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避隐西湖

陈志皋和孙晓村等人组织的世界与中国社刊物发行所，设在上海江西路永业银行的传达室里。这是因为陈志皋的堂兄陈振九是永业的副经理，还有位二房堂兄在永业当总务。

《世界与中国》的审稿是孙晓村，编辑是陈高佣，校对是陈高佣的学生程仲文，他们是经常到发行所去的。就在陈家老太爷去世后没几天，陈高佣和程仲文在江西路发行所里突然被捕了。

出事后，孙晓村和李南香几个人商量，觉得凡是跟世界与中国社有关系的人，都应该设法暂时避风头。于是，立即通知了陈志皋。陈志皋在家守灵，不能出去活动，但因编辑部设在他的书房里，要防备巡捕房的人来搜查。

得到这个消息后，陈老太太就带着钱嫂，把陈志皋房里放着的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还有他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从法国寄给他的一部法文《资本论》，都装进两只大箱子里，搬到一楼，放在老太太睡的床铺底下。那时老太爷的灵柩还停在楼下客厅里，即使巡捕来搜查，估计也不会去惊动老太太。

陈志皋则把他和同学们相互来往的、有可能会引起怀疑的信件也都烧掉了。老太太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知道我跟世界与中国社的人有来往，就叫我到她的一个妹妹王姨妈的家里去暂时躲一躲。

我悄悄地跑回申江医院去向刘院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刘院长叫我以后就不要到医院去了，因为这医院离陈家、王家都很近，万一有人盯梢，暴露了这家医院，这个祸就闯大了。

回来后，我说我原先的住处和王姨妈家恐怕也不安全。孙晓村、李南香就建议到杭州去暂避一时，因为孙晓村准备到杭州他岳父家，在那里设法营救陈高佣和程仲文。

于是又通过刘院长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示，经组织上批准，同意我去杭州暂时避一避风头，等紧张的形势缓和下来后，再回上海。好在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里有电话，有事是可以再联系的。

这样，我就在1932年春，转移到杭州隐蔽了一段时间。到老太爷的百日丧期已满，出殡的那天，我又偷偷地回到上海，坐在老太太的小汽车里，参加了老太爷的出殡行列，以尽义女的义务。

记得那时旅沪的海宁同乡会还给老太爷送上一个私谥号：肃惠先生，赞扬他执法公正严明有惠于民。

那天，我又到申江医院去过，刘院长说，上海的局势还是很紧张，让我暂时仍在杭州隐蔽，至于什么时候能回上海来，组织上到时会通知我。因此，送陈老太爷的灵柩出殡后，我又回到了杭州。

我在杭州先住在由孙晓村介绍的西湖息养社，后来就搬到孤山旁的俞楼居住。

俞楼是由曾国藩出钱，为清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号曲园）建造的三层楼房，前后有小花园，地处西湖风景区内，周围环境非常好。隔壁是所和尚庙，再过去就是太湖饭店和著名的楼外楼菜馆。

俞楼当时是俞樾的后人俞陛云太史公所居住的别墅。俞陛云就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父亲，字阶青，曾考取进士，中过探花，点过翰林，是晚清很有名的诗人。俞陛云不常住在俞楼内，空余的房屋就对外开放，提供给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去休养暂住，伙食就包在隔壁的太湖饭店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很清静的。

我住进俞楼时，俞陛云太史公正好从湖州老家扫墓回来。在俞楼小住一段日子后，由陈志皋引见参谒了他。

交谈中，我说起自己的父亲颖初公是谭嗣同的同窗知交，俞太史公很欣赏我是书香门第出身，欣然收我为徒，教我诗词格律。我从小虽喜欢背诵诗词，也曾替父亲抄过他所著的《词林韵准》一书，但父亲并没有教过我诗词的基础知识，自己也没有去专门研究、琢磨过，这时才正式师从俞太史公学习诗词的平仄、韵律。

记得同时拜师的共有四个人，除我外，一位是2001年夏辞世的上海著名国画家申石伽先生（我同时向他学画）；还有一位杨先生和一位孙小姐，后来失去了联系。

俞师母陪嫁姑娘的女儿，名叫蒋雪英，后来做了俞平伯的干女儿和学生，她称我为“师叔”。虽有这些良师益友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我的诗词绘画却进步很慢，一年后又重新返回地下斗争岗位，更无心思吟诗作画了。

直到抗战胜利，我和陈妹宝琦以及廷骧弟媳潘励英同拜江南名诗人冒鹤亭老先生门下，再习诗词，留稿不多，笔名“双修馆主”。

入内审查时，时有所感，以诗词抒发，名为“幽兰集”，至今并未发表过。直到80年代，对我的历史审查结案，完全平反以后，我才在耄耋之年重新执笔学着写诗填词，这是后话了。

