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绛侯世家》中，司马迁如此评论周勃:“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大致意思为，周勃追随刘邦平定天下，位极将相。后来，平定了诸吕叛乱，匡正国难，即使伊尹、周公也无法超越这份功劳。

历史上开国功臣不胜枚举，其命运结局也不尽相同。周公、伊尹被誉为功臣之中的巅峰。帝太甲曾犯错而被流放，周成王继位时年龄尚小，伊尹、周公即使暂时代理行使帝王权力，但是并未取而代之。因此，周公、伊尹又被称为人臣摄政之典范。

“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对于萧何，司马迁评论说：韩信、黥布等被诛杀之后，萧何的功劳达到了顶峰，可以与闳夭、散宜生等比较。

周公、伊尹与闳夭、散宜生虽同样有功于国，但他们功绩明显不在同一档次。在司马迁来看，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他的功绩明显逊色于绛侯周勃。然而，周勃却从匡扶国难的功臣跌落为意欲谋反的阶下囚，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秘密呢？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甚得。上礼之恭，常自送之”，“绛侯”即周勃，拥立代王刘恒登基称帝而被擢升为右丞相。“上”即汉文帝刘恒。这句话意思是：丞相周勃每次下朝退出，总是趾高气扬，一副目中无人的架势。而汉文帝则对周勃礼遇恭敬，经常亲自送他。

周勃为何会趾高气扬？在《袁盎晁错列传》中，司马迁如此记叙目的何在。暂且留存疑问，再继续往下看——

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

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袁盎进谏说道：“陛下认为周勃此人如何？”

汉文帝说：“社稷之臣。”

袁盎说：“周勃可以称为功臣，但绝非社稷臣。社稷臣应该是与主子同生共死。吕后执政，诸吕专权胡作非为，擅自称王，刘氏如带之将断。周勃身为太尉，掌握着兵权却不能匡扶。而等到吕后死去，群臣共同讨伐诸吕，周勃因掌握兵权势而为罢了。所以只能称为功臣，算不上社稷臣。”

根据袁盎的说法，周公、伊尹是社稷之臣，而闳夭、散宜生则是功臣。而袁盎认为周勃匡扶国难不过是顺势而为，对比司马迁的评价，无疑这是弱化了周勃的功绩！

袁盎随后劝说汉文帝，“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周勃似乎表现出对皇上骄傲的神色，而陛下却一味地谦虚退让，臣下与主上都违背了礼节，我个人以为陛下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汉文帝与袁盎看似寻常闲聊，却是周勃命运的转折。

“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再后来朝堂上，汉文帝越来越庄重严肃，周勃越来越畏惧胆怯。

一个曾经驰骋沙场的将军，又是位高权重的丞相竟然被驯服得俯首帖耳。然而，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又岂是如此简单……

前180年，随着吕后驾崩，汉朝进入了权力交接动荡期。

“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绛侯世家》），吕后去世前人事安排，赵王吕禄兼任上将军，而吕王吕产兼任相国，把控汉朝权柄。汉朝军权、相权均在吕氏掌控下，所以“欲危刘氏”——想要取代刘氏易如反掌。

“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太尉周勃不能踏入军营。“太尉”主管军事，相当于总司令，但周勃权力被架空了。丞相陈平与之相似，“不得任事”——不得参与政事。

再看《吕后本纪》，“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当时，诸吕专权当政意欲叛乱，只是担心刘邦旧臣周勃、灌婴等，而不敢兴乱。

这是矛盾的！既然吕氏把控了军权、相权，又何必造反呢？军权、相权在手，怎么会担心刘邦的旧臣呢？

“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趁此时机陈平、周勃共同谋划下铲除了诸吕而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在《史记》中，残酷的讨吕斗争被一笔带过，掩盖了大量的历史事实。

周勃挟持郦商为人质，令其子郦寄从吕禄手中骗出了北军军权，而吕产手中仍掌控着南军。南、北军均为京城卫戍部队。因为“太尉令朱虚侯监（看守）军门”，所以吕产并不知吕禄放弃了北军，而进入未央宫准备发起叛乱。

“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平阳侯曹窟担心宫廷卫尉难以抵挡吕产，于是快马加鞭告诉周勃。“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周勃也不确定能否胜利，不敢公开说诛杀诸吕。所以，周勃派朱虚侯刘章“急入宫卫帝”。“卫帝”，意味着周勃此时只为杀吕氏而并不想改成朝换代。

周勃仅调拨千余士卒给刘章，“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周勃得知刘章斩杀了吕产，颇有些意外。所以由此判断，周勃坐镇北军，诛吕功劳远不如朱虚侯刘章。

