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孤岛斗争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地区以外的“中国地界”和市郊各县都成了日军占领区。处在日占区四面包围之中的两租界，就成了日寇侵占中国东南沿海大片地区后的“孤岛”，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孤岛”也终于沦陷。
在这四年多的“孤岛时期”，中、日、英、美、法以及国、共、日、伪各方之间，交织着多种力量的角逐和较量，孤岛的政治形势极其错综复杂；而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更大的热潮。
1938年1月，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沪，向我传达了不同意我到延安去的请求，要我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为推动风起云涌的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就只能遵命继续留在上海。
刘少文来上海后，以驻沪“八办”秘书长的公开身份，同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李南香、陈高佣等几个人见了面，向他们公开了我负责营救部的身份，公开了1931～1932年包括我和陈志皋在内的世界与中国社成员的三项工作成果：
营救了关向应同志，使之获释出狱；
巧得信息，及时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通知潘汉年，护卫了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首长们的安全；
通过陈志皋委托巴和律师在《申报》上公开刊登“周少山启事”，替周恩来同志辟谣，粉碎了敌人诬蔑党中央领导人的卑劣阴谋。
他还特别代表恩来同志向陈志皋致谢，致敬！还带来了恩来同志写的一封亲笔信。信不长，只有一张纸，内容是表扬我们在上海白区所进行的地下工作，特别是营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鼓励我们坚守已开辟的阵地，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封信曾在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以及和我们密切合作的党外朋友中辗转传阅过。为此，曹亮同志改名为如璧，表示将此手谕珍如拱璧之意。
郭沫若在离开上海时，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的许多事都交给了阿英，连他自己的日记也都交给阿英保管。阿英当时以“风雨书屋”的名义，负责主编由“八办”推出的汇集抗日救亡资料的文摘性期刊《文献》月刊。
这《文献》的刊名还是我写的。该刊于1938年10月出版创刊号，先后共出了八期，刊物上大量转载中共的文献和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以及苏联党和政府的文献、报告，也选载一些国民党方面有关抗战的言论和活动，并按月定期报道抗日各战场的战况，以及武汉、重庆、桂林、陕北等地群众的抗日活动，综合分析阐述国际局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
这是一份备受各界关注的很有分量的抗日救亡刊物，自然为日伪势力所仇视。为了免遭敌特破坏，阿英和我商定，把“风雨书屋”隐藏在通易信托公司内。
之所以取了个“风雨书屋”的名字，是志皋把他的先祖海宁陈阁老所写的一副对联——“风床展书卷，雨槛卧花丛”挂在阿英的房间里，布置得像一位旧式文人的书斋那样，于是就称之为“风雨书屋”，更示风雨同舟之意。“风雨书屋”除出版《文献》之外，主要工作还有：
刊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出版了黄镇在长征中的画作《西行漫画》。
收集各方资料，出版《抗战大事记》。
黄定慧（慕兰）为《文献》题写刊名
曾在“风雨书屋”中挂出的志皋的七世祖陈元龙公（陈阁老）书写的对联
出版进步作家的各种新作，包括阿英本人的抗日剧本《碧血花》（为应付检查，又名《明末遗恨》、《葛嫩娘》等）。因阿英负责“风雨书屋”，于伶用“风雨如晦”之意为阿英代取笔名魏如晦。并以阿英的《风洞山传奇》等较通俗的作品用以掩护。
编了《瞿秋白文集》。未及刊印，资料保存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新中国成立后出版。
整理《方志敏日记》。未及编完，资料保存。
遵照毛主席亲笔写来的购书单，买了不少线装书，包括《孙子兵法》等。后与《论持久战》一同经重庆转运延安。
《文献》月刊除了在上海租界里发行外，还秘密发行到新四军那里去。志皋的五房侄女陈宜郁和李益，就是负责将《文献》送到新四军去的地下交通员。
后来阿英将《西行漫画》改名为《长征画册》再版发行时，在所写的序里就提到过她俩的名字。陈宜郁在新四军中工作表现出色，后来当上了军一级的政委，可惜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风雨书屋”的对外发行工作是陈志皋做的；而有关的经济开支是我负责的，调动了通易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予以支持，因为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有这个权。公司的同人中不少是进步人士，如郭虞裳等，他们都积极支持“风雨书屋”的事业，而且都不公开出面居功，默默地作出奉献。
在这段时间，阿英写了好多抗日救亡的剧本，还跟柳亚子先生经常通信联系，一直到1939年5月《文献》和《每日译报》等其他几家抗日救亡报刊先后被迫停刊为止。
当时，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华文报纸，必须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
