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之4给刘伯承、邓小平当秘书

大肥肥文史说 2025-01-30 20:24:32

参加八路军

太行山抗日

1938年10月,我参加八路军,上了太行山。从此到了 抗日战争的敌后前线。

太行山有崇山峻岭,也有河谷平川,清漳、浊漳两条河 由西向东穿流而过,更有悠久的人文历史,还有著名的小 米、核桃和柿子,物产丰富多样。

太行山是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 一二九师在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以太行山为依托,迅速地建立了太 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抗日革命根据地。这是四个军 区,形成一个大战略区。

1938年冬,抗日的人民战争早已在这个拥有千万人口的 广大区域如火如荼地展开。

1938年10月中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没有结束,朱总 司令从延安动身回太行山区。朱总司令的第一段行程是到山 西省西南部吉县会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中央军委派了两辆大卡车护送朱总司令。离开延安的当天,我们在黄陵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经过宜川县,在壶口上游地段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的吉县境内。

我第一次渡黄河,强烈地感到黄河的雄奇和伟大。

在延安,我们高唱黄河,歌唱黄河哺育了坚强不屈、百 折不挠的中华民族,歌颂黄河集合了优秀的炎黄子孙,坚持 抗日战争。今天我走到了黄河跟前,黄河虽然已经进入枯水 期,黄色的浪涛仍汹涌澎湃,从壶口和龙王涎同时传来轰鸣 的吼声,雄壮激烈。

我们在一个小渡口上船渡河,这是龙王涎附近的叫岬针 滩的地方,河床狭窄,河水咆哮,气势磅礴。先遣人员已经 准备好了接送的木船,停靠在岸边,搭好了跳板。

朱总司令上了船,我们一行在船舱坐下,战士们将战马 连拉带推弄上了船。八九位熟练的船工,将船撑离岸边,接 近中流时,船身飞快往下冲荡,在急促的漩涡激流中船身摇 晃,战马紧张地趴在舱板上。船越过中流往东岸靠拢,全体 船工使劲划桨靠近浅滩。当船接近一米深的水位时,船工赤 身裸体迅速跳入河中,船头和船尾各有一帮人跟着号子声用 脊背有节奏地把船推近浅滩。这样,我们安稳地跨上跳板登 岸。这场紧张的拼搏,人的力量和机智与大自然进行了 较量。

阎锡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总司令有八 路军(同时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 双重身份。

阎锡山派出副官和马队来迎接。每六十华里处设有兵 站,当做我们宿营的招待所,招待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炒菜。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马,心里实在有些紧张。这匹马还 真老实,我踏上马镫子顺利地跨上了马,没有发生麻烦。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是吉县的一个小山村。 阎锡山退居这里以后,把这山村改名为“克难坡”。

朱总司令和阎锡山进行会谈。其间,我碰见过阎锡山, 个头矮小,额头贴着纱布,据说在日寇轰炸中受了轻伤。

会谈期间,阎锡山邀请朱总司令给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 练团作报告。朱总司令讲的题目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 新军问题》。

起初,朱总司令让我给他起草个讲话提纲,这可难住我 了。我从来没有写过提纲,不知怎么写。朱总司令亲切地 说:你就根据《解放》周刊上的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 摘个要点给我就可以了。朱总司令这么平易近人,宽厚对待 部属,出乎意料,使我感到异常温暖和敬佩。

朱总司令由阎锡山陪着,走上搭建的讲台。阎军高级将 领站立两侧迎候,几百位军官在会场上肃立着。朱总司令的 讲话,受到多次热烈掌声的欢迎。讲完话,阎锡山陪同朱总 司令从台阶走下来, 一群摄影人员抢镜头,快要走到地面时,不料阎锡山突然挥手,请朱总司令和他一起回到讲台 上,重新往下走。我给弄愣了,而后才醒悟过来,原来阎老 西在重新摆好姿态走下来,让再照一次相。这种做作,使我 感觉到有点怪异。

阎锡山是老牌封建军阀,多年独踞山西,称王称霸。这段亲历让我增长了见识。

会谈结束后,朱总司令沿着原路返回黄河渡口。阎锡山 派军官护送。我们过了黄河经宜川县到达黄陵,住了一宿。 第二天驱车进入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是离开 延安以后的第二站。在一年之间,我第二次来到西安。

朱总司令住在办事处机关隔壁的院子里。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随行人员都换上了新的军服。朱总司令笑着说“现在你是上尉了”。

