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获苏联间谍案
1972年6月，从境外潜入的苏联间谍李洪枢被沈阳市公安局发现。李洪枢窜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时被县公安局捕获。
这个间谍是苏联情报机构派遣进入我国的。
经过周总理批准，成立了李洪枢专案组。我担任组长。 总参三部副部长梁毅、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为副组长。 成员有公安部政保组副组长(原政保局副局长)刘坚夫、北 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公安部技侦组副组长路群、 总参三部三局副参谋长赵焕奎、公安部处长顾林昉、科长张 泰臣、北京市公安局科长王育瑛等。侦破的实际工作是刘坚 夫、顾林昉等操作的。
因为案情重大，采取的措施都由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 震和副组长于桑签署，有时也由李震和我签署上报。
专案组利用李洪枢展开反间谍工作，争取“逆用”,把 他反派出去。
李洪枢，黑龙江省人，1942年出生，吉林大学化学系毕 业生。1967年4月，李洪枢越境外逃苏联，被那里的情报机关录用。李洪枢从境外写信策动他的二哥李洪涛一家五口也越境外逃。
据李洪枢交代，1970年，他经历了苏联情报机关的审查 和能力检验，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训练搜集情报、收发 报、跟踪、英语、摄影、驾驶、射击、格斗、泅渡、滑雪、 医护等各种技能。还给外逃的二哥安置在反华电台工作。李 洪枢越境潜入时，有专人护送到我国边境。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公安机关能够捕 获李洪枢，这明显反映了我们专业部门仍然拥有强大的群众 基础和技能，也保持了一度曾被砸烂的上下协作、行动一致 的传统。
从捕获李洪枢到破案共约19个月。在我掌管期间，写过 二十多次请示报告。周总理听过三次汇报，详细地询问细 节。而我们在方针、政策以至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上都得到 周密明确的指导。
1972年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 李震、我、刘坚夫、赵焕奎等，询问李洪枢案件的进展情 况。
李震要我汇报，当讲到李洪枢是由苏联情报机关护送到 新疆布尔津某生产建设兵团招待所时，周总理问：苏特进来 都是有人护送吗?
我回答说：根据已知材料，有些是有人护 送的，新疆边境线长，空隙大，漏洞多，特务潜出潜入的口 子多。从1968年以来，已抓住特务40个，黑龙江抓住30 个。这些抓到的特务大多是碰上的，事前没有情报反映。周 总理点了点头。
在总理面前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我心目 中没有丝毫贬损公安工作之意。总理表示理解。后来，在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指责我污蔑 侦察工作。这种指责既是无知也很可笑。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保工作是谢富治“砸烂公、检、 法”的重点，很多骨干都被关进了监狱。侦察业务被谢富治 当成搞“小点子”而受到严重摧残。
李洪枢潜入的过程并不算很神秘。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入境。6月23日李到沈阳市某工 厂找人。厂里24日就向市公安局报告了，反映有个人到工厂 来找寻一个干部，形迹可疑。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干部保持 着可贵的警惕性，情况反映迅速准确。
李洪枢找到的这个干 部，原来是李洪枢的密友。李外逃前曾在这个干部家里藏匿 多日，这个干部还曾资助李路费。沈阳市公安局注意了这些 可疑迹象。
在调查中，侦察人员让知情的群众辨认照片， 一 致认定这个人就是李洪枢。但这时李洪枢已经离开了沈阳， 去向不明。辽宁省公安机关给黑龙江、吉林、山西等地通报 了情况，要求协助监控。
长春市公安局立即进行了清查。对车站前的工农兵旅店 从一层查到了三层，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可是，李洪枢恰恰 住在这个旅店的四层楼上，因而漏掉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机关对李洪枢的老家布置了监 控。6月29日上午，宁安县东站出现了李洪枢，由他的堂妹 带回家里落脚。这时，宁安县公安局果断地逮捕了李洪枢。
在审问中，李洪枢供出，在住宿的旅馆里，放置有一个纸 盒，装有一管牙膏， 一本新华字典， 一本小学生用的算草 本，一小盒驱虫灵药丸，人民币500元。
李洪枢做贼心虚， 一接触，就承认了自己是潜伏进来的特务。我们也迅速查出 李洪枢携带的密写纸、显影药、微型放大镜，以及接收间谍 电台盲发密电的联络时间表、 一次性密码等特务活动的物 证，证据确凿。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工作的传家宝。任何时 候都不可忘记。
7月1日，李洪枢被押送到北京，由公安部监护。
李洪枢在惊魂未定中，口供出现反复，半真半假地编了潜入的路线、过程和任务。开始时，编造假名字。后来才承认是越境逃苏的李洪枢。
李洪枢供称，外逃后，被带到“一个地方”接受训练， 这是情报机关专门为训练间谍假设的组织。李洪枢故意散布 一些含混不清的疑点，隐瞒了一些重要情节。
在李洪枢案件中，我们成功地使用了各种侦察手段和技 术手段。无可争辩的事实粉碎了对于隐蔽斗争的无理指责， 粉碎了对公安机关“资敌、通敌、养敌”的污蔑。
李洪枢案于1974年1月15日破案。随后，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
编者补注：
双面间谍-李洪枢