1937年12月，为避开日军的新闻检查，中共江苏省委的文委创办了一份《译报》，由夏衍、梅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者，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梅益，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顾委委员）二同志负责，专门翻译刊登外国通讯社及外文报纸的文稿，报道有关国际情况和中国抗战的消息。
《译报》问世后便十分畅销，日印数很快达到一万份，但只出了十二期，就被迫于当月20日宣布停刊。
租界内还有几家外商经营的报纸，可以免受日军新闻检查。于是，原《大美晚报》经理、夏衍的老朋友、《译报》经理赵邦鑅就建议找洋人做经理，再另办一份公开报纸。
文委就决定在原《译报》的基础上，办一份以洋商为发行人的《每日译报》，筹备工作主要由梅益同志负责，主要编委有梅益、扬帆、王任叔、戴平万、姜椿芳、恽逸群、曹荻秋、韦悫等等，许多编辑都是中共党员。
在赵邦鑅的介绍下，他们找到在香港注册的英商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士·斐士和拿门·鲍纳担任《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以英商名义出版；但英商只挂名，不过问社内任何工作，也不承担经济盈亏方面的责任，只是每个月拿报社两百块钱，碰到日伪方面要刁难检查时，由他们出面去应付一下。
为了使报纸具有更大的合法性，特别聘请了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任主编。钱纳水原先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虽然脱党，并对我们党的某些主张和做法有不同意见，但还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曾当过互济总会的宣传部长，我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彼此都有联系，所以也是熟人。
《每日译报》开办时，只有现款一千三百五十元，而报社的股本定为一万元，经费来源就成了大问题。于是，赵邦鑅和钱纳水、梅益就一起来看我和志皋，要我出任董事长，并帮助解决经费问题。
志皋在上海虽颇有名声，但根本不是资本家大老板，为了支持“风雨书屋”的事业开支，已经颇费周章，实在无力再独力承担支持《每日译报》这副重担，我就推辞不肯接受。
后来刘少文跟我谈，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至于筹募经费有困难，不妨提交到“星二聚餐会”上讨论解决。于是我就担当起《每日译报》董事长的重任，负责筹措资金。
上海“星二聚餐会”诞生在1937年“八一三”浴血抗战如火如荼、“七君子”已光荣出狱之际。潘汉年以“八办”主任身份，已公开见过陈立夫。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在报上公布于众。潘汉年分别拜会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负责人“七君子”，祝贺他们民主正义斗争的胜利；还分别拜会了金融界、宗教界、教育界知名人士，请他们共赴国难，抗日救亡。
罗叔章系1934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她隐于救国会内，与张宗麟、胡咏淇、杨怀生等请沪江大学校长、基督教徒刘湛恩博士在各界欢迎“七君子”凯旋会上演讲。刘博士的慷慨讲话引起热心人士的共鸣，加上罗叔章的串联，二十五人的“星二聚餐会”就成立了。
成员计有教育界的刘湛恩、张宗麟、韦悫、陈鹤琴、沈体兰，
工商界的陈巳生、王纪华、胡咏淇、杨延修，
新闻界的钱纳水、顾执中、梅益、吴大琨，
金融界的孙瑞璜、王志莘、黄定慧，
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杨怀生、王揆生、萧宗俊，
佛教界人士赵朴初，出版界的陆高谊，地方协会的姚惠泉，妇女界的罗叔章，会计师李文杰等。
罗叔章、张宗麟是召集人。张宗麟是1929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是陶行知的弟子，与胡愈之同为复社成员。李文杰、杨延修是在我之后加入“星二”的。
罗叔章在随“七君子”离沪前来看望我，说是潘汉年嘱她来的，她们已知我应允了继何香凝老人之后维护妇慰会，同时已知我向何老表示过，妇慰会不可能公开活动了，可考虑改名妇救会，如果我亦离沪，即请许广平大姐接任。何老与廖梦醒同志均认为很好。
我既暂不离沪，因此叔章以她负责的两个单位相托：一是“星二聚餐会”，二是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我均慨然允诺了。
我出席的头一次会议上，罗叔章将我介绍给大家，刘湛恩当即表态欢迎，并说已和叔章研究过了，就请黄大姐接叔章的手，与宗麟共同担任每周会议的召集人。名单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杨怀生保管。
开会的地点就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的董事室内，每星期二晚上不发通知，大家风雨无阻前去参加，各人自费缴纳一块钱的晚餐费，不设主席，也不作记录，每次准备一个主题，推定两三个中心发言人，大家围绕主题展开漫谈。
每次讨论的主题都是刘少文、张宗麟和我事先研究确定了的。会员们所读的书报，大都是“风雨书屋”供应的；而《文献》、《每日译报》等报刊，则都是各人自备的。参加者都是爱国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都是全国政协委员。
“星二聚餐会”的会员关心时局，座谈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时，发言非常热烈，破除了速胜论，反对了投降论，坚定了持久必胜的信心。
我们还请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参加座谈，一个外国人如此倾心延安，带动了不少爱国青年奔向延安。
“星二”会员对于当时在上海为慰问前线所举行的义演、义卖活动予以支持，不仅自己每次都积极参与加，更动员所代表的团体积极参加。如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兰心大戏院义演三天京戏、昆剧和话剧，我们每个会员都热情地为义演推销戏票。所有义演、义卖所得的钱款，都买了雨衣、胶鞋等慰问品，推举代表送到新四军部队进行慰劳。由地下交通线保护他们平安地往返。
