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由于父亲重视隐蔽战线的组织建设，这段时间，情报工作取得不少成果。 直到1937年12月4日，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南京的当天，叶剑英、李克农还联名 向中共中央发电，提供了最新获得的重要情报，内容包括：日军进攻动向与国民 党军队的防守部署情况；德国驻华大使奉希特勒命令会见蒋介石，提出妥协条 件的主要内容(中国加入反共协定、华北五省高度自治、扩大淞沪协定，将浦东 划归德国、闸北归意国、市中心区与吴淞归日本);在南京危急情况下，蒋介石、 孔祥熙、汪精卫、阎锡山、张群等在和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等等，为中共中央研 究决策起到参考作用。

这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队虽然也在英勇奋战， 但因国民党执行了一条片面抗日的路线，既不愿放手发动群众，对地方实力派 又怀有戒心，在团结抗日的同时，仍然设法限制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监视八路军 办事处的活动。因而，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运动实质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各界抗日救亡的力量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为了向社会各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父亲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办事处的合法地位，利用国民党的报纸，进行我们党的抗日宣传活动。

陈农菲(又名陈同生),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8月29日被周恩来保释出 狱。他与父亲早就相识，但以往没有一块工作过。出狱后，父亲希望他想办法 到《金陵日报》去任职。陈农菲原想很快回到红军中去工作，缺乏思想准备。

父 亲就热忱地向他解说：“农菲，你还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 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

陈不大理解，不知道自己“更有利的条件”是什么?

父亲耐心解释说：“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 事实’。严刑逼供你未暴露身份，以后任何时候，只要工作需要，你就可以继续 搞你革命的‘不承认’主义，利用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在敌人内部去进行 工作，这便是你的有利条件。承认了是共产党员的同志，国民党通报各地，又有 照相、指纹可查，再要隐蔽起来便困难多了”。

南京《金陵日报》,是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办的报纸，董事长为国 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他的弟弟吕一峰是我党情报干部，1933年入党，此时在该 报工作，以前就认识陈农菲，与陈关系甚好。陈农菲的堂叔又与吕超交情深厚。 父亲通过知名文学家阳翰笙，先把陈农菲已被释放出狱、目前还未找到工作的 消息透露给吕超。吕超原来就了解陈的才干，对他失业表示关心，加之眼下《金 陵日报》处境不佳，急需人才，于是就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推荐，聘请陈农菲担 任该报的总编辑。

得到这个信息，陈农菲立即向组织请示。父亲高兴地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好事，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日报，国民党用尽一切办法与 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潘梓年、章汉夫等只好打“太 极拳”。“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一点透不 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也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个报总编辑能在团结、抗 战、民主的原则下，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先与他们商谈清 楚。

我了解林森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他对蒋介石的专横，和自己当傀儡主席，内 心是不愉快的，因此他与蒋之间也存在很大矛盾。他曾说：“我这主席不过是个 监印官尔”。其实，国民政府的大印，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 长，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就在于 此，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四川办报有成绩。现在是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 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陈农菲按照与父亲研究的方案，再与林森、吕超商谈，结果很顺利地谈妥。

林森表示：“现在全国已经抗战，举国一致抗战，报纸主要讲抗战；当然要讲团结”。并交代说：报上“只可讲民主，不可讲反独裁”。

陈农菲提出：国民党中央 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要求每天送大样检查，该如何应对?

林森对吕超说：“汉群 (吕超字汉群),请你打个电话告诉他们，《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看过的，不 过，这件事便偏劳你了”。

吕超点头同意。谈话完毕，吕超送陈出门时对他说： “大样你看了便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

问题圆满解决，陈又到父亲处汇报情况，父亲笑眯眯地说：“有些同志不明 白敌人的内情，将复杂的事想得太简单，简单的事想得太复杂。国民党是一个 复杂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它，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总编辑，我们的子孙也不会相信有这 样的糊涂事，可是他们却是如此糊涂”。

他越说越高兴，站起来讲：“看吧!国民 党白色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

接 着，两个人又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如何组织稿件，如何联系等事项，进行了具 体研究。

