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称父亲：此人“厉害”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将军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赶到 洛川，一下飞机就去看望红军派来的代表李克农。两个人都很高兴，十分风趣， 有说有笑。在父亲住的小房间里，张将军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手持文明 棍，恰似一位富商，派头十足。

他开头就说：“李先生辛苦了，我是来搞‘整销’, 不是‘零售’的”。父亲明白他的意思，是指这几天与王以哲将军达成的协定，只 是解决局部问题，他要谈的是全局问题。于是含笑地表示：张将军解甲从“商”, 让人高兴，什么生意我们都可商谈。

当天下午，在父亲的住处，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代表秘密会谈(当时钱之 光去西安采购物资，除父亲外，红军方面只有戴镜元同志参加记录)。四周戒备 森严，对外完全保密。

张学良性格豪爽，气派甚大，他一开头就向父亲连续发 问：你在红军做什么工作?你到这里谈判毛泽东先生知道吗?你能不能负责? 要是能够负责，我们就深入交谈。

父亲幽默风趣，应对自如，立即答复：自己任 职是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出发前中央确定的公开身份),正是奉毛泽东的命 令，来此与贵方谈判。我是红军代表，当然能够负责，如不能负责，我早就声明 了。简短的答复，解除了张学良对父亲身份的疑虑。

于是，张学良又提出几个问题，希望父亲解答，如：红军抗日是否真有诚意? 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一致?你们抗日为什么非要反对蒋介石?等等。

父亲也是 谈判高手，他见张学良将军态度有些傲慢，便也针锋相对，以示尽管我们以诚待 人，但并非软弱好欺，所以也故意摆架子，显威风。

他请王以哲军长把香烟拿给 他，点着吸上，稳定情绪后，从容解答说：红军抗日完全是真诚的，否则我们何必 要走二万五千里艰苦长征来到陕北。张先生是军事家，应当懂得军队打仗要有 巩固的后方，所以我军来到此地。

张插话问，你们到了这里，还准备开往前方对 日作战吗?

父亲答复说：是的。

张学良又表示，你们抗日为什么不西去宁夏? 那里离绥远较近，又靠近苏联，对你们有利。现在你们往东去山西，不怕阎锡山 把你们吃掉吗?

父亲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此时已率领红军 主力部队东征，开赴山西前线，为了配合谈判，中央已把红军东征打胜仗的信息 及时电告了父亲。

于是父亲就向张学良解释说：红军东征是因为河北、山西比 宁夏的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早实现。而且我们东 征有胜利的信心，还可以解决军需补给与兵源问题。他又将红军东征取得的一些胜利，讲给张听，使他对红军增加了信心。

张学良表示完全赞成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不让东北军再与红军打内战。但对我们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认为欠 妥。因为蒋介石是国民政府首脑，全国影响很 大，国民党军队与不少地方力量都掌握在他手 中。据张了解，蒋介石虽然反共，但也有抗日的 可能。如果坚持“反蒋抗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恐怕很难实行，不如将口号改为“逼蒋抗 日”。

父亲解释说：我们党主张联合一切力量，建 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凡是抗日的力量，我 们就联合。因为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退让，专 打内战，不肯抗日，所以我们才要反蒋抗日。既 然张将军提出不同意见，我可以报告共产党中央 予以考虑。

张学良将军愿意抗日，但是信心不足，他向 父亲提问：现在是敌强我弱，你们主张抗日，可是 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

父亲向他详细分析中国 与日本的国情，虽然目前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武 器装备敌优我劣，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 人民，是人心向背，我们抵抗日本侵略是正义战 争，能够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也能取得国际进 步人士的支持，加上我国地广人多，潜力很大，只 要坚持长期斗争，广泛发动群众，阵地战、运动 战、游击战相结合，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

张 学良、王以哲将军听后都觉得言之有理，很受启 迪，进一步增加了对红军的了解与好感。

父亲在谈判中立场坚定，策略灵活，不卑不 亢，讲究效果。会谈过程总的气氛比较友好，但 是有时双方意见不同，发生争辩，也互相拍桌子， 丝毫不让。

例如：张学良说到：“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

父亲一听，马上气冲冲地回答： “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如果这样谈判，那我就没什么可谈了”,边说边站起来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莫误会，我们继续谈下去。”

父亲被挽留坐下后，严肃地表示：张先生不妨回 想一下，东北军开始到陕北时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其中一部分被蒋介石搞过 去了，另一部分与红军打仗互相抵消了。这个大亏不能忘记呀!