俞楼主人俞樾之孙俞陛云夫妇及曾孙俞平伯夫妇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的几次改名问题。我幼年学名黄彰定，字淑仪。1926年参加革命时改名黄慕兰，所以地下党的老同志都叫我慕兰。但在委托陈志皋父子营救被捕同志及拜俞太史公为师时，用的是黄淑仪的名字。在1932年，我又改名为黄定慧，此后就一直使用这一名字。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我听母亲说，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很挂念我。对佛学颇有研究的父亲曾说过：“定儿（指我）生有夙慧，但夙孽亦重，最好她能皈依佛门，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双修。我之所以不教她学写诗词，是因为自古有才华的女子都命薄，你（指我母亲）还是让她皈依佛门，祝福她福慧双修吧！”

事有凑巧，那天我和陈志皋、李南香一起，去虎跑寺（又名定慧寺）喝茶，商量如何营救陈高佣的事。谈说之间，我就把母亲写来的家书给他们看，信中提及父亲在临终前望我皈依佛门的遗嘱。

他们说：“今天在定慧寺喝茶，你不如就改名叫定慧好了！”

那时我为纪念去世的父亲，也曾利用在杭州暂时避风的难得闲暇，去西湖周围的古寺名刹参观游览，觉得那些有修养的高僧一心向佛、普度众生的德行，同我们现在献身革命事业、甘为千千万万受苦的人们求解放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多少有点相通之处；同时，改取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名字，对掩护我所从事的营救活动也颇有好处。

经过一番考虑，我就欣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改名为黄定慧。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家人和陈志皋家里的人知道我本名黄彰定字淑仪以外，1932年以后认识我的人都只知我叫黄定慧；而大革命时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党老同志们则都只叫我黄慕兰，这些老同志现仍健在的虽然已经很少了，但他们在撰写回忆录或怀念宛希俨、贺昌两位烈士的文章中，提到我时依旧用黄慕兰的名字。

1993年，毛毛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才公开点明了，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就是黄定慧。

我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光景，人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知我是俞太史公的学生，还以为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纯粹是优哉游哉地在那里游山玩水的。

的确，杭州西湖一年四季的风光景色，我倒是趁此难得的机会都一一欣赏过了：春天，在白堤、苏堤上浏览那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旖旎春光；夏天，清晨和蒋雪英两个人划着俞家自备的小游船，泛舟于荷花丛中，喜闻被露水滋润过的荷花清香；秋天，到满觉陇去赏桂花，吃栗子；冬天，爬上孤山去采摘梅花。西湖四时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平时跟俞老师学诗词，跟申石伽师兄学画。特别还记得俞老师教我读的第一篇长诗，是吴梅村写的《陈圆圆曲》，其中有两句是：“痛惜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想及自古红颜多薄命，而自己的第一个爱侣宛希俨不幸早已牺牲；第二位丈夫是中共中央委员，去了苏区已半年多了，说好派人来接我的，也一直没来。我父亲去世，两个孩子天南地北不知下落，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人日益憔悴，是思亲之痛，亦身世之痛。人们只知我为思亲而流泪，不知我内心还隐藏着伤离悼逝之情啊。

表面上我隐居俞楼，似乎沉醉于吟诗作画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之中，实际上，凭借陈家簪缨门第和俞太史公一门风雅，不仅客观上起了保护作用，同时又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与上层正义人士的结交，对营救工作自然是有利的。

黄定慧（慕兰）于杭州俞曲园纪念馆留影

我在杭州暂避期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曾到陈家去搜查过，被他的弟弟陈寅谷很巧妙地应付了过去。因为陈家的人事先已闻风有所准备，所以在陈志皋的书房里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马列主义的“违禁”书刊；而翻译们又跟曹炳生的关系很好，知道曹炳生与陈志皋是同学至交，在询问中也都帮陈志皋说话，因此除了陈高佣和他的学生程仲文在发行部被捕之外，没有再株连他人。世界与中国社虽然被迫停办，刊物遭到查封，但陈志皋和孙晓村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中断过。

被捕的陈高佣是暨南大学的教授。陈志皋和孙晓村、李南香都是震旦大学的同学，他们在震旦还有个彼此友谊很好的同学叫李辛阳，留学法国刚回来不久，在著名的郑毓秀大律师的事务所当帮办律师。

郑毓秀是上海第一位女律师，是有资格能进会审公堂出庭当辩护律师的。她在法国留学时，就有人以她为主角写过一部小说《海外缤纷录》。

当时，追求她的人很多，因为她在律师界的地位很高，所以一般小案子是不肯接办的。陈志皋他们几个商量后，就委托李辛阳，请郑毓秀出面为陈高佣进行辩护。而郑毓秀进会审公堂当律师的时候，陈老太爷曾帮过她的忙，所以她不但同意接办此案，而且不收酬劳，愿意义务为陈高佣一案辩护。

仗着她在上海政法界的声势和影响，此案的辩护和审理就没花多少力气，陈高佣他们被关了几个月后，就无条件地被释放出来了。虽是无罪释放，也还需要保人，那保人就是永业银行的副经理、陈志皋的堂兄陈振九。