当时《金陵日报》不大景气，发行量很小。抗日战争开始，敌机轰炸南京，把 报社房屋的后半部炸塌了，前半部门窗震坏了。原班人马中许多是林、吕的亲 戚朋友，本来不会办报，在被炸的情景下，纷纷要求辞职。

陈农菲为办报的人手 发愁，再找父亲汇报。

父亲说：“这个问题我早已为你做好准备”,便递给陈一张 名单，上面写有何云、朱仲龙(穆之)、周维等人。陈农菲看了非常高兴，说：“那 太好了”。

原来何云与他是在中央军人监狱的难友，当过编辑，写作能力很强； 周维也是同狱难友，热情、胆大，做过白区工作，两个人都是老党员。

父亲看出 他对朱仲龙不大了解，就介绍说：“朱仲龙你不知道，他是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活 动分子，有名的‘小朱’。他参加报社工作，可使报社与抗敌救亡青年很好地联 系，通过他们，报纸可以反映出工、农、商、学、兵各方面的抗战活动，报纸有了广 泛群众联系，不愁无人看的”。

经过这些努力，《金陵日报》有了起色，销路增加，报纸不仅常常刊登抗战的 消息，还约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撰写文章，《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八路 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等，都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表，打破了国民党的宣传封锁。

不久，这种变化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检查室的注意，该室主任彭革成几 次找陈谈话，指出不应该把这些消息登在显要位置。陈农菲有过硬的后台，又 据理力争，彭也奈何不得。

后来国民党政府主管部门又明确规定，报纸上不得 出现“八路军”的番号，编辑们便用“第X 路军”代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而对国民党的封锁政策感到可笑。

为了进一步打破国民党的宣传封锁，父亲又组织办事处工作人员编写油印 的宣传小报，随时将中共中央声明、八路军通电，以及各地抗日战场的捷报等， 印好后在街上散发，同时送给各个报馆，不少报纸收到这些宣传小报后原文照 登，使群众及时看到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斗争的情况，感到欢欣与鼓舞。刚出狱 不久的袁超俊，每天选材料、刻蜡版、油印等忙碌不停。

有一次，连续工作两夜 三天没休息，累得吐血，父亲非常心疼，立即与吴志坚把他送到鼓楼医院治疗， 住了一个星期。不久，国民党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下令禁止各报登载 八路军办事处油印小报的消息。

父亲与办事处的同志们又想出新的对策，利用 大幅广告的形式，在上海《申报》,甚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连续刊登八路军 《朱德、彭德怀启事》,感谢社会各界对平型关大捷的祝贺，表达了扫除顽敌、抗 战到底，民族解放必定胜利的决心与信心。

又在南京的《京华晚报》上，发表了 记者对叶剑英参谋长的专访，介绍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情况，指出：“晋省得失， 不仅关系华北之存亡，实对中日整个战局有相当之影响”,“近日，我军各路战事 始终占取优势。游击战术业已收得相当之功效，从侧面将敌军截成数段，然后 可以各个击破”,引导人们对战局有正确认识。有些进步报刊，如上海邹韬奋主 编的《抵抗》,南京梅汝嗷主编的《时事类编特刊》等，不理会国民党主管部门的 干扰，继续刊登办事处提供的材料，进行团结抗日的正当宣传。

国民党气急败坏，除了正面限制报导八路军的作战信息外，又让有的报纸刊 登虚假消息，造谣诬蔑八路军。

平型关大战后不久，南京《新民报》登出一篇文章 说：“八路军主张游击战，实际上游而不击。日寇已经打到山西，但未见八路军抗 日，不知哪里去了?”

父亲看到这份报纸，十分生气，拍桌子大骂：“无耻，造谣，非给 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他拿起电话机，拨通《新民报》总编辑，以命令口气说：“请 你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一趟”。

然后自己穿上佩有“少将”标志的军装，满脸怒 气，威风凛凛地端坐着，等他到来。

一会儿，那位总编辑戴着近视眼镜走进会客 室，看到这个场面，心里有些慌张，不明白找他来所为何事?这时父亲故意不理睬 他，目光十分冷漠。

僵持了一会儿，总编辑轻声地提问：“长官，找我来有什么事吩 咐吗?”

父亲从身边抽出那份《新民报》,摔在地上对他说：“你自己看吧!”

