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友重逢
我在京等候平反时，曾遇浏阳小学时的同学刘豫璇。她是邓大姐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是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独身主义者，诗画均优，并曾翻译过一百多万字的高尔基著作，“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受迫害，诗画文稿均成劫灰。我曾推荐她进北京市文史馆，因当时我尚未公开平反，自然未能办成。她有一侄儿在浏阳老家，她就回浏阳了，并参加那里的淮川诗社，任顾问。我和她及立征姐三人，常有诗词唱和。她俩的诗词造诣均优于我。可惜这两位安贫乐道、怀才不遇的小时学友，均先我而去，次第永别了。
1977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吴泰昌的文章，才知道阿英病故，非常悲痛。人生得一知己难，阿英深知我的冤屈，在我困难的时候安慰我、支持我，这样的故人谊、战友情是经受过考验的，是令人永志不忘的。
经过辗转联系，才知写文章者就是当年奉阿英命深夜送我回家的青年，他已与阿英的小女儿钱晓云结婚，因为在《文艺报》工作，又有阿英的渊源，与文化界的许多元老联系颇多。阿英病重期间还特地对泰昌说：“黄定慧同志对党有很多贡献，因为关系复杂，受了许多委屈。她的案件是冤案，我应该证明的都证明了，今后如有可能，你还要多关心她。”茅盾、李一氓也是这样对他说的。
所以泰昌虽然只在阿英家见过我一面，但已经从多处了解到我的情况。在他的帮助下，我又与许多老战友重逢。在争取平反的过程中得到诸多的帮助，也要感谢泰昌这位热心、正直的故人之后。
后来泰昌在《解放日报》的专栏中，写到我为《鲁迅全集》出版开具无限透支支票等事。沉寂了多年的黄定慧的名字又在党报上出现了。当时许多人的名字能在党报、党刊上出现，就是平反的前奏。
1979年，我在京等待平反时，一连接到茅盾三封亲笔信，遂携昌杰儿同去进谒，由其儿媳陪入内书房面谈。
他首先询问我北伐时汉口《民国日报》的地址在哪里。他是“四一二”事变后，从宛希俨手里接任该报总编辑之职的，如今撰写回忆材料，却忘了报社的地址。我当即告知了他，还对他说：“你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一期上为我证明了当年曾助你在香港出版《鲁迅全集》，非常感谢！”
茅盾又推心置腹地对我说：“郭老为什么会接受按1959年重新入党计算的做法，而不要求追认他1927年八一起义时在南昌入党的那一段党龄呢？
全国刚一解放，即有人劝我重新入党，我婉辞了。而今我已病重，眼见行将不起，这恢复党籍党龄的事，该怎么办好呢？”
我说：“你不用担心，中央不是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吗？我相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郭老几十年来的一贯历史表现，总有一天会追认他1927年八一起义入党以来的全部党龄！
你的党籍党龄问题，可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当年遵董老所嘱，奉命隐于笔耕，数十年来，从未失去无产阶级立场，请求中央给你作一个全面的鉴定。你也不需再提什么重新入党的问题，我估计中央一定会全部追认你的党龄党籍的！”
我又对他说：“你和鲁迅、郭沫若三位，在文坛上已久负盛名，但按我个人排队，以社会政治影响而言，自然是毛主席第一，鲁迅第二，郭沫若第三，而你只能屈居第四了。虽然你的党龄要比郭沫若长好几年，但你的社会活动影响不如郭大，你该不会为此而感到委屈吧！”
茅盾说：“你完全正确！”
他果然按我所言，向中央写报告请求作出鉴定，果然全部恢复了党籍党龄。茅盾党籍党龄的全部恢复，亦有利于对1921年入党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孙诗圃等同志冤案的复查平反。他们获平反恢复党籍党龄后，孙诗圃、黄逸峰还到昌杰儿家来看望过我的。
1980年春，吴泰昌到杰儿家来对我说：“茅公（沈雁冰）拟牵头，邀阳翰笙、夏衍、周扬、梅益、赵朴初等联名签署，为你作证明，请求中央早日为你平反。”
后接中央办公厅通知，此事无须他们再作证明，已定由“两邓”（邓小平、邓颖超）办公室处理。虽然如此，我对茅盾等六位的正直仗义和真诚友谊，永铭心版。
1980年4月，我终获平反并将返沪的消息很快就在老同志间传开，黄逸峰、孙诗圃、张建良、朱素文、黄苗子、郁风、曹亮、梁淑德等均先后到杰儿家来看望我，大家俱是一片欢畅心情。只是当年甘冒风险为我作证明的阿英、吴德峰均已不在人世，令我不胜感怀悼念。
又接龚品娟、李德芬来电话，邀约我去周南女校朱校长之子朱伯琛家，共同为我送行。我欣然携杰儿同往。伯琛与我见面时非常高兴，说起他于1932年奉命调到宋庆龄先生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任秘书，深荷倚重。
我们共同追忆，由于中央对特殊营救任务的关怀和周密布置以及左派国民党人士和沈衡老（钧儒先生字衡山）等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正义的热情相助，我们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的英明指挥下，奉命相互巧妙配合，才能在白区重重封锁的险恶环境之下，安全地保存了自己，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艰巨的营救任务。
