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重振通易

我们由重庆回到上海后，获悉国民政府的经济部和财政部已公布通告，凡在沦陷区的抗战以前原有的金融行庄，一律由原董监事接管，恢复原先的业务。有了这样一条政令作为依据，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前去接收、恢复通易公司了。

当时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志皋尚在重庆未回，所以一切对外联络工作均由廷骧弟代劳。

他很能干，首先是摸清了通易公司当时的底细：我们离开上海后，大多数的董监事也纷纷先后去了大后方，无人主持公司的业务。致使留在上海沦陷区依附日伪势力的八个经济大户得以收买了通易公司80%以上的股票，排斥留沪的原董监事，控制了整个公司。

当时我们手里只有公司5%的股票，处于绝对少数的劣势，即使根据政府的法令前去接收，将来召开股东大会，那八大户及其亲信们仍然能以多数票当选为董监事，而我们肯定会落选，大权仍将旁落，岂不徒劳无功？

于是廷骧一方面要我去拜会原先的常务董事徐寄庼和郭虞裳，取得他们对我们的支持；一面由他出面，去跟他家大哥赓虞商量，在陈家众兄弟姐妹的热情支持下，把介卿公遗留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在与介卿公有友好关系的法商银行那里抵押得相当于三百两黄金的巨款，以其中的二百五十两黄金，用志皋的名义去收购八大户手中的那80%的通易公司股票。

徐寄庼果然很出力，亲自出面去跟八个大户股东交涉。经过商谈，对方提出同意由我方收购股票的唯一条件是，由徐寄庼保证，公司的新董监事上任后，不咎已往，即不再追究沦陷期间他们对通易公司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不动产，以及其他股票、资金的处理情况。

因为他们已经从中捞饱了油水，发够了国难财，只怕我们依法追究他们附逆暴富的劣迹，只要我们答应这一要求，承认他们以前处理公司财产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就愿意廉价出让这80%的股票。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终于敲定用二百五十两黄金买下了这些股票，从此股权交割清楚，双方各不相干。对于这个方案，廷骧认为良机不可失，力促成交，并代表尚在重庆的志皋签了字。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公司85%以上的股份，宣告通易公司正式复业。原先所用的职工也随同我们全部回到公司。同时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董监事，志皋任总经理，在银钱业工作多年的陈家六房堂兄陈振九为副总经理。

我因即将分娩，就只担任了比较清闲的常务董事兼秘书长职务，不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常务董事，通易公司几乎就成了陈氏家族的一个公司，完全被我们所控制了。

所以当志皋乘飞机自渝返沪时，公司的复业工作已大功告成，他没有费一点力气，就现成地当上了常董兼总经理。这一切，都要感谢他那好兄弟廷骧帮他出谋划策，四出奔走，费心费力，友谊堪扬。

复业后，通易公司的营业十分兴旺，赚了很多钱。事有凑巧，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币制改革的法令，法币对黄金的比价大为上涨，于是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法商银行那里把土地证赎了回来。这地产本是陈家众兄弟姐妹人人都有继承权的家庭遗产，就仍归赓虞大哥保管。

为了报谢陈氏诸兄弟姐妹热情支持的手足情谊，志皋将购进的公司股票，大部分化整为零，以海宁陈氏家族子孙传承排序之“永思克孝，敬明其德，宜尔子孙，以昌邦国”十六字中的后八字分为八个字号，分别填入众兄弟姐妹的名字，以示与亲人们共享财产。

还用部分股票，酌情分别填上新增董监事以及公司全体同仁的名字，使全公司的职工都成为股东，以利于召开股东大会进行控股投票。

陈家的那块土地在1947年冬变卖，为了照顾四个姐妹今后的生活，志皋主张分家，他自己应得之份，愿意主动放弃，其余八个兄弟姐妹均分。大哥和姐妹们均表同意。

这充分显示了志皋尊重男女平权和对姐妹们的一番好意。特别是小妹陈宝琦，当时正考取了赴法国留学的公费生，这份遗产，真是非常及时而需要的。三姐陈引璋分得这笔遗产后，就带了钱元、钱林两个女儿租房自立门户。两个甥女跟随我们进通易公司，并且成为上海市“银联”的积极骨干。

