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归队
回顾自1975年从秦城出来的廿多年间，我的生活可以归纳为争取平反、坚持为恢复党籍党龄不断地申诉和实事求是地为友作证。其间，我的海外亲友络绎回归，故友重逢；儿孙茁壮成长，真可谓桑榆晚晴好。
新时代的青年读者，恐怕很难理解当年涉及潘汉年冤案的“被审查者”，要想平反归队是多么困难。“四人帮”横行时，许多被颠倒的事情都不可能正本清源，何况潘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性。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我们这些被扣上“反革命”、“叛徒”帽子的人怎能重新获得社会的尊敬和承认。使我欣慰的是我的儿女们还能理解我，给了我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并支持我不屈不挠地为平反申诉。
1975年5月中旬，我被安排到大冶长女允中工作的地质队暂住。那时，大外孙女红星（弘莘）已十周岁，在地质队自办的小学读书，聪明活泼，十分可爱；小外孙女彤彤才三岁，比较娇气，爱哭。
地质队职工的生活很艰苦，烧的是煤球炉，住的是平房。房屋的质量很差，每逢下雨，外面大下，室内就小下，家家户户要用脸盆脚盆承接漏雨。况且，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里，夏热冬寒。允中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
每周去县城一次，购买肉食蔬菜等副食品，来回要走三十里路。允中说得好：此间情况，若与勘探开发大庆油田时相比，已是天堂了，那时睡在蒙古包式的帐篷里，两个人都穿着皮衣服，背靠背睡，还冻得发抖呢！她是志皋和祖母在世时最钟爱的孩子，却未被宠坏而意志坚强，她那能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以及为我添置丝棉衣裤等生活上的体贴伺奉，使我倍觉宽慰，真所谓精神胜物质也。
未几日，已调到福建地质队工作的大女婿尹志霖回来度探亲假，一家三代五口人，都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天气又热，自然极不方便。我睡在一张小竹床上。吃饭是在门外用木架支起一块木板，权当餐桌。
不久，在新疆的小儿子文中和李心夫妇闻我已获释出狱，双双请假赶来探亲。地质队的党支部书记动员比邻一户人家暂迁别处，给我们增添一间住房。于是大家动手七手八脚，用旧报纸糊墙糊窗户，匆匆忙忙地将房间收拾干净，凑凑合合地就把文中夫妇安置下来住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庆团圆。
大冶民政局给我送来一张伤残荣誉军人卡，每月发给二十元生活费，这措施倒也符合我那时的身份。文中夫妇知我情况后，亦均认为继续上诉是必要的。李心也是上海支边青年，父母均健在，下面还有两弟一妹。李心支边后，其弟妹得以留沪，故李心甚得其父母钟爱，时常从上海给她寄罐头等营养食品。文中患病时，蒙李心殷勤照顾，患难中生真情，终于结为伴侣。文中因过度劳累致病，被照顾，调到职工学校任教，不仅免去重体力劳动，亦获机会勤奋自修，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同时，未荒废高中的功课学业，为日后外出进修，打下稳固基础。文中夫妇在大冶只住了几天，就又去上海探亲。
大冶的文化生活很枯燥，难得有一次电影看。晚上在露天广场上放映电影，全队职工家属，以及附近农村的老乡们，均像过节一般，扶老携幼地去赶热闹。
一次，电影队来了，允中因白天工作劳累，不想去看，遂托邻居照顾我们老少三人去看电影。从住地到放电影的广场要摸黑走一段路，小彤彤走着一不小心，跌下了田埂，幸亏热心的邻居将她拉上来，并护送我们回家。如今回想起那时的生活情景，倒也挺有意思的。
甫由秦城归来（1976，上海）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央最高的几位领导人恩来同志、朱老总和毛主席竟在同一年间相继逝世。我从广播中惊闻受到全国军民一致衷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立即泪如泉涌，血压猛升，因悲恸过度而晕倒。经地质队医生抢救苏醒后，不禁痛哭出声。
但不久却传来上面不准召开群众大会悼念周总理的规定，大家都无法理解和接受。虽然在乡下，离首都太远，信息闭塞，难以了解“四人帮”乘机作乱篡权的阴谋，但我们仍悄悄地通过各种不同的追悼活动，寄托心中的哀思。
文中从新疆来函安慰我，并告以他们四十二团团部为敬爱的周总理召开追悼会时，他被推为恭读祭文的代表，全体官兵均不顾上面禁令，肃静默哀。
那年噩耗频传，同年夏天，朱总司令逝世；9月9日，毛主席亦逝世了，举国悲痛，我用五言格式写了长篇悼词。
见报载华国锋同志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他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公安部长，是负责审问我案件的直接领导人。又见报端公告，中央正公开征集散落在外的毛主席手迹墨宝。我就写信寄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中央将当年毛主席亲笔饬购线装古籍书的一纸清单，复印一份给我们风雨书屋同人，留作永久纪念。
