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厚君子”，常用来形容忠诚厚道有道德的人。
在《史记》中，司马迁如此形容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泣，比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大致意思为：心地纯正，意志坚定，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汉高祖刘邦每次出征，他都流泪哭泣，像是心中十分痛苦的样子，可以说是个忠诚厚道的君子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周緤是陌生的。毕竟，秦末汉初英雄辈出群星闪耀，如果没有厥功伟业很难与之争辉。周緤大概就是黯淡无光的那一类。“笃厚君子”，周緤配吗？一起看看司马迁关于他的记载……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司马迁在其传记中开篇明确了周緤与刘邦同为沛县老乡，正是这层关系，所以周緤“常为高祖参乘”。
“参乘”，《古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在车右边的陪乘人员，实际上是近侍警卫，相当于现代的贴身保镖。帝王车马乘坐三人，御者（太仆）在左，中间为帝王，右边为陪乘。也就是说“参乘”就是刘邦的贴身保镖。
然而，相对于“御用司机”太仆夏侯婴，周緤既不见扬名也没有立功。
刘邦参加鸿门宴时，樊哙曾客串“参乘”。樊哙既是老乡又是连襟，况且樊哙出身于杀狗的屠户。在人们印象中，屠夫大多高大威猛，强劲有力。所以，樊哙大概如此。由此进一步推测周緤应该也是一名威猛壮汉，且为刘邦所信赖。
“以舍人从起沛”，这句话证明周緤为刘邦反秦起义的初创人员，与夏侯婴、樊哙、萧何、曹参等老乡一样沛县起义时便追随刘邦。
但是，周緤并无军功可言。
其一，身份限制。作为“参乘”不可能冲锋陷阵，攻城掠寨。但是，御用司机夏侯婴却能多次带领刘邦脱离险境，这又说明第二点。
其二，能力限制。刘邦是知人善任的，没有给周緤带兵作战的机会，说明他不具备统兵作战的能力。
“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从沛县起义反秦到推翻暴秦刘邦受封为汉王这段时历史司马迁仅仅用了十三个字概括了周緤的经历。从这十三字来看，司马迁并未提及周緤的战功和谋略，那么这意味着着周緤为刘邦“参乘”，一路保驾护航，并无功绩可言。
然而，刘邦仍封赏了周緤，“食邑池阳”。
“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周緤曾奉命率兵向东进发，切断了楚军运输通道，随后跟着汉高祖出征渡过平阴渡口向东进发。“遇淮阴侯兵襄国”——在襄国与淮阴侯韩信部队会合。
当时，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之后，形势十分不利。刘邦据守荥阳，吸引了项羽主力围攻。韩信得以趁机北上夺取燕赵，齐国又有田横与楚军对峙。
此时，刘邦十分被动，经常被项羽打败，可以说境遇狼狈不堪。“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汉军当时作战时而获胜时而战败，互有胜负行势严峻，然而周緤始终没有背离刘邦的意思。所以，刘邦“以緤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
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关于周緤的记录为：“楚汉约分鸿沟，以緤为信（武侯）。”刘邦与项羽对阵荥阳，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于是楚汉商定以鸿沟为界限，以西为汉，以东为楚。由此判断，周緤受封为信武侯大概是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
刘邦此时大肆封赏，并非对战功大小的衡量，而是对忠心者的高调褒奖。所以，信武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刘邦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上欲自击陈豨”，陈豨造反发生于汉十年（即公元前197年）。在《汉高祖本纪》明确记录，“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也就是说刘邦亲自率军往东进发前往平叛。
“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周緤哭泣着劝阻刘邦御驾亲征，“当初秦朝一统天下以后，皇帝再也没有亲征。如今皇上常常亲自带兵出战，难道无将可以用了吗？”
“上以为‘爱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论周緤初衷为何，刘邦却认定周緤这是由衷地爱护自己。于是，“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刘邦破例恩准周緤进入殿门不必碎步快走，杀人可以不定死罪。
在《史记》中，除了萧何就是周緤可以“入朝不趋”。觐见皇帝时，必须小步快走表示恭敬，萧何、周緤则不在此列。从容入朝是刘邦对萧何、周緤格外恩赐，而周緤却从未受到刘邦猜忌。而“杀人不偿命”这份恩典则更加厚重。
“高祖十二年，以緤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当平定了陈豨叛乱后，在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刘邦又赐封周緤为蒯成侯，同时免除原先的食邑。
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蒯成侯周緤“侯第21”，排名次序来看相对比较靠前。然而，终究是缺少军功，所以蒯成侯周緤的封赏历来被人质疑。
第一，从时间上来看，周緤每次受封赏很巧妙，虽无战功但封赏可以激励人心。
第二，从事迹来看，司马迁唯一提到周緤在刘邦跟前哭泣而封侯，说明溜须拍马也可以受封，其中讽刺意味颇多。
第三，与周緤一起合并列传还有两人——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也颇具争议，事迹不为人熟知。
所以，关于周緤“笃厚君子”的称号，莫非司马迁故意为之？
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周緤记录如此，“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侯。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军襄国。楚汉约分鸿沟，以緤为信，战不利，不敢离上，侯，三千三百户。”
这段文字唯一值得重点关注的便是“信”字，周緤对刘邦始终不离不弃就是“笃厚君子”之行？这说服力似乎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