这时刘少文从重庆飞抵上海，住在我们家。他跟志皋作了开诚布公的长谈，传达了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前途不抱乐观的分析与估计，指出（旧）政协所商定的各项和平条款，蒋介石根本无意认真执行，他只是借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争取时间，急急忙忙地抢运军队到各沦陷区去抢占地盘，掠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看来全面内战难以避免，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寄幻想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可能就会大失所望了……

他又说：“你们已经顺利地恢复了在上海的经济岗位（指通易公司），要多关心市场的经济情况，联合各方所获得的情报，继续做好党的耳目。同时应继承发展过去的工作根基，广交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益友，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

他还特意嘱告：“中央考虑定慧尽量不要出头露面，不必在公开的场合过于活跃，要安心在幕后当好志皋的参谋。”

志皋提出，为答谢参加过营救我们1942～1944年重庆冤狱的各界亲友，要安排他们进入通易公司担任新的董监事，一则不忘患难之际的真情友谊，二则也可借此进一步开展对有关各界的统战工作。少文同志当即同意。

同时，志皋又反映了蔡叔厚、李南香等人的建议：考虑到新进入公司董监事会的这些于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们，需要有一个场合经常见见面，互通消息情报，而公司的董监事会一般是要每隔六个月甚至一年才开一次会，碰头的机会很少，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另外再成立一个聚餐会，以便经常加强联络，互通消息，以备不时之需。

对此议，少文同志也表示同意。于是在公司的新董监事名单中除了依照法令复员的老董监事们之外，又增选了陈宝骅、王新衡为常务董事，李焕之、黄彰任为常务监事。

他们这些人，除彰任外，都有国民党CC系、中统或军统的身份，在抗战烽火中和我党已有过合作的历史联系，所以争取他们，无异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开展统战工作，有利于对我们工作的掩护与开展。

当然，我们对他们也应有所回报，他们身为公司的董监事，虽然是挂名的，也都拥有公司送的若干干股，股票都封存在公司的保管箱内，到时也可按股份分得红利。后来公司受打击破产停业，自然他们就一无所得了。

在征得刘少文同志的同意后，以原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陈志皋（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孙晓村（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李南香（暨南大学教授、通易信托公司常州分公司经理）、陈高佣（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吴羹梅（鼎牌铅笔厂厂长）、梁园东（武汉大学教授）、曹亮（中美公司总经理）、武振东（中央信托局设计处长）八人为基础，

再加上蔡叔厚、陆久之、陈训畲、陈宝骅、金学成、王艮仲、刘少文、于伶、李焕之、王新衡、胡曲园以及我，共十九人，组成了“牛尾聚餐会”。

这个名单提出后，由刘少文报请有关部门备案同意（因有军统王新衡、陈立夫堂弟陈宝骅、陈立夫机要秘书李焕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陈训畲以及参加过苏浙皖巡回教育团情报工作的李南香等人参加）。

为什么要叫“牛尾聚餐会”呢？

1946年元宵节时，庆祝八年抗战胜利，老友重逢，在上海爱棠新村王艮仲家中举行第一次聚餐会。在讨论名称时，孙晓村说，我们这些人是不做鸡首、宁为牛后的。我立即联想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当即表示赞同。

孙晓村又谈笑风生地补充说：“我们学农夫耕田，永远立于犁牛之后，这是学者应有的勤劳、诚恳和谦逊的态度。”于是大家就议定称之为“牛尾聚餐会”。

大家推我任总干事，少文指定于伶任联络员。分工如下：

我积极促进文联和银联两个进步团体复兴，与于伶复兴戏剧社、组织进步戏剧演出的任务是一致的。

公推王艮仲任于伶的上海剧艺社社长，他是实力派，出钱最多，出力也很多。进步戏上演遇到阻力时，陈宝骅就主动出面疏通。

这个聚餐会跟孤岛时期我参加过的“星二聚餐会”的性质、作用和大目标是一样的，但在做法上是不一样的。

“星二”是每周定时定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楼上会晤；“牛尾”是每个成员每月轮流做东招待大家，日期和地点由轮值者选择，由总干事发通知书。

