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锄奸工作
1941年1月4日至14日，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袭击我新四军。
1941年初，邓政委找我谈话，要调动我的工作。邓说， 有两个工作由你来选择：
一是到师直属队去当党总支书记， 另一个是到政治部锄奸部(后改称保卫部)去。有什么意 见，同蔡树藩主任谈。
邓政委说，你聪明、能干，但不要搞自由主义。那时， 一些年轻人，包括我，对某些鸡毛蒜皮的事，说长道短。这 件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邓小平的这一忠告，我记忆犹新。
蔡主任要我到锄奸部去。我随即到锄奸部报到。锄奸部 驻在离赤岸二里路的王堡村。
我在刘、邓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体验部队生活，学习我 党我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不顾身、流血牺牲的革命 精神。
从1941年1月开始，我做锄奸保卫工作。从此成了我的终生职业。
我的入门师长、锄奸部长卜盛光给我谈话，第一句话是 “进了锄奸部，要守口如瓶”。以后，他不断给我灌输对保卫 工作的重要性和机密性的认识。卜盛光是江西老红军，很钻 研保卫业务，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
锄奸部受蔡树藩领导。 一二九师师部设立锄奸委员会， 邓小平任书记，统管这条战线的重大问题。锄委会的成员包 括几位师首长和锄奸部长。
锄奸部分三个科：
一科是侦察科，主管部队内部的工 作，重点审查干部，科长吴杰，副科长是我；
二科是教育科，科长陈广文，副科长杨怀珠兼侦察队长，副队长何长群；
三科是预审科，科长宋烈，副科长赵震寰。
1942年，吴杰调到太岳军区任锄奸部长。此后，我主持 一科工作。1943年，杨怀珠调回延安，宋烈调太岳区任公安局长。吴格成任副部长。
这时，锄奸部有我、赵震寰、何长 群、尚景禄、张若千、白均、郭富安、晋劲敏、王修竹、霍 宝山、张一明、郭恩庆、徐书凯、崔永明、张允文等。
在这 几年，还结识了刘明辉、秦传厚、杨天宝、王艮山、佘积 德、曾宪池、张静、闫定础、万晓塘等老保卫干部。
1941年，在河北涉县王堡村。前排左起：武强、吴杰、郭富安；后排左 起：刘复之、李子英、白均。(梁家焯摄)
锄奸人员守则
我保存了一本1941年的工作笔记，记录了八路军野战政 治部锄奸部规定的锄奸人员守则如下：
锄奸人员是以智力与敌人奸细作斗争的，因此，锄奸人员应具备下列素质，遵守下列守则。
(一)锄奸工作是党的自觉的、最负责任的工作之一。 锄奸人员应绝对忠实于党，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冤屈一个同 志，为党为革命服务不辞劳苦，违背这个原则，便是锄奸人 员的极大罪恶。
(二)锄奸人员只有特殊的责任，没有也不应要求特殊 的权利；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地位。锄奸人员应与 军队各方面的干部及党员亲密团结一致，打成一片，对敌人 奸细要圆滑，对自己同志要诚恳。
(三)锄奸人员应当沉着冷静，虚心老练，切忌自夸本 领，高谈阔论，神气十足，并且不应张皇失措。
(四)锄奸人员的工作作风，应当具体、客观、彻底、 慎 重 。
(五)锄奸人员应当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一般的、政治 的和特殊的知识和技能，锄奸人员没有足够的知识，在与敌 人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一定会失败。
(六)锄奸人员的纪律：严守秘密，不得将有关工作的 事情作为谈论的材料；服从组织，不得违犯命令。
锄奸人员 应服从政委、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不得藉口服从锄委会而要 求脱离政治机关及其主任之领导与监督；
忠于职务，不得无 故提新要求；严守党的立场，未经组织许可，不得改换工 作，或利用特殊工作做有关于反党的言论行动，未经许可不 能加入其他政党及政治团体；
尊重党的道德，不得以公济 私，不得在锄奸工作中弄钱和贪污腐化，锄奸人员如破坏纪 律，应就地给以指斥与处分，不应姑息坐视，令其错误之增 长 。
清除神秘主义影响
1942年，按照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讲话精 神，师锄奸部把部队内部发展的“十人团”、“三人团”之类 秘密组员(后来叫特情)整改为“工作网”。这项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起了清除神秘主义影响的作用。
1942年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华北全军保卫工 作会议。野政驻扎于辽县(左权县)下麻田村，会议在邻近 的云头底村召开。我随卜盛光参加了会议。