接着，站 起来态度严厉地责问：“你们讲八路军‘游而不击’,有何凭据?八路军在平型关首 战大捷，消灭了一千多日军，怎么是‘游而不击'?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要讲清 楚”。

总编辑是文化人，对党派政治斗争并不熟悉，见到这个场面，显得狼狈不堪， 连声表示说：“对不起，对不起，敝报只是转载大报的消息和文章，不是有意骂八路 军”。

父亲接着对他说：“对不起就算了?你们明天要出更正，否则后果自负!”

不等对方表态，丢下这句话就气冲冲地走了。总编辑自知理亏，愣了一会儿悄悄离 开，第二天《新民报》果真发了更正，使事情得以解决。

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控制，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 利。

但父亲从中体会到，如果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我们自己的报纸，直接 发挥共产党喉舌作用，效果一定更好。这件事，既很重要，也有可能，在第二次 国共合作谈判中，蒋介石曾口头同意过。所以，南京办事处成立后，父亲一直抓 紧办理此事，多次与国民党方面交涉，但都被对方阻挠拖延。

1937年9月下旬， 父亲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提出我们的要求，邵对共产党比较 温和，终究同意我们在南京办《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由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总责，钱之光组织经理，人手不够，父亲 又动员袁超俊、与到办事处寻找组织关系的赖祖烈等，先不去延安，留在南京一 起参加筹办《新华日报》。钱之光在南京办事处工作，情况熟悉，联系较广，他特 地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扩大影响。办事处又派人 到上海采购了大批白报纸，通过关系租到一个印刷厂，在南京中山路租到一处 房子作营业部。

忙到10月中旬，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但因战局紧张，南京面临 失守的危险。国民党邵力子先生打电话给潘梓年，建议他们先行撤退，到武汉 再筹备出版该报。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新华日 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走，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 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

钱之光等先遣人员于10月19日第一批出发，11月 下旬，父亲又安排赖祖烈与史唯然押车，把新华日报社采购的一大批纸张及其 他物资，乘火车送往西安。从南京浦口到西安，路上走了七天七夜，在河南省兰 封县(今兰考县),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幸亏落在身边的炸弹失灵，他们才幸免于 难，最后平安地把物资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再转去武汉。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本来是国民党政府同意设立的，但国民党对它的活动， 又处处设防，加以限制。随着办事处工作的进展，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方面更 把它看作眼中钉，派遣特务跟踪监视，干扰破坏。办事处门口摆小摊的、修衣补 鞋的、卖香烟的、拉洋片的、闲聊逛街的，许多都是特务分子装扮，专门监视办事 处的活动。我们人员外出，他们便跟踪。父亲从事地下斗争多年，这方面经验 丰富，特务们的雕虫小技，逃不出他的眼光，有时还跟他们玩点小把戏，弄得特 务们哭笑不得。

一次，周恩来约见一位外国朋友，为避开特务盯梢，把地点安排 在郊外僻静的地方。父亲陪同周副主席乘车赴约，开车不久，发现特务跟踪，便 让司机王应絮加快速度，把“尾巴”甩掉，汽车快速开到预定的约会地点，猛然刹车，周恩来迅捷转身进入外国朋友的汽车，立即开走。

等到特务的汽车赶上来， 父亲故意把车停在路边，装作修车的样子，并对特务们招呼说：“车坏了，请你们 帮助修修，怎么样!”特务们没见到周恩来的身影，再看父亲笑眯眯的模样，只好 失望地离开。

办事处工作人员上街办事、采购，特务们也跟踪监视，有时办事处 工作人员是去国民党政府办事，便故作姿态，让特务们紧紧跟随，等到目的地， 特务一看是他们的公开机关，立即傻眼，哭笑不得。这种与特务斗争的技巧， 1940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也亲身经历过。

父亲逝世后，陈农菲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是《我们又见着了》。

他忆述了在父亲授意下经办《金陵日报》的情景，说到他与父亲在南京，后来在武汉，在 桂林，1952年在朝鲜战场，1958年在广东从化，每次见面，父亲都操着很重的安 徽口音，笑眯眯地对他说：“我们又见面了”,显得亲密无间。