当时若由银行或大律师出保，只要一个保人，否则就要两个保人。此案了结后，陈志皋、孙晓村、李辛阳等人来杭州游玩，在烟霞洞前看到两块山石，其一形态很像一头大象，尤其是“鼻子”部分更像，有趣的是大石象内还有一块小石头，像是个小象。

陈志皋就题之为“象象”，取意有三：一云其石像象；二云有一大一小两个象；三云当日他们步行到烟霞洞，食量大增，把庙里的饭菜一扫而空，自嘲虽是书生却食量像象。

另一大石头则似虎又似狮，当时正是淞沪战争之后，抗日意气风发，高呼中华睡狮觉醒之时，因此题为“师狮”，是以狮为师之意。由李辛阳书写后，给了庙里的方丈一百块钱，请人刻在石上，并刻明：陈志皋题，李辛阳书。

几十年过去了，“师狮”已不复见；“象象”两字刻得很大很深，至今已成为杭州烟霞洞一个纪念性景观，也是当年陈志皋们从事营救活动友谊的见证。

1993年，黄定慧（慕兰）于杭州烟霞洞象象石前留影

我在西湖边的俞楼住了近一年时间，借俞家一门风雅掩护了我的行踪。其间，又发展了另一个层面的社会关系。

跟我一同寄居在俞楼的，还有一位和我同名的华侨小姐，叫李慕兰，她在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当时，正在追求她的胡伟克，是国民政府空军的航空学校教官。胡每星期六都到俞楼来，约李慕兰出去玩。

李拜我做义姐，所以有时也邀请我一起去游山玩水。胡伟克也是华侨，他俩结婚时，请我做证婚人，这就使我有机会跟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师生们有所接触和联系。

他俩在西湖饭店举行婚礼，笕桥航校有两百多个教官和学员前来参加，其中包括1937年“八一四”空战中一举击落日机多架的空军英雄高志航。大家公推我向新人致贺词。

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刚建立不久，我就在贺词中说：现在是国难当头，航校刚建立不久，将来敌人一旦侵犯我国的领空，我预祝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卫国杀敌的空中勇士、民族英雄！

在场的航校教官，因为胡伟克的关系都认识我，我的祝词刚说完，教员和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我们愿做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空中勇士、民族英雄！”同时纷纷向我敬酒。我适合时宜的得体谈吐，从容对饮的豪气，给航校的师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机遇也使我在国民政府的空军中结交了不少社会关系。

我和陈志皋都是各自父母最钟爱的子女，又几乎同时失去了父亲，不知不觉间似乎产生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情感。陈志皋对我一见倾心，但他不是一个轻浮的纨绔子弟。

他听我说过，我的丈夫宛希俨在前几年牺牲了（跟贺昌结合的事没有告诉他），还有遗孤存在；又值双方都处丧父丁忧之期，他自然不好很快就向我表露求爱之意。我已公开拜他的父母为义父义母，年龄又比他大，所以公开来往结交，彼此均以姐弟称呼。

使我俩的感情不断靠拢的是，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关系，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

我在杭州期间，虽然不能公开出面从事营救工作，却始终遵照周恩来同志当初的指示，一直通过陈志皋的关系，在幕后参加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

陈志皋有一个堂兄叫陈德新（字铭哉），当时是浙江省律师公会的会长，我们有不少被捕同志的案子委托他办理。他们弟兄俩同心同德为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服务，后来还正式成立了保权律师事务所。我在杭州参与策划的营救工作，有很多就是通过这个律师事务所出面受理的。

出于长久合作的意愿和确保营救工作安全有效，志皋接受我所委托的营救工作，也十分小心谨慎，自己尽量不公开出头露面，而多半是通过所熟悉可信的其他人的关系，出面去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

例如营救陈赓同志及廖承志同志，都是我和他在幕后策划，委托吴凯声去办的。至于请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林庚白、杨志豪、周孝庵等名人出面，更是名正言顺了。

当时交付我们营救的同志，有些是我认识的，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交来一个入狱时使用的化名，便以此名呼之。原名什么，此后叫什么，现在又姓甚名谁，真是一无所知。

所幸的是，有几位很长寿，如因向忠发叛变、红旗印刷所遭破坏而受株连被捕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同志，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烈士的两个女儿何实山、何实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绶等同志，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都健在，劫后重逢，可以作为我从事营救工作的见证人。

正如我妹妹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说：这是天佑善人，好人长寿啊！

陈志皋在和我合作进行营救工作中，主动地支持我的活动，很热忱地出面去托人、请客，四处奔走，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党的任何报酬。

很有意思的是，直到我们结婚后，他才跟我讲：“我早就知道你并没有脱离共产党，如果真的脱了党，怎么还会有那么多营救政治犯的案子要你来委托我去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