野政锄奸部长杨奇清主持会议。野政主任罗瑞卿在报告 中突出批判福尔摩斯神秘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以后 找书看了，这是传播神秘主义、宣传技术唯上的，书里有许 多糊弄人的意味。保卫工作、侦察工作、情报工作都是有秘 密的，有很多事是绝对秘密的，也是有技术的，但这与搞神 神秘秘有严格区别。从这以后，部队内部的“十人团”、“工 作网”这种情报组织撤销了。保卫工作强调依靠群众。
在云头底村的会议上，我认识了野政锄奸部的刘秉琳、 张一泉、李广祥、田平、刘野萍、傅岩、肖冰、冀中军区政 治部副主任兼锄奸部长卓雄等。晋察冀锄奸部长余光文派代 表王义来参加会议，送给与会的人各一双好布鞋。
反对刑讯逼供
师锄奸部一科负责审查内部有嫌疑的人。审查案子的过程和手段都比较单一，基本上依靠本人的交代去判断是非 真 伪 。
对待来历不明的人几乎只能根据客观形势和本人交代来 分析判断是好人还是伪装的敌人，没有条件从容不迫去做调 查取证工作。
对待被俘跑回来的人，基本上依靠政策教育，消除顾 虑，动员讲实话，然后根据本人的坦白作结论。人还是要使 用的，给人“存疑”、“留尾巴”的事极少，不轻易拘捕人。
战争环境中部队行动多变，流动性大，在紧急状态下， 有些案件不得不作断然处理，以保卫部队的安全。
我党我军一贯反对逼供信，反对刑讯逼供。我初进锄奸 部时曾动过一次刑，审问通敌的汉奸。他很顽固，死不交代 事实，我叫警卫员把他吊到屋梁上，只让大脚趾刚挨着地， 顷刻大汗淋漓。这个办法是错误的。至今记忆犹新，起了长 久自省的教育作用。
办案必须重证据，不重口供。刑讯逼供违纪违法，逼出 来的口供，真假难辨，信与不信都难办，害人害己。因此， 对刑讯逼供，必须坚决反，长期反。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 命”中，逼供信大为盛行，有些人花样翻新搞逼供信，比如 搞“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是极端错误的。 逼供信务必反，坚决反。
四起案件
在锄奸部近三年，我经办过一些案件，印象较深的如：
庞炳勋部两个青年投奔八路军案——1941年，太行四分区即今山西壶关、平顺、潞城地区， 锄奸科科长佘积德派人押送来两名待审查的特嫌。这两个青年 从庞炳勋部跑过来，“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他们自述入伍 前都是高中学生，二十多岁。庞炳勋是出名的国民党反共人 物，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经常搞摩擦，与我军和根据地形 成军事、政治的全面对峙，关系紧张。这两个青年冒险越过封 锁线，投奔八路军根据地，言谈十分进步，因而显得很可疑。 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和最后拘押审问，始终得不到真实的材料 来证明他们是真追求进步、诚心抗日，还是被派遣打进我军搞 破坏的。后一种情况曾经不断地发生过。经过研究，认为从庞 炳勋部突然冒险跑来投奔革命，这种可能性极小，伪装进步打 进来，潜伏下来伺机搞破坏的嫌疑极大。但是，一下又弄不清 楚。正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锄奸部事先报经师锄奸委员 会批准，随预审科行动，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突然叫喊，向 日寇暴露我军目标而依军法处理了。
李世奎被俘案——
李世奎，老红军，二分区锄奸科长，在山西寿阳、昔 阳、平定一带活动，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俘虏，关押于阳泉 煤矿当劳工，后与分区被俘的战士三人一起脱逃回来。我们 配合组织部进行审查，没有发现可疑问题。本人申明被俘后 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被敌人察觉。李世奎的形象确 像一个老粗。以后，部里决定对他“释疑”了，不怀疑了。 按照本人的交代作了结论。正好碰上1942年5月反扫荡，李 世奎随我和杨天保这个小组突围，我们派他当尖兵，表现勇 敢坚定。全国解放后，李世奎任武汉军区保卫部长、后勤部 政委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来向我调查，我证明李 世奎被俘跑回没有问题。
宣传队三个女青年被俘案 ——
这三个女青年是师政治部宣传队的队员，在1942年反扫 荡中被俘，第二年被放回。经审查，在被俘期间，日寇强迫她 们在根据地周围进行了反共活动，替汉奸组织新民会表演文艺 节目，宣传“皇道乐土”等。后来日寇释放了她们，布置回 根据地后进行破坏活动的任务。在审查中，她们坦白交代了在 敌区的活动和被放回的情况，态度老实。实际上，日寇把她们 的活动也登了报、上了广播，她们不能也不敢隐瞒。经研究并 报锄奸部领导批准，给分配了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察。 一位 留在宣传队； 一位分配到太岳区；一位送回延安。我们这样处 理是正确的。不料，在1943年至1944年的“抢救运动”中， 送回到延安的这位女青年竟被康生当做典型，迫她到处作 “坦白报告”,并印成了小册子。我在太行山麻田八路军总部 看到过印刷材料。历史证明这三位都是好同志。