此外，后者春秋佳日组织旅游，家属均可参加。曾去过苏州、常州，还留有部分合影。

“牛尾”和“星二”虽然具体方式不同，组成人员也不同，但都是在上海白区的地下工作特定环境里，运用特殊的形式，联系各界人士，开展白区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一种特殊组织。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专案小组把它当做我的一个重点问题进行审查。

通易公司复业以后的三年间，营业情况是很好的。因为陈石君的关系，公司成为广西银行在上海的代理人，桂系的军队拍卖战时剩余的军事物资，也是委托通易公司代卖。公司也乘机从中购买了一些冷藏机和钢架结构的活动房子等物资，一转手再卖出去，就赚得很大利润。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公司的营业额很可观，拥有充裕的资金，可以为我们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各项进步事业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援。

那么，通易公司在复业以后，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回想起来，主要有：

第一，1946年春节前夕，刘少文来到上海，除了传达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外，还带来了大量金银元宝和首饰，急于兑取现金。

当时，通易公司刚复业不久，还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来收购那么大批的金银首饰，志皋就出面邀请了上海一家大银楼的主人来我家当场秤兑，按照当时的金融行情折合现金，由银楼主人开了一纸巨额支票，志皋带去交易所兑得一大箱现钞。

第二天由石君弟以南京政府国防部的名义买了飞机票，志皋亲自护送刘少文携款乘机离沪。

我们当时也不问这些金银首饰的来源和急于兑现的用途，过了一些时候，才听夏衍同志对我说明：这些金银首饰是我军在解放区没收汉奸恶霸的财物，按照国共和谈的协议，我军在南方地区的部队都要奉命北撤，王震将军率领的部队中原突围，要途经国民党军所驻扎的广大地区，不能使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所以急需兑现成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供部队北撤路上使用，让前线的指战员们能欢乐地度过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新年（农历春节）。

因此，这应该算是通易复业后为支前工作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牛尾组织的旅游活动

左起：陈志皋、王艮仲、金学成

牛尾组织的旅游活动

左起：陈志皋、吴羹梅、陈廷骧

牛尾组织的旅游活动

左起：陆久之、蔡叔厚、陈志皋

第二，为恢复发展上海的进步文化事业，支援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

我们离渝返沪前刘少文就交代过：中央已指定于伶在上海和我们固定联系，并要我们支援于伶成立上海剧艺社的一应活动。

为此，通易公司为于伶专门立有透支往来户头，他开出的支票不足之数，均由总经理陈志皋名下予以补支，亦无须再向志皋请示审批。

因公司的同人都认识于伶，知他是总经理的好友，每次他来公司，不必询问，总是径直前往总经理办公室，从无人阻拦。每逢上海剧艺社排演新编的进步剧目，公司总是包场请全体同事和亲属们前去观剧。如有受到当局拟予禁演的戏（如讽刺国民党政权官场黑暗败腐的《升官图》），则由公司董监事又是“牛尾聚餐会”成员的陈宝骅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王新衡以上海市政府人员的名义，出面予以疏通维护。

除上海剧艺社之外，凡文化界的左倾进步活动，需要经济周转或人事支援者，地下党都通过通易公司进行。例如出版刊物需要买纸、找印刷厂等等。

为此，在通易公司名下，特地开了几个空头的挂名公司。常用的一是正大公司，一是兴业钱庄。以这些公司与通易公司做交易的形式来记账，而所有这些往来，对于通易而言，实际上都是支援了某项活动，都是只有支出没有进账的。