“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随后又派人缉拿吕氏一族，无论男女老幼全被杀掉。

诛灭诸吕，由谁继任皇帝成为众大臣的新课题。

“诸大臣相与阴谋”——平叛大臣凑在一起秘密商讨。首先，以“非真孝惠子”为由，排除了少帝及刘盈其他子嗣。毕竟，刘盈嫡系均出自吕后一脉；又以外戚势力残暴取消了齐哀王刘襄的资格；最后以年龄尚小且“母家又恶”为由否决刘长的资格。

其实，这是刘邦旧臣与王室之间的权力瓜分与妥协，他们既不想让吕氏复存，也不想新帝难以掌控。

“薄氏谨良”——刘恒生母恭谨温良，“立长故顺”——立长子名正言顺符合宗法制度，“仁孝闻于天下”——仁孝天下闻名。最终，韬光养晦的代王刘恒成了最佳选择。以上条件似乎表明刘恒软弱无能，任凭摆布。

“乃共相与阴使人召代王”——众臣达成一致派人悄悄传召代王。既然代王成为旧臣与王室的共同选择，为何还要悄悄地通知呢？

再看《孝文本纪》，刘恒对喜从天降疑虑不安，毕竟接连三任赵王遭吕后杀害，所以对于长安传召并不确信。“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所以刘恒又派遣舅舅薄昭拜会周勃，周勃详细说明了迎立代王的想法。

刘恒对此仍心存疑虑，“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观变”，意思为观察变化。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史记·孝文本纪》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宋昌到渭桥探知丞相率领群臣迎接，刘恒才确定赶到渭桥。由此来看，刘恒入长安步步小心谨慎，对旧臣、王室集团极度不信任。

刘恒下车还礼，周勃趁机上前要求单独谈谈，宋昌出面阻拦：“要说公事，那就公开说。要说私事，做君王不谈私情。”于是周勃便跪下呈上皇帝的玉玺和符节。刘恒不仅没接受玉玺反而推辞说：“这些事进京后再议。”

在代王府邸，刘恒推辞再三，“遂即天子位”。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刘恒当天下午进入了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当晚擢升宋昌为卫将军，统率禁卫军。

“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参照《吕后本纪》，刘恒抵达长安之日为前180年闰九月二十九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玡王泽为燕王”，孝文帝元年为前179年，十月为岁首，“庚戌”为一日。刘恒首先褒奖刘泽，从琅玡王升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二日，刘恒登基称帝，拜祖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陈平降为左丞相，周勃升为右丞相，灌婴则提拔为太尉。

刘恒登基后的人事调整，周勃从太尉升为右丞相颇引人注目。看似升职，实则军权被夺。这说明汉文帝不信任周勃！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三日，派车骑将军薄昭将薄太后迎接到长安。这意味着汉文帝已掌控长安，而薄昭也升任“车骑将军”——统率着军中精锐。

而汉文帝又“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提拔、加封、赏赐……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史记·绛侯世家》

汉文帝接连封赏让周勃不寒而栗，位居相位仅月余，周勃在惊恐中归还相印主动请辞。那么，周勃惊恐什么，又是谁劝说周勃？这些已不得而知，只能推测为刘恒高超的政治手腕。

再回想渭桥初会，周勃“跪上天子玺符”，刘恒并未理会。而在代王府邸丞相陈平等一致要求继位，“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刘恒再三推脱之后才“勉强”接受印玺。刘恒渭桥冷落周勃不让其居功，又给人留下不贪恋权势印象。看来刘恒不仅对周勃充分了解，而且刻意打压早已开始了。

周勃丞相归印辞官，“上许之”——汉文帝答应了。

汉以右为尊，右丞相职位高于左丞相。陈平原为右丞相，他主动要求让位而自贬为左丞相。“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陈丞相世家》）——陈平以生病为由让出右丞相之位。

“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汉文帝刚登基，陈平就称有病让位，刘恒心中奇怪就问个究竟。

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史记·陈丞相世家》

陈平说，追随刘邦打天下，周勃之功不如自己；而诛杀吕氏，周勃之功却远高于自己，所以希望将右丞相让给周勃。这再次证明周勃挽救危亡功劳甚大。

汉文帝听从了陈平，“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

“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等到吕太后去世，陈平跟太尉周勃合谋，终于诛灭了吕氏一族，拥立孝文皇帝即位，陈平是主要策划者。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这条记录明确，陈平在诛诸吕中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陈平之功仍在周勃之上。

再参照《吕后本纪》，挟持郦商要挟郦寄夺兵权，陈平是幕后谋划；而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又是陈平主动交好周勃，开始谋划对付诸吕。无疑这些是陈平之功高于周勃再添证据。