说得张学良很 有感触，王以哲旁边听着也苦笑点头。

张学良接着提出另一要求，他指着地图，希望红军能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起初，父亲不了解他的苦衷，含笑地表示，张将军只要瓦窑堡这点地方，为什么 不多要一些，我们共同抗日，从鬼子手里收复失地不是更好嘛!

经过进一步交 谈，父亲才知道张学良将军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用这一“战功”向蒋介石交差， 表明他与红军打仗也有收获，减缓蒋对他的追逼。好在这是做给蒋介石看的， 东北军与红军都无损伤。

父亲体谅张将军的处境，当即表示理解，因为瓦窑堡 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事关重大，父亲表示自己会向上级报告，尽力而为。经过中 央电报同意，双方就此达成协议，1936年6月，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 机关迁往保安。

针对张学良问及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一事。父亲估计他已听到张国焘搞分 裂的消息，对共产党内部团结产生疑虑，便主动挑明地介绍说：红军是团结的， 但也有些争论。可能你已知晓，张国焘最近与我们党中央有分歧，这是共产党 内部少数人引起的，并不表明全党不团结。张将军不是共产党员，对此不大容 易理会。张学良点头表示理解，对父亲交谈的诚意感到满意。

这次谈判，从3月4日下午3点谈到3月5日凌晨5点，红军与东北军进一 步达成几点口头协议。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 代表与他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在肤施(即延安，当时是东北军驻守), 时间由共产党方面确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 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张学良以灰色名义进行掩护。

四、红军与东 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通过谈判，张学良相信红军确实是抗日的武装力量，是东 北军可以信赖的朋友。父亲通过谈判，也了解到张学良将军确实具有抗日救国 的心愿，为人坦诚，作风朴实，重义气，讲道理，是红军可以交往的朋友。彼此之 间增进了友谊。

为了纪念这次历史事件，现在陕西省洛川县还将当年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的旧 址保存着，供人参观。

会谈结束后，3月7日，父亲与戴镜元等一行两人(钱之光去西安采购未 归)离开洛川，王以哲将军派人秘密护送。遵照中央指示，他们一行于3月16 日直接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谈判情况，以 及张学良提出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的要求。毛泽东很高兴，赞扬说：“李克农 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接着，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周恩 来作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再度谈判。4月8日下午，周 恩来一行到达延安郊外的川口镇，东北军派人领路，去谈判地点。4月9日晚， 张学良、王以哲，还带了一位共产党员刘鼎，在延安市郊的一座教堂内，与周恩 来等进行会谈。

刘鼎，原名阚俊民，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军工方面 的专家。1935年，他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恰逢张学良想同共产党建立联系，后经 人介绍前往张学良身边帮助工作。刘鼎已多年找不到党组织，他与周恩来原先 认识，这次见面，接上了组织关系，心中非常高兴。父亲通过刘鼎，进一步了解 到张学良将军不赞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思想斗争激烈，近来抗日决心越来 越大，而且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观点一致，都希望劝说蒋介石顺从民意， 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大名早有耳闻，见面交谈之后，对周恩来更加钦佩。双 方谈判前，父亲估计张学良还会向周恩来提出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 的主张，提前请周恩来副主席考虑。果然不出所料，一般问题谈完之后，张学良 又委婉地提出：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对待蒋介石才是上策?