1972年6月，新疆边防部队在巡逻的时候，在国境线上我方一侧发现了一个刚吃过的食品空罐，这引起了公安机关的警觉，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名非法入境的苏联间谍留下的，于是立刻向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通报情况，在各地的旅馆、饭店、交通站注意盘查从苏联潜入的间谍。
1972年6月29日，公安机关果然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抓捕了一名可疑人员，经过审问得知此人名叫李洪枢，三十岁，黑龙江省双鸭山人，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在1967年的时候，偷偷翻越国境线，跑到了苏联，大约在1970年的时候游荡到了莫斯科附近，被当地克格勃人员俘虏，
像李洪枢这种偷渡人员一般只有三种可能，一是遣返回国，这部分人大多是毫无利用价值，第二是收留定居，这部分人一般是带有俄罗斯血统的混血儿或者是我地方的党政干部，第三就是充当间谍了，苏联方面会对他们进行一些特务技能的培训，比如野外生存、收发报、射击、格斗等等，然后再将他们送回中国潜伏起来，伺机进行间谍活动。
李洪枢在接受了两年的间谍培训后，在6月5日由苏联送至新疆布尔津入境，那个被发现的食品空罐头正是他丢弃的，无论是苏联间谍机关还是李洪枢本人都没有想到在他被派遣回国的20天后被秘密逮捕了，不过对于李洪枢的判罚问题当时还有一些争议。按照李洪枢自己的说法，他当年之所以偷渡到苏联，那是因为自己的哥哥、嫂子，小侄子都去了苏联，自己去苏联是探亲行为，并不是叛国，而自己当间谍也不是心甘情愿，是受了苏联方面的威胁，苏联间谍机构逮捕了自己的哥哥，并以他为人质要挟自己替他们从事间谍行为，如果不答应，那就会猝处死他的哥哥。
按理说李洪枢的情况并不算是主观叛国，但是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国内偷渡情况很严重，有些人是在国内触犯了法律的，有些人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遭到歧视迫害的，还有些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一般在南方都逃往香港或缅甸，在北方或者西部则逃往前苏联，不过不管什么原因，逃往哪儿，只要逮到一律按照叛国罪进行处罚。最后公安机关考虑到李洪枢被捕的消息，苏联方面并不知情，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他戴罪立功，对苏联的间谍进行诱捕。
鉴于此次的逮捕行动十分隐秘，苏联方面并不知情，我方决定利用李洪枢来诱捕苏联间谍。不过最开始李洪枢并不配合，并不承认自己犯罪，既然没犯罪，那何来的戴罪立功呢？所以对于专案组人员的问话，他不理不睬，以沉默应对，不过对于这种情况，专案组并不气馁，也没有采用强硬手段，而是采取了感化政策。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作案组人员一直同李洪枢生活在一起，陪他吃，陪他玩，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在思想上开导他，就这样李洪枢在思想上慢慢的产生了转变。从沉默寡言到与大家打成一片，最后也不再抗拒认罪，承认了自己背叛祖国，充当苏联间谍的事实，并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忏悔，表示愿意配合我们实施反间碟计划。
已经成功的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帮助李洪枢取得苏联方面的信任，专案组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将一些重要情报交给了李洪枢，让他发给苏联特务机构，这些情报有着很严格的时效性，比如谁谁谁要当国防部长，这件事儿三天后，报纸上就能看到，让李洪枢提前三天发给苏联，既可以反映出李洪枢的工作能力，又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当然也不能全是这种消息，还包括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信息，比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一个土包，疑似是军事设施或者什么基地之类的信息，反正真真假假的信息发了一大堆，以此来迷惑苏联。
接下来，专案组又将李洪枢带往了黑龙江的甘南县，营造李洪枢行动自如的假象，当时专案组对于这个行动还是有些分歧的，因为甘南县离苏联边境很近，路上还要防止李洪枢逃跑或者其它什么变故，所以危险性很高，并且如果前面的情况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那这一次也不过就是白跑一趟。
不过最后专案组还是决定演戏演全套，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好在大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苏联间谍机构真的上钩了，他们主动的联系了李洪枢，并告诉他在香山附近为他准备了电台和特务经费，埋在了地下做了标识，让他自己去取，在专案组的坚持下，李洪枢来到了香山附近，成功地找到了埋藏物品的地点，经过简单的挖掘后取出一个水泥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部电台和1000元人民币。
计划取得了进展，专案组都很高兴，但是就在这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洪枢趁着警方不注意逃跑了，这下专案组可吓坏了，李洪枢要是逃跑期间联系了苏联方面，那么前面的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其实专案组猜对了，李洪枢在逃跑期间，真的给苏联大使馆打了一个求救电话，可惜的是苏联方面并没有重视这个电话，反而以为是谁打得恶作剧电话，如果当时苏联方面因为这个电话采取了行动，那可能故事的结局就会改变，李洪枢的人生也会完完全全地走向另一个方向。