纪念抗战一周年时，以“星二聚餐会”顾执中、王纪华为正、副团长的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劳新四军。当年的慰问代表之一朱立波，生前一直保留着项英、李一氓等新四军领导人当时接见慰问代表合影留念的照片。
1939年春，又组织第二次慰劳，吴大琨为团长。在慰问团返沪时，被顾祝同发觉，把许涤新、吴大琨一行人扣留，送到上饶集中营。
少文让我在“星二聚餐会”上商议如何营救，会上宗教界代表吴耀宗（反帝大同盟的会员）立即响应，马上电告宋庆龄，呼吁营救。姚惠泉也热心地电告黄炎培先生。后经黄炎培、沈钧儒联名拍电报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请顾下令释放。
总之，“星二”是综合各方面抗日力量的进步团体。
一直到1939年“风雨书屋”、《每日译报》同一天遭破坏时，我才把“星二”的事务移交给许广平大姐接手。她维护“星二”发展到四十五人，直至日军侵入租界时为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办曾嘱我写“星二聚餐会”的回忆录，我请李文杰写，他不仅是律师兼会计师职务，而且他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记忆会更准确。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产生“星五聚餐会”，是驻重庆的“八办”直接领导的。
“星五聚餐会”和上海“星三”、“星四”九人核心小组以及各行各业中的联谊会，均有中共同志起核心作用。记得抗战胜利我返回上海，“银联”已成为庞大的组织了。
刘少文对我说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中，上海“星二聚餐会”是白区统一战线三三制试点的创举。推广到全国去，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中，自然涌现出各样的人才，亦即八个民主党派成长发展的政治基础。等到蒋介石下令取消民主同盟，南京“国大”公开宣布“再剿匪”，大大失去民心，促使八个民主党派在香港公开反蒋拥共。“星二聚餐会”、《每日译报》，均仍有老战友健在，中兴盛世寿星多啊！
我按照刘少文的意见，在“星二聚餐会”上提出支持《每日译报》出版经费的事，得到会员们的全力支持，当场就每人认了五十元的股份，筹得千余元钱。其余的钱由被推任报社董事长的我通过通易公司先后垫支了八千元，总算解决了《每日译报》创刊时的开业经费困难。
报纸出版后，经常刊登刘少文带来的外文报纸上报道的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消息和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抗战的新闻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几乎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形成鼎足而立的可喜局面。
但是销路越大，困难也越大。办报的先决条件要有足够的纸张印报。幸好志皋的同学王唯真在新闻报馆当总务组长，志皋跟他商量，请王把新闻报馆库存的大量纸张，平价调剂给《每日译报》使用。
我们在通易公司开设了一家正大运输公司，就利用这家公司的名头开设一个往来透支的账户，每星期与新闻报馆结一次账，由我开出通易公司的支票，维护《每日译报》和风雨书屋的资金周转。
报纸销量大增后，工作的人手不够，工部局的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先生办的报童学校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陈鹤琴先生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他担任报童学校的董事长，我出任副董事长。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支持长期办报的经费问题，通易公司为此已经大量垫支，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聚餐会会员募捐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
通易公司调停复业时，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曾答应给公司六十四万块钱的投资支援，但是资金一直没有到位。那时公司的董监事王晓籁、杜月笙等都在香港，为了解决公司资金周转上的困难，常务董事徐寄庼就提出，要我以常务董事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去趟香港，通过杜月笙等人催请那几家大银行履行以前投资支援的诺言。
钱纳水有位同乡同学胡鄂公（字南湖），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的参事，他得知《每日译报》经费困难后，主动表示可以动员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捐资相助。
阿英不愿意找与孔祥熙有关系的人帮忙，考虑这个问题牵涉的面太大；我也不能擅自决定，就向刘少文作了汇报，请示可不可以让孔令侃捐资。
少文说：如今既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只要是支援抗日工作的钱，无论来自哪方面的都可以接受，此事不妨试试看。但捐款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不能让他们插手干预经理部和编辑部的人事和编辑方针，必须保持党的宣传阵地的独立自主性。
于是我和志皋就应邀出席胡鄂公的宴请，席间胡盛赞《每日译报》坚持抗日宣传深得人心，并对志皋从各方面热情支持抗日救亡工作表示钦佩，谈妥由他出面去做在香港的小孔的工作。
少文又嘱我把拟赴港募捐之事提交“星二聚餐会”讨论，但不必提及胡鄂公的建议。会上代表杜月笙的地方协会参加“星二聚餐会”的姚惠泉立即表示，他可以电请在香港的杜月笙捐助。
不久，姚即告诉我，已接到杜的回电，表示欢迎上海派人去。于是，我既代表通易公司，又代表《每日译报》，还代表上海妇慰会，动身去香港筹款募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