日特平田投诚案——
日寇太原部队的“对共调查班”一个特务，叫平田，日 本人。1942年反扫荡之后；在对敌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 突然发生日特平田“弃暗投明”案件。平田被转解到师锄奸 部。他自称是自动跑到根据地来向我军投诚的。部领导责成 一科进行审查。我和白均对平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查， 采取生活优待、思想放松等方法，又选派一位懂日语的干部 和他生活在一起，让他自然地暴露真实面目。经过几个月的 考察，既没有发现平田思想变化上的矛盾，也不能作出肯定 没有问题的结论。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对他实行了拘留审 查，同样没有取得任何确切的正面或反面的证据。在一次日 寇扫荡前夕，跟他讲明政策以后，把他押送到延安后方去审 查 了 。
难忘的一九四二年反扫荡
1942年，太行山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的 扫荡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频繁进行。
这年5月，日寇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我们根据地针锋相 对地进行了反扫荡。
奋起抗击，分路突围
敌军分进合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北 方局机关、 一二九师师部首脑部位。
凶残的日寇推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杀光、烧 光、抢光。
5月12日，刘师长率直属队从涉县驻地赤岸村向南 转移。
5月21日，我在师政治部随队转移至赤岸以南的会 里村。
5月24日，到林县境内，司令部驻合漳村，这是浊漳、 清漳两河合流的地方。政治部紧挨司令部驻固新村，休整 待 命 。
5月25日，日寇从长治、武乡、辽县向东，从武安向西 分进合击，构成对窑门口、南艾铺、青塔、偏城地区的合围 圈。日伪军以南艾铺的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北方局党 校等为中心目标，进行所谓“铁壁合围”。敌人以猛烈炮火 并配合飞机轮番轰炸。
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指挥下，我军奋起抗 击。同时，机关人员分路奋力突围。
我八路军总部突出了重围，取得了胜利，但也遭受了巨 大损失。在指挥突围中，左权参谋长不幸光荣牺牲，英勇壮 烈。这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一位名将。师政治部驻在 固新村时，我见到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中突围出来的徐启 文、钟枫等老保卫干部，他们描述了实况。我们在这个村子 里驻扎了几天，还到漳河里游泳，宣传部王敏昭差点溺水。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我参加了在涉县索 堡山坡上召开的纪念左权大会。在那里修建了左权将军纪念 碑。以后移灵至邯郸烈士公墓。
6月8日，我一二九师师直属队在刘伯承和李达、蔡树 藩指挥下，机关实行战斗化，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刘师长、 李达参谋长率领前梯队，指挥反扫荡。从锄奸部抽调侦察员 去当尖兵。我所在的政治部归后梯队，由蔡树藩率领突围。 此前，师政委邓小平已到太岳军区领导反扫荡。
6月9日凌晨，在涉县至黎城的战场上， 一万余名日军 组成梳篦队形，由北向南推进，妄图围歼我师部于涉县南部 山区黄坝坪一带，捕捉我师指挥机关人员。
下午1时，我们转移突围的方向是由东南折回西北，经过 林县、涉县、黎城三县的接合部的高山地区，穿过黎城响堂铺 至东阳关敌军据点之间的神头村一带突围，越过日寇控制的邯 长(邯郸至长治)公路，进入黎城县西北地区。
为了缩小目标，前后梯队拉大距离。部队一连翻过几道 山梁，进入涉县与黎城县交界的云屏乡山上。山势崎岖陡 峭，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各单位前后很难联络，牲口和 其他一些辎重丢失了不少。
半夜时分，当我坐在高坡上休息时，偶然看见身旁蜷缩 着一位老人。定神细看是太行联办主任杨秀峰。他身边有警 卫员在保卫。我没惊动他而继续行进，这一次偶遇留下了极 深的记忆。