我们依然坐着八路军的卡车。从西安出发,到了河南省 渑池县,北渡黄河,登上北岸的山西省平陆县。这是行程的 第三站。朱总司令将和卫立煌会谈。

1938年11月,离开西安时,从延安赶上来的八路军总 部秘书长朱光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接替周桓秘书长的工作。

朱光,广西博白人,参加过1927年的广州起义,是跟红 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在延安时,人们尊称他为几大 “才子”之一。

朱光随和友善,乐于助人,处事机敏,谈古 论今,口才流利,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是我的直接 领导。不久,我调到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司令部。朱光也调到 一二九师政治部当宣传部长。1942年,朱光奉命调冀南军区 任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朱光任广州市市长、国家对外文委 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在安徽省副省长任上被迫害 致死,深为惋惜。

周桓,辽宁省东沟县人,老红军,长征过来的干部。不 多久,他又从延安回到太行山野战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43 年秋天,周桓负责组织领导八路军前方总直属队的整风运 动,直接领导我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周桓在东北,先后担 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 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和东北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 迫害,身体受到摧残。1980年,到文化部任顾问。这次和周 桓、李田夫妇只见了一面,我随即调离文化部。

我们从西安出发上太行山,随行北上的还有老红军吴建 初、刘剑等。吴建初后任冀南一个军分区政委。建国后,刘 剑曾在公安部警卫局工作,曾任民族饭店党委书记。

我们途经临潼,顺道参观了骊山华清池,传说是唐玄宗 和杨贵妃沐浴的遗址。年久失修,浴池干涸,只见一片残垣 破 屋 。

朱总司令一行在平陆县上岸后,到达第二战区副司令长 官卫立煌的驻地。

卫立煌派了马队到黄河渡口迎接朱总司令。马队配置着 皮制马鞍,显得阔气一些。会谈以后,卫立煌请朱总司令给军官们作了报告。

我们离开卫立煌驻地,向晋东南腹地进发。朱总司令骑 马,朱光也骑马,罗舜初率领我们步行,沿着垣曲、阳城、 高平、长子这几个县的山间道路北上,目的地是屯留县故县 镇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

从平陆到屯留,每天走六十华里左右。经过两三天,我 的两条腿的功夫就练出来了。我穿着西安办事处发的军鞋, 鞋底较为光硬,脚板很快适应了。

朱总司令已年届五旬。第三天,经过马背上的颠簸,朱 总司令腰部有些不适,休息一夜没有恢复过来。朱光反映随 员对朱总司令的关心,出面请朱总司令坐担架,但是总司令 坚决不干,警卫员只好在马鞍子上垫上棉被,使骑坐时松软 一些。朱总司令要求按正常速度行进。

朱总司令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 海 里 。

第一次长行军,我的脚板不起泡。从此开始了“两条腿 走路”的战争生活。

我的老家是山区, 一抬头就望见山。山,我并不陌生, 但我根本没有爬过山,也根本没有想象过有这么雄伟的大 山,有这么多弯曲的小道,有这么多横断山谷。

在八年抗战中,我走了很多路,穿破了很多布鞋。我的身体并非很强 壮,但相当健康,没有患过病,只得过一次中耳炎。参加八 路军以来,给我配置有马,但几乎没有骑过。我小时候就喜 欢游泳。只要碰到有河流、水潭,就要去游泳。年长日久, 积累了在吉林小丰满、大连棒槌岛、厦门鼓浪屿, 一直到海 南岛大东海的游泳经历。

朱总司令一行,精悍隐蔽,目标极小,避开大道,只走 小路。沿途接触到很多群众,但人们搞不清楚在这小小的队 伍里有着名闻天下的朱德总司令。

一天,我们住宿在骡马大店里,清晨起来,隔壁院子里 人声嘈杂,一个老乡睡热炕中了煤气毒,口吐白沫,被抬到 院子里吸新鲜空气。朱总司令关切地询问情况。不多一会 儿,中毒的人醒过来了。我们才继续行进。走了五六天到达 总部驻地。

在垣曲、阳城的路上,朱总司令兴致勃勃地指着晋东南 一望无际的苍茫大地,满怀豪情地说,这些地方很快都会变 成抗日根据地,都是我们的了。这句话激励着我胸怀大志, 坚定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

1938年12月,我被编入总部秘书处。认识秘书处的两 位老秘书:金石刚、左漠野。

12月下旬,朱总司令找我谈话,他说: 一二九师刘伯承 师长要秘书,决定你去。这样,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不到 三个月,在八路军总部只有短短十多天功夫就调到八路军一 二九师司令部了。