他动情地对杰儿说：“你妈妈是我们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是白区地下特殊营救任务的负责人啊！如今你们终于劫后重圆，实属非易，大家都应开怀痛饮，为之庆祝！”
他拿出一瓶珍藏已久的贵州茅台对我说：“茅台今始为君开啊！”他酒兴甚豪，立即举杯敬酒，请大家干杯，可是在座诸人均不善饮，杰儿更是滴酒不沾的，还好我尚能饮，才和他对着干了一小杯。
他因高兴，频频举杯祝酒，不觉客人未醉，而主人已微有醉意了，见瓶中茅台酒尚剩下一大半，于是就封存了起来，说是留待他日欢叙再饮吧！
他问我见过邓大姐否。我说如今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她公务繁忙，还未能见到呢！不过中央既已决定由“两邓”办公室主持为我平反，相信不久之后，总是能见到的。
伯琛又说：“我们周南女校真是出人才啊！蔡畅大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全国的妇女领袖，平易近人，毫无官僚架子。慕兰大姐你还记得过去我们常去她家，叫富春为我们周南的‘姑爷’吗？
小妹（朱仲丽）又成为王稼祥的夫人，也是朱家的门楣之光。大妹朱仲芷，北伐武汉时期曾在你的妇女部当过秘书，后转归刘清扬领导，均在邓大姐指挥之下工作。征程多险阻，真是六亲同运，同战逆浪，而今却又同庆平反了！
但时间太长，好些老战友已先后病逝了。我们能幸存到今天喜聚重逢，真不容易，今后定要多联系往来啊！”
并对杰儿说：“我倚老卖老，你就叫我舅舅好了。今后无论有什么为难之事，你都不妨来找我吧！”
席间，梅龚彬的遗孀龚品娟说：“如今慕兰大姐已喜获平反，但老梅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屈死在江西，至今尚无平反的消息呢！”
我接口说：“你放心就是，黄梅县委已派宣传部长来京上访，见过伍修权提供过证明了；我写对宛希俨的回忆录时，也曾提及老梅和希俨、希先兄弟一起参加革命的情况。北伐时，他奉命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抗日烽火中，又负责联系十九路军上层爱国将领团结抗日；解放后是民革中央的秘书长。他的革命历史，有许多老战友都可以证明，迟早一定会平反的。
中共黄梅县委如今已经确认，梅电龙（龚彬）、希俨、希先等八位先烈是黄梅县建党的创始人。你可去见阳翰笙同志谈谈，他虽做过恩来同志的秘书，可是对老梅的情况，可能还不如我从希俨那儿听来的多呢！
我坚信董老一定早已为希俨、希先和老梅他们作过证明的，他是湖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既是党的一大代表，又参加了八一起义，是反对和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他是党内德高望重的正直的老领导，他生前对老梅的问题是决不会不闻不问的。
我们这些人的问题，正如吴德峰说过的，不是个人的问题。如今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是恢复党的光荣传统。中央正结合开展整党，深入复查历史案件，对一切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纠正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都只好耐心静候佳音吧！”
杰儿在一旁听我和这些老战友们的对话，得悉这些革命前辈们差不多人人都有一番坎坷的经历，也就进一步加深了对我的理解。
1980年冬，忽然接到朱伯琛同志的讣告，宣布他是1930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痛惜不久前在北京与他匆匆一晤，未及畅谈当年巧妙配合完成特殊营救任务的往事，如今已成永远的遗憾。
未几，又见报载茅盾与世长辞的公告，果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被追认为1921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我代上海市府参事唐渭滨撰写了挽联，并附自己所写的五言悼词，一起寄京，得到家属答谢的复书。
又悉，郭老身后，中央亦已追认他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这都使我更加坚信，对自己的历史结论，也总有一天会得到彻底澄清的。
我在品娟家巧遇柯麟，当即面谢他尽心照顾贺昌遗孤贺平的深情厚谊。柯谦逊地说，后来负责照料抚养平儿的，是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令人高兴的是平儿果不负所望，不但自己早已入党，其女儿参军后亦已入党，革命红旗代代相传，令人欣慰。
在帅大姐九十五岁和一百岁寿辰时，我均寄去祝词敬贺。她的秘书陈双璧还接待过我，我请他向帅大姐转达深厚的谢意和敬意！
丁彩英家在茂名南路，离朱立波家很近。立波每晨必去复兴公园锻炼，我亦如是。我迁居高层公寓后，每晨在家中小阳台上活动锻炼，就不常见面了。
一日，立波约了戚逸影和我三人同去植物园游玩，在小吃部同进午餐，互诉离情。我被幽禁多年，对外面许多情况均不了解。她俩向我谈到吴湄大姐和姜平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迫害而自杀了，不禁为之同声浩叹。
朱立波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改正，但未能补发工资；可喜女儿史慰慈甚孝顺，将小外孙女寄在她家中照顾，现已有曾外孙了。