虽然中央对此没有复示，我亦未再去信催问，但后来听说，阿英病中，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去慰问时，曾询及此事。阿英告诉他：“确有此事，我们完成任务后，将此清单交与黄慕兰即定慧同志保存的。”
我确切地记得，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这份买书清单、恩来同志1938年的亲笔表扬信以及刘少文带来的聂荣臻同志嘱北上共商大计的亲笔信这三件珍贵文书，是我亲自珍藏于上海通易公司的保管箱内。1955年我受审查时，由公安部会同人民银行破箱取证，均已收归内部存档保存，故我坚信定在内部妥为保存不致流失的。
大冶属黄石市，我的第二次申诉，是我带了外孙女红星，从大冶乘火车，亲自送到黄石市委组织部，请他们代为上送的。那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是赵辛初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宛希俨烈士原配夫人的堂兄弟，但昌杰儿亦从未见过这位堂舅舅。因此，我想他是一定会将我的申诉代为转送给中央的。
因为我的到来，似使允中夫妇家庭失和，我心不安。大中遂来接我去沙市暂住。她的丈夫曾抗生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过去在北京曾与我见过面。毕业分配后，两人本不在一地工作，承领导照顾，将他俩一起调来沙市，免去牛郎织女分居之苦。他俩相互支持，共同创业，均学有专长，令我欣慰。此时他们已育一男，名曾群，比红星小，比彤彤大，亦聪明活泼可爱。沙市系小城市，生活方面比在大冶乡下略优些，住房虽有自来水，但无卫生设备，家中挑煤饼、倒便桶等重劳动活，均由抗生承担，劳而无怨，夫妇俩感情甚好。
1976年4月，我与一中同返上海。一中已与何士钦结婚，家中只有一间房，前面有大阳台是其婆母住的。因婆媳不和，一中意将我的临时户口转到原先带过文中儿的保姆丁彩英家借住，丁欣然接纳。彩英家住茂名路，已婚，抚一女，安顿我住前面以玻璃窗封住的阳台上，床边有一书桌。丁家地近复兴公园，清晨我就步行去公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也预感到自己的冤情将有出头之日了。两年多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在上海又第三次上书进行申诉，那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彭冲同志。
1978年冬，我从上海回到北京，进行第四次上诉。当时文中、一中已获准赴美留学，杰儿、平儿均为他们送行。我们在京合影留念，平儿还写了一首七绝，为文中他们祝贺勉励。
1979年，黄定慧（慕兰）为送文中赴美填词
1979年，黄定慧（慕兰）在北京送文中赴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均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巨潮更是势不可当，我日夜期待的平反佳音也真的传来了。
1980年4月上旬，邓颖超同志派秘书赵炜来杰儿家通知：第二天派车来接我去中南海谈话。当时邓颖超同志已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内同志们对她亲切崇敬地称为邓大姐。
次日，我带上志皋在美国与文中、一中见面后给我写来的感谢信，以备询问。到中南海邓大姐办公室，因公务繁忙，邓大姐嘱秘书杨荫东代为接待。杨态度恭谨，站在楼下迎接。果不出我所料，杨首先询问上海通易信托公司海内外现尚健存的董监事情况，我将志皋来信呈上（邓大姐审阅后，由中央收存归档了）。随后杨又询问了我一些其他情况，均如实奉告。
三天后，邓大姐令秘书到杰儿家来传达慰问之意，送来她从自己工资收入中拿出的两百元，嘱杰儿为我买软卧火车票送我回沪，并指示：回沪先解决户口、工作、公费医疗待遇等问题，最后再解决住房和恢复党籍党龄问题。杰儿全家和外孙女红星均在场，听得此喜讯，举室欢腾，为我祝贺。
杨又传达嘱我再写一份有关发现向忠发叛变前后经过的材料，因此事党内长期未公开过，而我是最早发现报告党组织的当事人，理应补述当时情况留存中央存档的。我随即遵嘱写好材料送上去了。此次虽因公务繁忙，未能获邓大姐接见，但我已感同身受，誓当仍尽力之所及，再努力为党工作！
1980年4月，我从北京返抵上海，因住房一时尚未安排好，自然只能仍回到丁彩英家中暂时居住。在我受审时，多蒙丁彩英和钱妈妈的女儿钱金宝悉心照顾两个小儿女，如今又热情接待我，亲如家人。
志皋知情后，来信中曾有“家贫出义仆，国难见忠臣”的感慨。实际上我的两个小儿女与她们已非主仆关系，而是当做姐妹般的亲人对待。钱金宝的母亲钱妈妈曾侍候过陈家上一代的老太爷、老太太，后因年老还乡。其子曾被国民党军队强拉壮丁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因对人民军队缺乏认识，做了逃兵，解放后被罚到边疆地区服役，本来早已期满，也不懂得申请复员回家，母子已分别三十年了。
我平反返沪后知悉此事，代钱妈妈的儿子写了一份申请复员回乡的报告，经批准，总算回来与老母团聚，这是令她们全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后来，志皋又资助钱妈妈在乡间盖了几间小屋，回乡养老，寿至九十多岁，无疾而终。