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见到朱总司令。

1940年4月,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县北社村召开高干会 议。会议的后一段,邓小平政委叫我去做记录。正巧,朱总司令经过北社看望与会同志。

全国解放以后,1949年10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高级 干部会议,同年12月公安部召开华北五省、京津两市和山东 省公安厅局长会议,罗瑞卿部长都请朱老总到会讲话。

又过了10年,1960年夏天,我跟着公安部徐子荣副部 长去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朱总司令。进入宽敞的办公室,就 见朱总司令戴着花镜在办公桌前看文件。

在战争年月,朱老总的生活特别简单朴素。他总是穿着 那身与大家一样的棉军衣。在西安办事处还和战士打篮球。 有时见他随手脱下帽子擦汗,棉衣的领子、袖口和帽檐积了 一层锃亮的汗渍。朱总司令身上闪耀着无产阶级伟大战士的 浑厚、凝重光彩。

给刘伯承、邓小平当秘书

1938年12月初,八路军前方总部派通讯员送我到黎城 县一二九师师部。记得是北社村。早上动身,当晚到达,走 了六七十里路。

司令部队列科长刘贤润接待了我。刘科长是鄂豫皖的老 红军,忠厚敦实,性格泼辣,在1942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刘贤润当面把我交给队列股长李树藻照管。李树藻也是 老红军,原绥远省人,性格和善,工作认真细致。行军时我 编在队列股的序列中。

第二天,刘师长找我谈话,宣布我当秘书,告诉我部队 马上出发东进冀南。从此以后,司令部来了个“刘秘书”, 慢慢地被大伙熟悉了。

刘伯承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英 雄。他身材魁梧,腰扎皮带,绑腿整齐,仪表尊严,姿态庄 重。但说话和气,待人亲切,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几乎 和朱总司令没有区别,是我非常亲近和敬重的首长、长者。

夫人汪荣华,老红军,艰苦朴素,待人和善,深受人们 尊 敬 。

刘师长言谈风趣,富含哲理,他喜欢打比方来说明问题, 深入浅出。在批评上下行动不整齐的现象时,说像“鄂豫皖 的磨子,上动下不动”。批评发牢骚的现象时说,“人穷气大, 马瘦毛长”。

在1942年困难的日子里,发动机关人员自己动手 用猪鬃、竹片制作牙刷。刘师长说:唉呀,假如眉毛长在指头 上那该多好啊!在轻松愉快中使人们受到了教育。

李达参谋长很快同我谈了话。李达是参加宁都暴动的老 将军。他治军很严,很注意军容风纪,主张剃光头。

在一次 新年团拜会上,司政机关列队接受检阅。李参谋长发出口 令:立正,向后转,脱帽!

这使我感到突然,没想到他来一 手。他走过队列巡视,发现朱光蓄了发。突然冒出一句: 鬼!什么羊头狗头。“鬼”是他爱用的一句口头禅。

在师部东进冀南的行军中,我认识了政治部主任宋任 穷。这位红军中著名的将领,在军旅生活中,接近群众,摆 “龙门阵”,思想活跃。东进后,宋任穷留在冀南地区主持军 政工作,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政公署主任是杨 秀峰。他们坚持了艰苦的平原游击战争,创建了根据地。

东进期间,在刘、邓指挥下,冀南军民粉碎了日军控制 平原的计划,在威县香城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香城固 在威县以南,是个村落。

1939年2月,我主力一部进入这 里,对威县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实施伏 击,非常成功,击毙日寇大队长以下200余名,俘敌8名, 我军伤亡50人。这一仗是陈赓在一线直接指挥的。刘师长评 价很高,称是模范的“伏击战”。战斗打响时,我正在司令 部行军行列中,第一次听见抗日的枪声炮声,看见了我骑兵团威武的行进队列。

1941年,在河北涉县王堡村。

跟随师部“东进”是我第一次随大部队行军, 一次长 行军。从山西省黎城县出发,在河北省邢台、沙河县之间 穿越平汉铁路,经过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域,从河南省汤 阴地区返回太行山根据地。行军的节奏比我初上太行山时 快一些。作为一个新兵,受李树藻的指导和照顾。他向我 传授长行军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指点绑腿不要打得过紧, 鞋底要弄平展,鞋带要结实,宿营后务必弄热水烫脚,等 等。我已有行军的基础,这回时间虽长,走路这一关也顺 利地过来了。