6月10日，天气晴朗，阳光灼热，部队行进在突围的大 山上。午后，正在翻越一个山梁，突然响起一阵排子枪声， 被侧面的一股敌军发现了，我们又退回到山沟里，翻越另外 一个山头。我看到宣传部长朱光骑着白马在爬坡，目标暴 露，真替他担心。队伍在山间像拉锯一样来回翻腾，加上一 天一夜没有好生喘息，口渴难忍。在行进中的山沟里发现有 股小泉水，有的人挤着去捧口水润润喉咙，有的人在地上 人、马踩过的小水坑里捧点脏水解渴。
天色渐渐黄昏，经过一个晚上和整天的行动，虽属年轻 力壮的人，也感觉极为疲劳了。敌情不明，地形不清楚。为 了减轻负担，我只背了一支盒子枪，腰上扎了条小床单，一 双备用布鞋也嫌累赘而扔掉了。
黄昏，政治部几十个人聚拢在山坡上，蔡树藩主任站在 队前讲话。他下令队伍编为几个组，立即分散突围。蔡说： 突围的方向是黎城西北南委泉村一带，以小组为单位行动，
你们自己指挥了。蔡宣布编组名单，我同杨天保、李世奎、 王敏昭等编在一个组，十来个人。蔡指定杨天宝当组长，我 当副组长。杨天保是四川籍老红军，时任太行二分区锄奸科 长，来师部汇报工作碰上大扫荡，随政治部行动。我们小组 当即选择了一条半山腰的羊肠小道，由东向西突围，能见度 极差，没有路，摸索着前进。
午夜，偶然碰到一个空羊圈，发现有个深水窖。真巧， 有人还带着搪瓷缸子，于是用绑带接成长长的绳索，吊着缸 子往上提水，大家喝了个够。
小组商定让李世奎当尖兵，我把二十响的盒子枪给了 他。他沿着去黎城宋家庄的方向，探听有没有敌情。李世奎 富有战斗经验，很快查明敌人已撤出宋家庄。
6月11日拂晓，我们从敌人梳篦队形的缝隙中突围出 来，没有和敌人遭遇，没有伤亡，通过黎城响堂铺以北的地 方，到达北社村。
刘师长率领的前梯队与我们后梯队一度失去联系，过后 有人告诉我，刘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登上山头，察看地形，十 分关切后梯队几百人的处境。
6月13日，我们从北社村转移到预定的黎城南委泉村 休 整 。
在这次反扫荡中，司令部刘贤润科长在与敌人遭遇时光 荣牺牲。政治部总务处一位女同志失足堕崖身死。反扫荡胜 利结束，大家欢聚一起，十分激动，都为刘师长的准确判 断、指挥若定、热爱部属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在反扫荡中，锄奸部一科干部郭富安在二分区牺牲。晋 劲敏在四分区与敌人遭遇，腿部负伤被俘，经过抢救回到 部 队 。
我们的队伍是无比英勇坚强的。政治部宣传部有个胖子 叫王南，北京大学学生，很有名气，常给司政机关人员上 课，他艰难地长行军，实在走不动了，坐在一棵大树下不走 了。在树上刻下“王南死于此树下”七个字，准备壮烈牺 牲。但没有遭遇敌人。他这种献身精神为大家乐道和深受尊 敬。解放后，王南在人民大学任教。
也有个别人吃不了苦而打了退堂鼓。反扫荡之后，政治 部休整，分组座谈，有一个人突然发言：“我不干了，到哪 里不能抗日?天天‘游而不击',腿都走断了。我要回大后 方去，那里照样抗战。”我参加批评和劝说，但他顽固地坚 持立场，要求离队，离开根据地，还说：“我回大后方去， 可以当党外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把他挽留住，政治部领 导还发给他路费让走了。
刘师长风趣地说，在反扫荡中，我们像背着一筐电灯泡 那样，不能和敌人硬碰。机关干部很宝贵，但不能拿去打 仗。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跟着刘师长一定能取得 胜 利 。
几次独立行动
1942年，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的两年”, 我听了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报告。不久，蔡树藩要我去 太行五分区政治部传达这个精神。五分区驻在漳河下游涉县 与林县之间的西达城村，离王堡六十华里。我完成了任务， 并受到分区保卫科长曾宪池、政治部主任李开湘的接待，见 到分区司令皮定钧和政委王维纲。蔡树藩很放手让年轻人工 作 。
在反扫荡中，还有几次独立行动，值得回味。
1941年夏，按锄奸部分工我到四分区参加反扫荡。我从 涉县出发，沿着晋、冀、豫边境的太行山东侧向南行进，穿 过平顺、壶关之间的浊漳河峡谷地带，爬上陡峭的叫“狼 蹄”的山口，沿着石级翻过虹梯关，到达四分区，见到锄奸 科长佘积德。五十多年以后，我重回林县固县镇，探询当年 走过的路线，村里已没有人知道这条小道了。
1943年我从王堡出发到三分区，越过黎城、武乡之间的 小窝铺山岭，坐下休息，远处看见杨奇清和李广祥走来，他 们是回延安去的。杨部长有警卫员，有匹骡子跟着，李广祥 随后背个小包袱。我们在这里见面，实在难得，都很高兴。 稍事休息，杨部长要了我的手表，而后各自上路。
因敌人分割，武乡县划为两个县。我从武东县到武西 县，在前进的路上，必须通过宽阔的清漳河沙滩，而河的西 岸路口有日伪据点把守。我别无选择了。请了一位老乡当向 导带路，在黄昏时刻，快速通过封锁线。我做好了准备，就 是敌人开火也坚决通过去。奇怪的是敌人并没有放枪。.