返沪不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来彩英家看我，适大中在沪进修，是日恰也在家。
小鹏对大中说：“你母亲真不简单啊！地下党时，她三次被捕，从未投降，未泄密，在敌人枪杆子下经受了生死考验。解放后，还当上工作模范。不幸又和潘汉年一同受审，中间还经历了‘四人帮’一伙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前后经受了长达二十五年错案委屈的考验，坚持四次上诉。如今终于平反归来了，你们可要好好地尊敬她、学习她、侍奉她啊！”
小鹏又亲切地询问我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已经七十三岁了，但身体很好，七十岁时我还登上了黄山（当时没有缆车的），自认为还能为党工作几十年。一般的工作单位不可能接受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已多次打报告要求到文史馆工作，希望组织上能同意。”
小鹏连连称赞我精神状态好，真是百折不挠，老当益壮。并说：“我看还是到上海市参事室工作更能发挥你的作用，你看如何？”
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忙称谢不已。我带着大中、彩英等人送小鹏同志出门，才发现他与秘书是步行前来的。
未几日，公安部第十三局的戴北涵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吴书耕陪同，给我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公文，撤销1963年刑字第五号以“反革命罪”判我三年管制的错误判决，宣布无罪。
这在法律手续上来说，应该是完全平反了；但在后面所附的公安部对我所作的结论中，却说我“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39年曾任国民党苏浙皖巡回教育团教官”，又说我任上海通易信托公司董事，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因此请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安排我适当的工作，并予以照顾等语。
“脱党”和任巡回教育团“教官”两个重大问题上，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不接受这个平反文件。
吴书耕就劝我说，法院的正式文件宣布你无罪，撤销了原先的错判，是从法律上为你完全平反了的，你应感谢中央为你平了反，签署接受。
至于认为对公安部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对组织审查的结论有意见，可以在结论后面加注自己的不同意见，并继续向中央组织部进行申诉。应把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开来对待。
这时，志皋之弟廷骧夫妇亦在侧，廷骧又提出意见说：“我哥哥对于财产问题，向来是不计较的，但过去对通易公司当做‘反革命财产’予以查封的做法，是决不能接受的，对此亦应正式公布平反。”
吴书耕忙又打圆场说：“结论上不是已经对通易公司作了‘曾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的肯定性评价吗！何况通易公司的破产以致最后清理停业结束，是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迫害所横加的罪名，这是用不着人民法院来宣布平反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他的话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彻底落实党的政策是一个逐步深入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少老干部的初次平反结论，往往都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尾巴”，但是最主要的是非功罪总算基本上澄清了，其余一些问题，也只好以后继续申诉，逐步争取解决罢！
何况邓大姐已有过指示，让我先解决户口、工作和医疗待遇问题，最后再解决住房和党籍党龄问题。我如不接受如今这样的初步安排，似亦不妥。
于是就在高院的平反决定书上签名同意，表示感谢；在公安部的结论后面，写明自己在白区地下工作一直保持单线联系，从未脱党过，所谓“脱党”，是对特殊任务掩护的说法，且1939年我已离沪赴港，又何来分身术去担任苏浙皖巡回教育团的教官呢？表示将继续向中央申诉，以求澄清真相。戴北涵也就拿了我的签名和意见回京复命了。
1980年5月8日，我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任命前几天，参事室副主任包善政偕人事组陈识吾来彩英家对我宣布，他们已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通知，调派我任市府参事。