行军时间最长的一天是在河北省沙河、邢台两县之间穿 越平汉铁路,我们从西向东穿过日军封锁线。这天下午3时 出发,傍晚就地休息,午夜快速通过封锁线。日伪军没敢出 来。当时,敌人还没有挖成护路的深壕沟。司令部越过铁路 向东偏北行动,到远离铁路八九十里的地方宿营,这天大约 走了一百华里出头。第二天上午9时许到达平乡与南宫两县 之间的地方休息。

在河北大平原上夜行军,连小石头子也碰不到。在行进 中几次发困,曾同前面的人碰撞。原地休息令传下来,坐在 地上就睡着了,伙伴推我并低声喊:走了!我马上惊醒跟着 上路。当时年轻,又没有背背包,所以没有吃什么苦头就适 应了军旅生活。

在行军途中,我同队列科徐参谋睡在一条炕上。徐是河 北人,北方大汉。一天,热炕烧过了头,我们起来卸下门板 铺在炕上,隔一隔热气。不一会儿,睡着了,但被哼哼的声 音弄醒了。

我问,怎么了?老徐答:耳朵里边痛。我不在意 又睡着了。

不久又听到哎哟的声音。我起来点亮了马灯,帮他察看一下,什么也没看到。我从扫炕的笤帚中折下一根细 小枝子,轻轻地往他的耳道口试探了一下,哎哟,真没有想 到带出了一只小蝎子。

“东进”前半段,我做了一些抄写工作。

宋任穷要我以刘师长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即给国民党 顽固派石友三发个“快邮代电”,动员他团结合作抗日。我 哪里懂得怎么起草,哪里懂得用什么格式来写这样的文书,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宋任穷耐心地逐字逐句修改才完成了任 务,使我深受感动。

师部在南宫县叫张家庄的大村子里过春节。在这里,部 队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我第 一次体验了河北农村群众的习俗,大年初一不扫地,不向院 里泼水,不说脏话等。

八路军从日常生活细节上注意尊重群众的生活习惯,保 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借东西一定要还,连一根筷子都不能 少,门板一定要上好,房子一定要打扫干净,水缸一定要给 注满水等。军纪严明,得到群众的理解体贴和真诚拥护。

人民群众为什么从心眼里拥护八路军、共产党?从大道 理上说,是我党、我军领导人民坚决抗战,为人民谋利益; 从小道理上讲,是处处事事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很具 体、很现实的。八路军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鲜明地区别于 旧军队。

两个多月的行军,收获之一是“练脚板”。从太行山上 下来,部队频繁转移,行军速度比较快,在华北大平原上, 是冬季,是夜行军。我年轻,锻炼了两条腿,增长了知识, 也使我初步熟悉了部队生活。

李树藻的年龄三十出头,比我大十岁。在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全国解放以后,我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 任,李树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两家又住得相 近,经常来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间断。李因心脏 病发作病故,痛惜,走得太早了。

司令部在黎城的乔家庄、上下桂花两个村庄驻扎的时间 比较长。县城的房屋全被日寇破坏了,以后又成了日寇针对 根据地的一个大据点。为了隐蔽目标,我们部队特别是首脑 机关,一向都驻在广阔的乡村里,连小镇子也住得不多。

1939年春夏之交,我随刘伯承师长到山西省榆社县鹤壁 村三八五旅视察。刘师长面对面给领导干部讲文化课,突出 讲解学习文化,掌握知识的重要。他说,掌握文化是学习理 论、提高政治觉悟不可缺少的工具。文化是把钥匙,有了钥 匙才能打开学习政治、军事和其他知识的大门。一时间,司 令部机关形成看书学习的风气。我充分利用早晨时间,看书 学习。

1939年夏天,师部从黎城移驻涉县清漳河边的赤岸村。 师部决定在河南店镇子边的南庄村开办团营级干部轮训队。 刘师长亲自抓。

第一期开学后,刘师长要我给一队上政治课。我很年 轻,让我去给身经百战的团级干部讲课,确实是“赶鸭子上 架”。幸亏我保存着中央党校的学习笔记,兢兢业业地准备 讲课,宣讲王首道在延安中央党校讲的中国革命运动史。

在轮训队上,结识了一些性格突出的老红军干部,如一 队队长、著名战将、七六九团团长王近山;指导员、湖南籍 老红军韩连生是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学员们对年轻的教员 很尊重也很亲切,没有“出过难题”,没有发生让我下不了 台的事。