在账面上虽然力求平衡，仍是难免露出破绽。这就留下了三年后被蒋经国在所谓整顿经济的浪潮中借以打击的借口，诬以“账目不清”、“扰乱金融”，起诉通易的全部高级职员，并勒令停业。

于伶还是刘少文指定的参加“牛尾聚餐会”的会员和固定联络员，每次餐会他都必到，但他不参加轮流做东。他这种特殊身份，也是会员们人皆知之的。

因为周恩来以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上海举行招待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上，他是公开露面亮过相的。

这里顺便说及，当时志皋本想恭请恩来光临我家，并准备邀请上海耆老名士冒鹤亭和公司常董徐寄庼、郭虞裳等作陪。刘少文传达恩来同志的意见，感谢盛情相邀，但不必了。为什么呢？

因为恩来和董老等中共代表在上海时，每次外出，都有许多国民党特务的汽车跟在后面盯梢。恩来说：“中央知道志皋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等军政当局都有熟人关系，而定慧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和小超过去与她的关系，敌人是猜不透的，她如今仍应尽量隐蔽，避免敌特注意，说不定什么时候仍需要这支‘奇兵’出面从事营救工作呢！”

第三，支持上海灾童教养所。

上海灾童教养所，是孤岛时期由毛王瑞竹、李秋君、戚逸影几位发起成立的，专门收容战区不到十岁的流亡灾童，除在生活上予以食宿抚养外，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和一些谋生的技能。

当年我们曾给予经济上的支援。所内的教职员工中，有我们的地下党员，他们带头尽心尽力地关怀灾童的培训教养，使之健康成长，服务社会。

我们离沪后，全赖李秋君等人见义勇为，竭力支撑。李秋君是名画家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善绘工笔仕女画，抱独身主义，是上海女子书画会的会长。她的几位哥哥都是很有钱的大企业家，她每年举行助赈售画的义卖活动，几位兄长们都竭力为之捧场。她遂以义卖所得悉数捐赠灾童教养所，真乃宅心仁厚，慈悲为怀，功德无量之士。

尽管如此，灾童教养所的经济来源一直不固定，而且常常面临困境。我返沪与秋君重逢后，她知我虽饱经忧患，却不是独善其身的人，就对戚逸影说：“你去同定慧谈谈，我们邀请她担任灾童教养所的常务经济理事，请她大力支持我们的事业，看行不行。”

我慨然应允，从此每月以通易公司的资金供应该所的教养经费以及教职员工的薪资和行政开支费用。通易对灾童教养所的支援，一直维持到1948年公司宣布破产再也无力为继为止；然后我又请志皋从受李汉魂委托所保管的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继续予以支援，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接管了我们代管的李汉魂移交的善后救济总署的全部物资才告终止。

第四，支持银联的活动。

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成立于1936年10月，我系发起人之一，是当时参加职业界救国会活动的一批银行职工，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发起创建的以银行钱庄业职员特别是中下层职员为对象的、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倡正当娱乐，促进服务效能”为宗旨的、公开合法的群众业余联谊团体。

当年的主任委员是孙瑞璜，他是新华银行的副总经理，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也是“星二聚餐会”的成员，思想比较进步。我是副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编写银联史的张远昕同志，当时就是我们通易公司的职工，他曾参加公司和银联各自开办的职工训练班。

还有一位是徐寄庼的外甥，曾在银联主持宣传工作。我们的通易公司从一开始就积极捐献资助银联的活动。随着通易公司的复业，在上海租界沦陷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银联也恢复了活动，并改选了理监事，推举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为主任，银钱业的女职工工作由中汇银行的曹振楣负责。

我因奉命尽量少公开出头露面，而且那时连续三年怀孕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对银联的具体活动过问不多，只当选为监事，负责动用通易公司的资金，给予经费上的支持。我并提议发起吸收“永久会员”，成为一次性缴纳五百元会费的永久会员之一。

第五，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位名人发起举行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

那次义卖会是1947年中秋节晚上在市郊中央银行俱乐部举行的。记得事前是廖梦醒和许广平到我家，送来参加筹备会的请柬和一大沓要我帮助推销的高价入场券，我当即开了张支票，认购下送来的全部门票。