周勃任丞相似乎也不称职，汉文帝询问一年判决案件有多少，钱谷收入如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周勃向汉文帝道歉说不清楚，后背汗流如水，为不能答对感到愧疚。

“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却回答自如，“有主者”——这些有负责主管的人，案件责问“廷尉”，钱谷问“治粟内史”。

“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周勃才知道自己能力远远不如陈平。

如果周勃辞官归隐，或许故事就此结束了，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一年后，陈平故去，汉文帝再次任命周勃为丞相。

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之。”乃免相就国。——《史记·绛侯世家》

再任相职十个多月，汉文帝说道，“此前我下令让列侯回自己封地，有些人推三阻四。丞相是我器重之人，那就做个表率吧。”于是，周勃再次免职遣回封地。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在《孝文本纪》中明确周勃再任丞相时间为前178年十月。此时距周勃首次去职恰好为“岁余”。“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颖阴侯婴为丞相。”这说明“十余月”为十三个多月，即汉文帝三年，前177年。

汉文帝明知周勃不能胜任丞相，周勃也自知能力不及，为何还要再次出任丞相呢？其中缘由司马迁并未记录。

根据推测，大概是周勃威望太高，号召力太强。所以，即使周勃被免职，汉文帝依然不放心。吕后去世之时，太尉周勃并不掌军权，进入军营仅喊了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

所以，汉文帝再次启用周勃，放在自己身边便于掌控。而周勃免职后被遣返回绛县，则是汉文帝将功臣将相驱逐权力核心，如此才能避免吕氏被功臣诛杀的悲剧。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史记·绛侯世家》

周勃回到绛县封地一年多，每当河东郡守或郡尉巡行到绛县时，周勃总是担心自己被杀害，经常身穿铠甲，让家丁持刀护卫会见郡守或郡尉。

到前176年，周勃返回封地这一年可谓备受煎熬，为何会有如此变化呢？无论是《绛侯世家》，还是《孝文本纪》均未记载，大概并非周勃有反叛之心，而是汉文帝对周勃仍不放心。

但是，在《孝文本纪》中，关于汉文帝三年至六年的记录仅三条：前177年四月，城阳王刘章死去。五月，匈奴侵犯北地；六月，汉文帝派八万五千骑兵北击匈奴，并亲自北上劳军。济北王刘兴居趁机起兵造反，汉文帝无奈罢兵平叛。

“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此后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意欲谋反，汉文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秦时设置的官职，为九卿之一，主要负责刑狱。“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廷尉又将此事交给长安负责，长安刑狱官逮捕周勃进行审理。

反叛，这罪责何其重大。汉文帝怎能不亲自审问呢？廷尉又为何推脱给下级？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能说周勃被诬告入狱，这其中陷害成分太多，而背后主使很可能是汉文帝。

周勃原本不善言谈，即司马迁所说“不好文学”，且性格“木强敦厚”——质朴倔强，忠厚稳重，用刘邦的话来说“重厚少文”。所以，“勃恐，不知置辞”——周勃恐惧不知该说什么。

“吏稍侵辱之”——狱吏逐渐侮辱欺凌他。“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周勃无奈贿赂狱吏千金，狱吏才在木简背后书写内容提示他。“以公主为证”——让公主替他作证。

公主是谁？公主为何给周勃作证呢？

“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尚之”——公主乃是汉文帝之女，周勃长子周胜之妻。

那么，周勃与汉文帝何时成为儿女亲家？若在代王时，说明刘恒城府极深，很早结交太尉周勃。若在登基后，那么则是刘恒安抚周勃，稳定政局。

“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周勃将汉文帝登基后的封赏全部给了薄昭。无非借薄昭向太后求情。“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当审理紧急时，薄昭替周勃向薄太后说情，太后也认为不会谋反。

所以，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用头巾打他，说道，“周勃掌管北军，手握皇帝印玺不谋反，难道要在一个小县城谋反？”

汉文帝也看了周勃的供词，向薄太后道歉：“官吏正审理此事，这就准备释放他。”

“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汉文帝就此派人拿着信符赦免了周勃，并恢复爵位封邑。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周勃得以重返绛县，于孝文帝十一年（前168年）去世。

刘邦临终遗言曾提及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

周勃匡扶国难，甚至可以跟周公、伊尹媲美。这点司马迁高度赞同，但是却不能大书特写周勃的功绩，一旦过于渲染必然有损汉文帝“仁孝闻天下”的美名。

所以，周勃诛诸吕而匡扶刘氏只能一笔带过，甚至还不如朱虚侯刘章的故事精彩；拥立刘恒继位也混合在“诸大臣”之中，琅玡王刘泽反而成了首功。而汉文帝为巩固君权削弱相权，周勃又被污为居功自傲。

历史就是如此，所见所闻未必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