周恩 来思想上早有准备，便与张坦诚长谈，交换看法，帮助张进一步了解红军的正确主张。会谈之后，周恩来、李克农返回瓦窑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 谈判情况，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张学良将军的建议，分析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决 定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事隔不久，竟然爆 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4月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瓦窑堡。 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刘鼎任我党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随时充当双方联系的 桥梁。4月26日，刘回到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信件，并介绍了情况。

第二天及以后的几个月，刘连续写了几封密信给中共中央联络局，报告有关情 况，周恩来也给他写了回信。双方信件均以暗语表达，连姓名也是虚构的，如称 呼李克农是“浓可”、周恩来是“伯父大人”、张学良为“老头子”、蒋介石是“大老 板”,刘鼎自名“择生”。报告情况也是密语，主要汇报张学良与蒋介石商谈停止 内战、合作抗日的事后，心情很不顺畅，希望与周恩来再次会面研究对策。后来 又汇报说张将军心情烦躁，表示“要干就干到底”,十一月有“大活动”,还故意 把张将军改称为“她”,以防泄密。这些信，表明西安情况复杂，可能要出事。

蒋介石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态度顽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苦苦劝说，甚 至哭着哀求，皆无效果。不但如此，蒋介石眼见西北地区的“剿共”战事没有什 么成效，又召集许多军政要员到西安开会，向东北军、西北军进一步施加压力。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爱国心切，最后只好实行 “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采取非常手段，逼蒋抗日，谱写了中国近代 史的惊人篇章。东北军部队冲进临潼县华清池，在一个小山洞里把蒋介石抓 获，还把一批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陈诚、卫立煌、钱大钧等拘禁起来，连 同蒋介石的军用飞机及地勤人员等也被扣留。事情发生后，他们立即电报告知 中共中央，希望取得支持与合作。

“西安事变”引起轰动，许多革命战士听说抓住蒋介石了，无不兴高采烈，认 为应该把他交给红军公审，然后处决。父亲开始也感到高兴，心想这回可能会 把蒋介石交给他关押，要准备一个窑洞，好好看守。南京国民党方面乱作一团， 许多人担心形势恶化，国家大乱，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途径。而军政部长、一贯 亲日的何应钦则野心勃勃，想利用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

西安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东楼。“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住所

他大动 干戈，讨伐张、杨，并自任“讨伐总司令”,四处调兵包围西安，还派飞机对西安进 行轰炸，一时气氛非常紧张。日本政府也公开表态，要对“西安事变”严密监视， 适当处置。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两种观点，许多人主张通过谈判，保持国内 和平，促进团结抗日；也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如果放了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西安事变” 问题。会议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爱国行动。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发展的几 种可能，

一种是南京与西安更加敌对，大规模内战爆发，从而推迟全国抗日战争 的发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

二是经过各方努力，事变和平解 决，导致国共合作，结束内战，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快建立。

会议经过 讨论，确定应该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赶赴 西安，配合张、杨将军妥善处理此事，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他们15日早 晨出发，17日到达延安，当天乘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抵达西安。

因为情况复杂，事务繁多，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派李克农、边章伍、伍修权等赶去西安，指定李 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工作，并保护代表们的 安全。

中共代表住在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东北军负责守卫，比较安全。 但是西安市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群众思想混乱，国民党特务伺机活动，挑拨破 坏。父亲对党中央决定的基本方针十分钦佩，他努力收集国内外的情况反映， 提供给领导参考，同时意识到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并非易事，障碍 很多，便与许多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友好交谈，结合自己思想 认识的变化，宣传和平解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帮助他们统一认识。

为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一方面调集红军部队向西安靠 近，从军事上支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配合东北军、西北军防备何应钦的“讨 伐”。一方面组织“政治攻势”,发动各方力量，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 对亲日派，使国民党军队的不少将领，如胡宗南、王耀武等，南京政府中的亲英、 亲美派官员，如孔祥熙、宋子文等，都认清何应钦的阴谋诡计，主张与西安谈判， 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脱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等从南 京飞到西安。