不过人生没有如果，几天后李洪枢在郊区附近偷挖地瓜吃，结果被当地的老乡直接逮住送到了派出所，就这样又落入了公安机关的手中，这次公安机关对李洪枢进行了强烈批评教育，让他意识到如果再不真心悔过，配合警方行动，那么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行动里，李洪枢变得主动了起来，他不断配合警方将一些消息通过电台发给苏联方面取得苏联的信任，同时提出想要与苏联间谍人员见面的要求，给专案组抓捕苏联间谍制造机会，最终苏联方面给李洪枢发来的指令，让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八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等，
收到到这条消息，专案组兴奋异常，大鱼终于上钩了，在向上级请示报告后，专案组决定布置最后的抓捕行动，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他们反复的去接头地点周围转悠，察看地形，最终专案组将破案力量分成了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是第一包围圈，是由民警和部分朝阳群众组织的保卫力量，中间的第二包围圈则是参与此案的侦查人员，最内层的第三包圈是全部由卫戍部队组成。
时间很快就到了1月15号，专案组成员提前就将西坝河一带秘密封锁了，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喂了酒醉倒了，塞到床底下，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苏联间谍自投罗网，可是时间来到了09:30，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09:40了，还是不见动静，专案组人员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难道敌人发现了什么吗？
到了09:45，终于外围的第一包围圈打出一颗信号弹，这意味着敌人已经进入了包围圈，专案组人员的心终于落了地。
只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的开进了包围圈，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蒙上了，显然是不想被人认出来，而当汽车停稳后，埋伏在周围的卫戍部队立刻就将汽车包围了起来，灯光全部打开，照的周围是令如白昼，连一只老鼠都逃不过包围圈，很快车上的五人被带了出来，
经过确认，五人分别是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阿珂洛索夫，警方还搜出了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等间谍用品，还有活动经费，这下可谓是人赃俱获证据确凿了。
左边是苏联的情报人员，右边是李洪枢
不过人虽然抓到了，事情却才刚刚开始。在将苏联大使馆五名间谍抓捕归案的同时，我国外交部紧急通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让他们做好应急准备，防止对方报复。接着好戏开始了，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阿珂洛索夫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刻驱逐出境。
外交部果然没有猜错，苏联的报复紧随而来，1月19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关恒广，本打算乘火车回国，可就在火车途经伊尔库斯克的时候，突然上来了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在的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直接带走，接着就把关恒广从伊尔库斯科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限期离开莫斯科，
当关恒广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刘大使亲自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了关恒广胸前，并当着苏联和各国记者的面慷慨陈词的发表了讲话。讲话中，他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这段讲话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轰动。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名震一时的苏联克格勃会败给我们。
这也为很多之前受过克格勃迫害的国家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一时间众多国家纷纷开始驱逐苏联特务，导致苏联的克格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萎靡不振，根本不敢从事任何的间谍活动，
与此同时我国周总理亲自表彰了在此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案组成员，当然也包括了戴罪立功的李洪枢，为了保护李洪枢，周总理还亲自安排人为李洪枢更换了名字和身份，让他可以重新开始正常人的生活，此后的李洪枢以另外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娶妻生女，一直安安稳稳地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