可是在对敌斗争 中，“由于他的勇敢，什么困难也不在他的眼下；更由于他的机智，不但敌人未发 现他是共产党人，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真面目”。“敌人对他有怀 疑时，克农同志和许多同志一道都转移到苏区去了。‘这个人太能干了，原来， 他是一个共产党!’一个监视克农同志的国民党的官儿，这时才有点明白”。

1937年11月，日本军队逼近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人都已离开，八路军办事 处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分批撤离，前往武汉。这时南京市内人心惶惶，秩序混 乱。父亲沉着应对，除了安排办事处的撤退事宜外，他还要负责南京市党组织 与地下党员的撤离。

一天晚上，他找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华谈话，提出三条原 则：

1、凡是能参加游击队的，尽量去参加就近的游击队；

2、南京站不住脚，又不 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就及早撤退；

3、如果身份没有暴露，南京有家可以长期埋伏 的，就留在南京，相机活动。

市委书记李华按此原则做好安排后，乘最后一班火 车经过郑州去武汉。父亲又对日本占领区的地下交通进行部署，建立了南 京 — 上海 广州的交通网线，以便失陷后地下交通不致断绝。还对个别同 志交代了一些文件接转的事情。

1937年12月4日，父亲与叶剑英、廖承志、童小鹏、吴志坚、袁超俊、司机王 应絮，共七人，乘车离开南京。登车之前，父亲再对办事处的屋里屋外逐个检 查，看看有无文件资料遗留，为了万无一失，甚至燃烧后的灰烬，也用脚踩踏一 下，仔细检查确无问题，才最后离开。

他们事先估计，待南京撤退时，必将兵慌 马乱，火车汽车买票不易，便提前花七百元法币在上海买了两辆旧汽车，七个人 分乘上路。路过安徽芜湖时，父亲与我们全家匆忙见面，中午停留一个多小时， 午餐后继续赶路。

汽车旧、故障多，路况不好，走走停停，他们开玩笑说这是“烂 背骡子”,走了五六天才到达长沙。为赶时间，留下袁超俊、王应絮修车，叶剑 英、廖承志、童小鹏与父亲等，换乘小轮船先去武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 杀”。父亲撤退前，留下共产党员王凯，让他把一份重要文件转交给上海党组织 的秘密交通员宋季仁。王凯伪装后，准备完成转交文件的任务。有一次他在街 上碰见一个喝醉酒的日本鬼子，挎着洋刀，说他是“中央军”,要抓住他。

在这个 日本兵的押解下，他边走边想：“克农要我千方百计转交文件，可我还没完成任 务就落入敌手，这该如何是好?”

走进一条巷子时，他看看前后左右没有别人，日 本鬼子又是醉汉，便猛然闪身，飞脚踢向鬼子兵的小肚子，鬼子兵急忙拔刀，王 凯又一拳用力打去，鬼子嚎叫一声倒在地上。这时路上的日本兵闻声赶来，王 凯转身躲进一家鸦片馆，在店主人帮助下，避开了日本鬼子的搜捕。

后来，王凯 同志辗转到达广西桂林与父亲见面，两个人激动得流泪，父亲对他勇敢机智、妥 善保存党的重要文件的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此后，王凯继续担当党的秘 密交通工作，解放战争年代主管军邮业务。建国初期，军邮业务合并到国家邮 电部。这时，我开始认识他，但对他的革命业绩，当时并不知晓。此后，王凯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我弟弟李伦与他女儿曾在延安是同学。

在南京办事处时，父亲是处长，秦邦宪(博古)是中共中央代表，两人一起工 作，互相配合，关系融洽。父亲比博古大八岁。博古从苏联回国不久，才二十多 岁，不大了解国内情况，也缺乏实践经验，就担当了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许多方 面听从共产国际指示，身边还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指手画脚，所以在江西苏 区犯了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他们相处中，博古态度坦诚，平易 近人，真诚拥护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周恩来、叶剑英团结一致，积极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不少成就。父亲尊重博古同志的领导，博古 也尊重父亲的意见，两个人除了紧张工作外，有时说说笑笑，都很开心。

随后， 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在一起工作。在南京时，著名的共产党员宣侠父 也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到办事处商讨问题，与父亲及博古联系密切，高兴 时还合影留念。不幸的是，宣侠父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暗害。

李克农与廖承志在南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