23、24日两天，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会谈，25日， 宋美龄也亲自参加会谈，结果比较顺利，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 要求，西安方面就放蒋介石回南京。

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陪同周恩来会见蒋 介石，经过耐心说服，蒋介石口头承诺：

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 国，受我指挥；

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与周恩来商谈，解决具体问题；

三待 我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到南京谈判。这种结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 拓了道路。

那些天，每日深夜，中共代表人员聚集一起，交流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 案，电报中央。接获中央复电，又组织研究，分头落实，所以从早到晚，忙碌不 停。父亲还要随时保证与中央的电讯联络畅通无阻，睡眠时间比别人更少。他 心脏有病，眼睛不好，经常哮喘咳嗽，但也无法休息。

他了解到，张学良将军数 日前就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表示，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负荆请罪”, 作为自己尊敬蒋介石的表示，希望取得谅解，使事情圆满解决，决心较大。

父亲 也了解蒋介石心胸狭窄，张将军此去后果难料，便赶紧汇报周恩来，设法劝阻张 学良不要去南京。哪里知道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将军背着周恩来、杨虎 城，亲自陪同蒋介石夫妇与宋子文等飞往南京。

周恩来发觉后，驱车赶到机场 进行拦阻，可是飞机已经起飞，无法挽回。那时候我们年幼，还在芜湖上学，对 “西安事变”这件大事也很关切，25日傍晚，护送蒋介石的飞机路过芜湖上空， 我们看见机翼上的灯光闪亮，都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感到欢欣。只是并不知道父亲也在西安参与了斡旋活动。

果然，张将军亲自陪同蒋介石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背信弃义，不顾大局， 将张学良扣押，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从此，张学良将军被软禁一生，没能施 展抗日爱国的才华，令人十分痛惜。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调集 几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推进，施加威胁。

为了替蒋介石涂脂抹粉，增添光彩， 南京方面大做文章，报纸上连篇声讨张、杨两将军的所谓“叛逆”,出版了一本 《蒋委员长蒙难记》,歪曲事实，把他吹嘘成民族英雄。西安市国民党政府不惜 劳民伤财，在华清池抓获蒋介石的山洞附近修建了一座漂亮的亭子，四边崖石 上刻满了党政要员的题词，对蒋介石竭力吹捧。现在这些石刻已被清除，亭子 也改称为“捉蒋亭”,供游人参观。

因为张学良将军被扣，西安方面强烈愤怒，东北军内部分为两派。王以哲 军长等经过与周恩来协商，主张动员各方力量，要求蒋介石无条件释放张学良， 维护国内和平，坚持团结抗日，社会各界也大都如此主张。而东北军的少数青 年军官态度激昂，看到张学良被扣，心急如焚，主张动用武力，哪怕公开宣战，也 一定要救出张将军。他们哭着跪在周恩来面前，要求出动红军与他们共同战 斗。周恩来坚定地表示，红军是东北军的朋友，一定尽全力救出张将军，目前要 稳定局势，加强内部团结，要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进行努力，请他们不要轻举妄 动。

1月28日，红军司令部决定，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我们可以暂时 保留既定方针，必要时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战斗。1月30日晚，东北军 代表于学忠、王以哲将军、西北军代表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举行三方 会谈，经过认真思考，一致主张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决。

第二天，父亲奉周恩来的命令，代表红军与东北军代表米春霖、谢珂，西北 军代表李志刚等，冒着风险前往西安东边的潼关，会见新上任的西安行营主任 顾祝同，谈判停战问题。他们刚出西安市，就听到了枪声，父亲估计东北军少壮 派军人可能出问题，情况不妙，他牵挂周恩来等的安全，急忙赶回来。见到周恩 来副主席后，周副主席仍让他们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于是父亲等第二次出城 前往潼关。路过华阴时，他遇见了时任东北军旅长的高福源，高提醒父亲，情况 复杂，请注意安全。