60年代初,中央调王近山任公安部副部长,这时我任公 安部办公厅主任。一见面他还叫我“刘老师”,来家里看我。

在轮训队,与其说我当教师上课,不如说是我在轮训队 向老红军学习,受培训。

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是国民党顽固派,他占据冀 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八路军闹摩擦,经常袭击我 军,变成了“摩擦专家”。

1939年冬,为了保卫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中间地 带的冀西抗日阵地,我们集中打击朱怀冰,中立鹿钟麟。鹿 钟麟是冯玉祥的旧部。 一二九师师部曾派出参事室的参议、 老党员浦化人去做争取说服工作。浦曾在冯玉祥部队里与鹿 共过事,但鹿摆官僚架势,不听劝告。

1940年1月,刘师长亲自出马,带着我和一个参谋、一 个骑兵排,到河北省邢台县将军墓村和鹿钟麟谈判。经过谈 判,鹿钟麟表示愿意保持中立。

1940年4月,邓小平政委在前方指挥磁(磁县)武(武 安)涉(涉县)林(林县)战役,胜利地消灭了反共“摩 擦专家”朱怀冰部。刘师长在休养。这年经中央批准,成立 太行军政党务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这是中共中央太行分 局的前身。邓小平让我兼任秘书。同事还有卓琳、陈书涟 等。我还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

1940年4月,邓政委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召开了太行、太 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历史上称“黎城会议”,又 称“北社会议”。北社是师部驻地的村名。朱总司令和彭德 怀副总司令、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先后到会讲话。我担任一段 会议记录,见识了很多领导干部。这时我认识了徐子荣,他 当时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这次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

建政三大方针和粉碎日寇“囚笼政策”的任务。会议决定成 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筹备组建晋冀鲁豫边 区政府 。

会议期间,邓政委沉痛宣告,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部 长丘积成病故。丘积成是江西人,老红军,在部队的威信很 高。从那时起,骑兵团政委卜盛光调到一二九师锄奸部任 部 长 。

1940年7月反扫荡作战之后,8月1日,在辽县(后改 名左权县)的桐峪镇召开太行军政党务委员会会议。根据党 中央决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山西第三(太行)、第 五(太岳)两个行政专员公署。为有利于发展,仍沿用阎锡 山认可的名称。在河北涉县东辽城村组成冀南、太行、太岳 行政联合办事处,下辖冀南、太行、太岳三个行政区。杨秀 峰为联办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任。公安总局长先是 刘秉琳,后是徐启文。

1940年,我发生过一次工作过失。

在反扫荡前,作战科 长邓仕俊和我负责保藏刘师长得来不易的一批俄文军事书 籍、资料。我们把书藏在山沟里一个小破庙的夹墙内。没有 料到日寇疯狂杀人放火,小庙也被烧了,这批资料遭了殃。 思想麻痹,追悔莫及。我受了“劝告”处分。从此以后,得 到教训,每次反扫荡我都用心地掌握伪装埋藏东西的办法, 以对付四处掠夺、掘地三尺的日本鬼子。在锄奸部时,曾经 大胆地在大路上挖掘土坑埋藏东西,做好伪装,没有再 失 手 。

司令部有很多老红军、老干部,相交至深。如机要科长 杨国宇,后任海军副司令,去过南极,训练科长梁成功、文 印股长梁湘农、作战科长张廷发等。

从1940年8月到12月的三个多月里,我八路军集中优 势兵力,向正定至太原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起了大规模 破袭战,这次进攻战役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给了敌人 严厉打击,扬威抗日战场。

我编在后梯队,转移到山西省昔阳县的皋落、河北省赞 皇县的羊角等高山地区,参加反扫荡行动。

10月5日上午,反扫荡开始前,邓政委亲自在师部驻地 召开军民大会,进行“空室清野”的动员。邓政委指出,日 寇在我抗日军民的严厉打击下,狗急跳墙,像恶狼似的向我 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敌人的行动十分野 蛮,手段极为残忍。我们决不能存有任何麻痹轻敌的侥幸心 理,应动员和帮助群众把衣服、粮食等能够掩藏的贵重物 资,全部藏起来,水井都要覆盖,绝不给敌人留一粒粮、一 滴水和一切可抢的物资。当日寇侵入涉县,妄图袭击我首脑 机关时,完全扑空了,最后遭到我主力部队的伏击与民兵基 干队、自卫队的袭扰,狼狈地撤走了。反扫荡取得了胜利。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接触到“坚壁清野”行动,这是冀南 地区的叫法。过去只在章回小说中读到过“空室清野”这 个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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