磨。为此，我派人购买了3艘大木船，从黄河上游运来煤炭，分送给各个医院，使伤病员能在冬天、早春睡上暖炕，这对他们的康复大有好处。
贺、关首长对伤病员关怀备至，总是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医疗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记得在1942年夏天，独立第2旅旅长贺炳炎率领一个团袭击了宁武山区日军的牧场，战斗胜利后，缴获了敌人50头奶牛。长期不见肉星的战士们高兴极了；有的同志满以为可以打打牙祭了。
贺龙知道后，吩咐说：“把奶牛统统给我送到卫生部贺彪那里，派人喂养起来，挤牛奶给伤员喝。”为此，我特意挑选了几个责任心强的同志，精心饲养奶牛，每天可产200斤鲜奶，解决了一批重伤员的喝奶问题。
在党中央和贺、关首长的领导下，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晋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1940年7月，经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介绍，我结识了在120师战斗剧社工作的陈凯同志。10月，经师政治部批准，我们在赵家川口的卫生部驻地结婚。
陈凯祖籍安徽肥西，原名窦守瑜，1920年生。1934年到天津求学，受她姐姐陈晶(共产党员)的影响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民先和妇女救国会组织。
1936年9月，经天津妇委书记张秀岩和陈晶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经天津地下党介绍更名陈凯赴晋察冀军区，5月到120师战斗剧社。
1941年与陈凯在陕西省神木县盘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