这时正是通易公司营业极好、获利丰厚之际。我去出席了筹备会，对这一义举表示拥护支持，愿效绵薄之力，又当场面献了一纸巨额支票。

那几天，志皋正与田汉、汪洋及公司的潘鲁岩同去台湾，筹备在台湾开设分公司，所以他没有参与这一活动。那天晚上进行义演义卖活动时，我也去了，并将几十张入场券分送给亲友们，一同前去参加。

义卖会是由宋庆龄先生主持的，她带头签名卖书，情况热烈。接着第一个义演节目是由著名京剧演员金素琴演唱的京戏。尚未开演之前，有工作人员手持郭沫若所写的条幅当场举行义卖，不料冷了场，场下沉默了约有十分钟时间，无一人出面认购。人们都等着观看义演节目，不免议论纷纷，有些混乱。

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走到后台询问：“今天义卖全部书画总共标价是多少钱？”

经办人回答说，一共只有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人的几张字画，原先大约估算可以卖多少多少钱，还指望在现场拍卖时再提高些售价的，而今第一张字画义卖就冷了场，无人认购，这下可糟糕了……

我就对经办人员说：“你们今天准备义卖的那几张字画，一共打算卖多少钱，都由我全部认买了罢，台下的观众都急于等着要欣赏义演的节目，再这样僵持下去，会乱了套的。”

办事人员喜出望外，当即用话筒广播向大家报告说：“今晚义卖的几幅字画，已由一位银行家夫人全部包购了，义演立即开始！”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总算为郭沫若、金素琴解了围。

志皋从台湾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有些不高兴地批评了我，说我不小心注意隐蔽，

一不该在筹备会上当众开出一张巨款的捐献支票，说并不是吝惜这笔捐献，但是太不注意方式方法，应该用几个人的名字分别开具几张支票，虽然实际上还是我捐献的钱，但不会这样集中地惹人注意了；

二不该在义卖会上一时感情冲动，那个场面是有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暗地监视与会人士的“可疑”举动的，我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后台，慷慨大方地全部认购下义卖的字画，虽然给主办者解了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佩，但肯定会引起暗中监视着的特务们的注意，这可是大不妙的事啊！

“牛尾聚餐会”的同人们也都去参加了那次的义卖会，他们也认为志皋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不是反对捐献，而是批评我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够妥善。

我事后冷静地回想，觉得志皋的意见是对的，当时自己确实是太不小心了，忘了少文同志再三嘱咐我的“勿急躁，勿暴露”的指示，好心却办坏了事。

果然埋下祸种，一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就对我们的通易公司下毒手了（此事容后再叙）。

1946年，上海市银钱业同人联谊会第七届理监事合影

第六，支持骆剑冰主办的中国妇女文化社。

从私交而论，是出于感念骆剑冰对我和志皋1942～1944年重庆冤狱的营救活动出了很大的力；在政治方面，她是经常出入于重庆曾家岩“八办”的情报战线上的老战友，自然是可信任的。所以对她主办的中国妇女文化社给予了积极支持。

文化社由渝迁沪后，志皋为骆剑冰在北四川路低价租到两所房子：

一所作为中国妇女文化社的对外门市部；一所三层楼的公寓房作为骆剑冰（文化社经理）和秦德君（文化社副经理）的住所，两家各住一层，楼下公用。

中国妇女文化社开幕之日，我还特意带着女儿去剪彩捧场。这个文化社的经济来源，部分是在重庆时即已接受的好几位妇女作家卖掉金戒指等私蓄首饰，折兑成法币作为投资的股份；迁沪后我用十两黄金投资入股；还有杨虎夫人田淑君投资了十两黄金。至于日常的周转资金，是在通易公司开了一个透支往来户头给予支持的。