参事室在思南路，离彩英家不远，每星期四上午定期开半天会议，请我出席参加，其他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不必天天去机关报到坐班。去参事室报到后，又分配我参加对外联络小组的工作。我是一贯服从组织分配的，自然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安排。包善政同志并陪我去见了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张是“银联”的老同志，相见后，我向他呈交了五万多字的自传稿，请组织上进一步审查。
1981年，黄定慧（慕兰）参加上海参事室活动—游太湖
不久，杰儿自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说，阳翰笙拒绝接受对他的不合实际的审查结论，并问我的情况如何。
我对他说：“我的情况与阳翰笙不同，对于不合实际的组织审查结论，自然应该拒绝接受；而如今对我的平反，还只是宣布撤销过去以‘反革命罪’的错判，是法律上的无罪的平反，至于组织审查的结论，可能只有等到对潘汉年、扬帆的案件彻底平反之后，通过对所有涉案人员全面深入的复查甄别，才能最后全部解决问题。
如今既已任命我为上海市政府的参事，工资定为行政十三级，我若不接受新的工作安排，似有违组织纪律，只好一步路分作两步来走：接受高院的平反决定，同时保留向中组部再申诉的权利。你们请我回京继续上诉，我自然会去的。”
杰儿本希望我跟阳翰笙一样干脆拒绝接受平反文件，听我如此自信，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1981年，黄定慧（慕兰）参加银联年会
1983年，黄定慧（慕兰）在湖北参观葛洲坝放洪
我当然很不满意这样不切实际的结论，但又深知这决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极有可能还受到潘、扬冤案的株连和牵累，潘案若不平反，不仅是我一个人，还牵涉许多同志的历史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澄清。
我在丁彩英家借居期间，他们全家待我甚热情，我虽支付他们生活费用，但绝不能忘却其深情厚谊的。她夫妻二人均嗜酒，我也就每天和他俩喝啤酒，吃些红烧猪蹄之类的下酒菜肴，谁知竟得了胆结石症，血压也很不稳定。我由此学得老年人应注意饮食清淡、戒除烟酒的养身之道。
迁居漕溪北路后，华东医院送我去无锡太湖边宁静的风景区里，休养治疗了好几个月，并由保健医生教授《练功十八法》，同时纠正我照挂图自学的太极拳姿势。由于生活饮食合乎科学规律，自己也勤于健身锻炼，我的健康很快恢复，血压也趋于正常了。
在医院里遇见潘汉年的小叔婶，她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任中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折磨，一身伤病。她问我为何年龄比她大得多而精神却这么好，我安慰她说，道理在于对自己的问题，早已无私无隐地如实交代，从不背思想包袱，只知埋头努力学习，坚持革命乐观主义，坚信问题总会水落石出、彻底查清楚的。
1980年7月5日，我与部分参事参加了市政府组织的物价检查。1981年4月9日，列席了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7月3日，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宴请了我和部分参事。1982～1992年，我荣幸地担任了两届的市政协委员。
1982年6月，还参与了对李汉魂夫妇的接待工作等。1985年春节，市政府领导宴请参事室和文史馆同人，又与汪道涵市长留有合影。
1986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长时，迎春宴上我有幸留下与他的合影。总之，自1980年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到1993年夏我移居杭州，凡是市政府或参事室安排的各项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也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老朋友戏称我成了“电视明星”了。我定居杭州后，参事室领导年年来看我，还特地给我庆贺九十岁、九十五岁生日。
1982年6月，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和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同志接待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妇
前排右起：李汉魂、吴琴芳、吴菊芳（李汉魂夫人、原国民党中央委员）、郭秀仪（原农工党中央主席黄琪翔的夫人、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黄定慧（慕兰）
后排右一：张承宗；左一：上海市人大副主任
2004年，黄定慧（慕兰）在杭州郭庄
2009年12月，黄定慧（慕兰）佩戴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章在杭州家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