三方代表赶赴潼关见到顾祝同后，谈判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释放张学良 将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还就此递送了一份“请愿书”,给南京国民政府。可 是顾祝同不愿谈，连“请愿书”也不肯接，不肯转，谈判没有结果，几位代表只好 返回西安。路经华阴时，哨兵拦住汽车，问他们干什么去了?父亲听后感觉惊 讶，他没有见到高福源本人，判断出了问题。于是他们提高警觉，不再乘车，分 别徒步赶回西安。

进城后，父亲先到杨虎城公馆，杨见面就告诉父亲说：现在事情不好，王以哲、高福源等都被杀害了。

原来，2月2日上午，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连续几天，仍不见张学良回到西 安，错误地认为王以哲将军上了共产党的当，耽搁了对张学良的营救，便结队冲 进王以哲家中开枪把他打死。这样一来，又激起许多东北军官兵的强烈愤怒， 两边对立，使西安市的情景混乱复杂。有些坏人趁机造谣，说王以哲是被共产 党指使人杀害的，而且还要再杀一批东北军人员。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周恩 来决定冒险去王以哲将军家中吊唁慰问，父亲反对无效，便与刘鼎亲自陪同前 往，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帮助安顿后事。

他们三人到达后，看见王以哲将军身中 九弹，血迹斑斑，夫人孩子仍然惊恐不安，哭作一团。父亲见此情景，回想与王 将军的交往，一阵心酸，不禁流下眼泪。周恩来沉着冷静，一边劝慰家属节哀， 一边吩咐收敛遗体，布置灵堂，料理后事。王以哲夫人哭着说：我们孤儿寡母今 后依靠谁呀?

父亲当即表示：依靠红军、依靠共产党。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遵照 周恩来的指示，父亲又将几位领头肇事的青年军官送到云阳镇红军驻地妥善安 置。东北军的官兵们看到在这种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干部不顾安 危，从容不迫地帮助处理后事，深受感动，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转而积极与红 军合作。

经过多方努力，西安市的局面逐步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以 基本保持。1937年1月，东北军调整部署，将延安县城让给红军进驻。从此，延 安成为革命圣地，吸引许多热血青年，在毛泽东主席与党中央的领导下，经历了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谱写出中国革命的光辉篇章。

“西安事变”的历史，记录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的重大贡献，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周 恩来领导一批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更不能忘记张学良将军为此被软禁终生、 病故海外，杨虎城将军一家数口从海外归国，竟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以及在 事变中不幸遇难的王以哲、高福源等民族英烈。

过去，人们不大了解情况，认为张学良将军未与别人协商，就独自送蒋介石 飞去南京，结果终身被囚，乃是个人意气，考虑不周。

事后人们发现他登机前， 曾匆忙留下过书面交代：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专致何、王、 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旁边还附加一句：“以杨虎城代理余 之职”。

这表明，张学良将军并不鲁莽，也非单凭意气。因为他熟悉蒋介石的性格， “西安事变”,张、杨“犯上作乱”,有损他最高领袖的形象，必然痛恨之极，回到 南京，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以讨伐为名，挑起新的内战。所以张用“负荆请罪”的诚恳态度，亲自送蒋回南京，接受军法审判，承担全部责任，给予蒋介石维护领 袖尊严和挽回面子的最佳机会，迫使蒋遵从在西安达成的协议，避免大规模内 战的爆发。

所以，张学良将军是牺牲自我，保全大局，为结束内战，共同抗日，做 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说：“张学良、杨 虎城两位将军是我国的千古功臣，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 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被世人赞颂和纪念”。

多年来，张学良将军身处危境，对发动“西安事变”从未反悔，也从未反对共 产党，表明了民族英雄的豪迈气概。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怀念与周恩来的友情， 钦佩周恩来的才华。他也提到李克农，称此人“厉害”,并说王以哲就听他的，对 李克农印象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