1943年5月，我到达山西祁县的东山地区独立营所在 地，在营部住了几天。营部坐落在漫山遍野的丁香花丛中， 山岗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松树。差不多每日都吃香椿干拌的 稠饭。每天晚上，都听着呼啸的松涛。我们住在羊圈上，整 天刺耳的羊芈声，喧闹不停。
晚上，独立营对日伪军据点子洪口实施破击战。特派员 燕登钾和我在一起，随队参与破坏铁路，掀翻铁轨的行动。 营长把我安排在机枪班阵地上，因为我是上级机关来的，他 认为那里安全一点，机枪班准备用火力掩护破路部队。部队
在距离据点百米左右的地方掀铁轨，出乎意料，敌人又一枪 不发。后来明白了，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处处失利，侵略战 线太长，在华北的侵略活动不断受到我八路军的打击，锐气 大减，接近日落西山了。
我们在祁县活动，可以望见西山下茫茫的晋中平原，但 独立营还不能贸然下山去活动。
在对敌斗争中，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反扫荡作战中，队伍 壮大了，民兵发展了，解放区的面积扩大，人口增长了。形 势发展十分清楚，我们都充满胜利信心。
在同困难斗争中成长
1941年至1943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经历破击作战、 反扫荡、日寇封锁，同旱灾、蝗灾作斗争，克服了吃、穿、 用短缺的严重困难。
部队因地制宜开展生产劳动，自力更生。我连年参加在 黎城东阳关地区和辽县麻田山上的开荒劳动，种土豆、玉 米、西红柿、青菜，帮助群众抢种抢收，整修清漳河水渠； 利用一切工具扑打蝗虫，成片成片地消灭它，并把它带回食 堂烧烤着吃，味道还不错，只是有股虾腥味。我还多次参加 到三十里外的军粮集中地涉县西井村背粮。还用绑住裤腿一 头当做口袋的办法去背粮。
1940、1941年，我两次奉师政治部和边区政府的命令， 带着筹粮队十几个人到武南县敌占区筹粮。政治部民运部科 长陈孝、马芳庭另带两个队活动。这个称为“筹粮”的活 动，实际上是向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殷实人家借粮。被借粮的
对象和基层的两面政权表现都不错。这种政权由于地域关 系，一面得应付敌伪， 一面支援八路军。我们这个筹粮队得 到我基层政权的大力支持。每次筹粮， 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任 务，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当时乔国铨任武南县长。我和他 相识了，交往几十年不间断。解放后，他在天津医学院党委 书记任上逝世。
武安县被敌人分割了。我们成立了武安和武南两个抗日 县政府。武安县阳邑镇是根据地靠边沿地区的大集镇。这个 镇上有位女区长，工作出色。她边谈工作边卷起裤腿磕虱 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姓名却忘记了。
在1942、1943年，油、盐十分短缺，师政治部机关吃过 几个月的黑豆饭、野菜窝窝头、野菜掺小米的糊糊粥，也曾 用柿子揉和糠炒面做干粮。有些体质差的人病倒了，主要是 “打摆子”,即疟疾。政治部生产部长张克威，曾留学美国回 来，传播种植高产玉米“金皇后”和西红柿的技术，实用见 效，成绩显著。
战争中显现群威群胆，锻炼人的意志，锤炼人的体魄。 革命的人都是越来越勇敢，越来胆识越大。在队伍中，落伍 脱队只是极个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