这个妇女文化社，主要是供应有关妇女运动的进步书籍，以及一些女作家们所写的作品，营业状况很不理想，过了一段时间，就难于维持下去了。

可是骆剑冰却不知为什么，在不召开股东会与股东们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突然宣布停业，并完全不考虑通货膨胀，将币制改革后的法币折算成原先股东们的入股资金退还给股东们。这自然引起了当时支持她办文化社而入股的不少民主大姐的不满和反对。

更不该的是，她竟不跟副经理秦德君等商量，擅自将北四川路门市部的房子出让给他人，连与秦德君合住的公寓房子也顶出去了，突然逼迫秦大姐迁居。这么大的事，她不但不跟秦德君打招呼，连作为文化社社长的吴湄大姐（话剧明星、职业界妇女救亡会积极分子、梅龙镇餐馆东主）、重要股东的我和田淑君也毫不知情。

但是秦德君和许多民主大姐却以为我们三个人是同意她如此做的，以致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误会。

当骆剑冰和秦德君为此事发生争执时，吴湄大姐来看我，提出约请骆、秦二人来当面调停；可是她二人各执己见，相互指责，彻底闹翻了。

秦德君请了律师在报纸上公开斥责骆剑冰的所作所为，骆剑冰跑来坚请志皋为她邀聘律师进行答辩。当时我即将临产分娩，志皋听了骆剑冰的一面之词，认为进行答辩是正当的，岂有人家先攻击了你而不回击之理。

我批评志皋不能偏听偏信骆剑冰的一面之词，说秦德君方面是代表了许多民主大姐股东的意见，一定有她们的道理，这是同一阵营中自己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不应激化扩大，应当出面请对方的闵刚侯律师前来，心平气和地分清是非责任，予以和平调解，而不应当应骆之请，代延赵祖慰律师去公开反驳，扩大事态，造成不良影响。

但志皋固执己见，出面支持了骆剑冰打这场官司。结果不出我之所料，双方僵持不下。民主大姐们却说，骆剑冰自恃有黄定慧撑她的腰，才会如此狂妄。我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真是冤哉枉也！

我和吴湄大姐夹在中间，招致民主大姐们的极大不满，只能徒叹奈何。

妇女文化社在公司的透支户一贯亏空，骆剑冰没有清理账目突然宣布停业，这些亏空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桩公案是后来审查时我如实申述，才分清了是非和责任的。

骆剑冰后来病逝于长沙，作家协会为她开了追悼会，对她的一生，总体上还是作了肯定的评价。龚品娟曾转达了骆剑冰的家属许道生和子女们对我的谢意。

秦德君在她的回忆录《火凤凰》一书中，曾经公开点了骆剑冰的名，叙述对此事的不满。客观地说，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为了保密，各人都保持单线联系，互不知情，不免闹出一些误会，真好比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甚至会造成亲痛仇快的后果。

我是坚守党的一贯教导，内部有不同意见，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排除个人的得失恩怨，以大局为重，个人的荣辱为轻，即使是受到误会，代人受过，只要有利于大局，也不应为忤的。

第七，支持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

蒋介石自恃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悍然撕毁旧政协的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驱逐参加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强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一意孤行地宣布召开由其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蒋为“总统”。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政治上日益孤立。

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成立反蒋的民主党派组织，除了青年党、民社党等几个小党派趋炎附势，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分得几席“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名额，并为之吹喇叭抬轿子帮腔外，所谓的“国民大会”遭到了全国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即使是在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大会”上，选举“副总统”时，也违背了蒋介石预定的意图，“太子”孙科居然落选，而与蒋貌合神离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却以多数票当选，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对于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按我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一定会得到各界朋友们的支持，顺利当选的，但志皋和我都不屑参加，坚决抵制。

不过，原先的朋友当中，也有些人，如汪华贞、彭庆修等都参加了民社党，当上了“国大代表”；彭庆修还当上了民社党上海市党部的妇女部长。

我们则以通易公司为掩护，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发动各界人士的签名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声援和支持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条战线”的国统区各界人民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银联会员和文化界共有一千多名进步人士，在反内战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第八，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