她是民盟积极分子，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是从上海市妇联的工作岗位上退休的。戚逸影是民进成员、静安区政协委员，她俩至今仍十分怀念在上海孤岛和流亡香港期间与我共同工作的战友情谊。可以说，友谊经过考验，愈堪珍贵。我们之间时通音问，互慰互勉。90年代，她俩先后逝世，但均已逾九十高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部长的王子岗曾对杰儿说：“你母亲昔年还是我的领导呢！1930年，我在北方局做地下电台工作，记得清清楚楚，在我们为武装暴动作准备时，她坐一辆黄色人力车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武器。那次她穿了一套黄格子布的连衫裙，应变不惊，沉着镇定，既活泼又机警，给我的印象是位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熟练的老同志了。”
后来，子岗到上海来医病，离沪前，还由上海邮电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到我在漕溪北路的住处来看望过我，态度非常热情诚恳，同时还表示了对贺昌的深切怀念！
民政部已离休多年的副部长袁血卒，也是当年贺昌的老部下，曾多次到杰儿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是贺昌一手培养成长的，一直感念于怀。他看到我住在杰儿家的拥挤情况，对我表示关怀，问我有何困难，他可尽力帮助解决。我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深深感谢贺昌的老战友们念旧的革命情谊，请他和夫人马磊放心。以后逢年过节，我总去柬问候，亦常获复音。
黄定慧（慕兰）与抗日救亡工作时的好友在上海漕溪北路家中合影后立左起：戚逸影、朱立波
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地下老交通员，在天蟾舞台后面以开设小店作为联络掩护，大家都叫她“老板娘”，是位个性直爽、豪放又机智的女同志，可以说是后来《沙家浜》中阿庆嫂的老前辈了。
“三反”运动时，我们曾在上海见过面。我获平反后，她主动到杰儿家来看我，陪我去北京医院看门诊、配药，并请我这个湖南老乡到她家进午餐，品尝久违的浏阳土产豆豉蒸腊肉。
她告诉我说：“当时你参与营救和我一起出狱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嗣、何实山如今都健在，我们怎能忘得了你呢？但令我心中不安的是，你和潘汉年受审后，我为了保护正在病中的熊老，对前来调查此事的同志未敢提及你的名字，只说我们是民主人士沈钧儒律师出面保释的。我将这一情况早已向邓大姐汇报过了，今天我要当面向你致歉！”
我说：“此事无关紧要，沈衡老是志皋的老师，又是我们互济总会特殊营救的义务法律指导，还兼宋庆龄民权保障同盟的义务法律顾问，你说是由沈衡老出面保释的并没错，他老人家的金字招牌是出了名的，调查的同志也就不必再去核查了。你无须对此事更正，更不必抱歉在怀的，况且你已向邓大姐汇报过了。怪不得大姐在召见我时，还说你在她面前称赞过我呢！”
刘少文病逝后，她亲自送讣告到杰儿家来；还约我同飞上海，更传达五老（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朱德）夫人对我的关怀，嘱她陪同我去见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
她说：“五老夫人叮嘱我，当着江泽民同志之面，证明你黄慕兰是从不居功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潘汉年离沪后你慕兰营救保释出狱的。吴德峰后来曾从龚饮冰处核实过这些事，并早已为你作过证明了。而今谢老、德峰均已逝世，我们再为你向上海市委领导作证明，也还是必要的嘛！”
我说：“少文在病中住院时，我想去探望而不获准，甚是遗憾，我当携孙儿去八宝山为他送行，暂时不拟返沪。江书记在上海，逢年过节我都能见得到的，况且有你向他传达五老夫人对我的关怀，他是一定会记在心上的。有你向他汇报就够了，又何必还要我去当面听你说我的好话呢！”
端绶又对我说，江泽民同志为人正直，对老同志很尊重和关心，是她离休时的顶头上司，批准她以副部长级别离休，熊老虽已逝世，她和小辈们仍都住在原先分配给他的住房里，小汽车公用，随叫随到，亦很方便。
她还说，我如能来京办离休手续，房子问题肯定比上海更容易解决。我说，这倒是很可能的，但而今潘案尚在复查中，离休的事还是等恢复党籍党龄后再说吧！
熊老原配夫人所生的长子，当年随军入台，至今杳无音讯。熊老在病中时，犹殷殷怀念此子下落。端绶托我设法打听他的现状。
我说：“自当留心，如有消息，当即奉告。我知道熊老的长子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军副军长。我们上海参事室的史锐主任曾说过，七军有过一段光荣的作战史，抗日战争期间，曾率少数部队突袭日军，解了驻缅甸英军被日军围困之危，英国女王为此还曾传电向他们嘉奖，致谢致敬！史锐本人曾在七军当过秘书长，想必他会知悉令郎的。请你放心，不必焦虑，静候佳音就是了。”
不意，她返京后过了不久，竟和章蕴大姐相继逝世了。而我自己因时发小恙，亦未能赴京参与追悼，实为至憾。而她们两位对我的了解和关怀深情，我是永铭心版的。
1985年10月，黄定慧（慕兰）与沈钧儒先生的女儿沈谱
1983年秋，上海市政府文史研究馆举行建馆30周年庆祝会，已给我发来请柬；同时又接武汉市政协来函，邀请我去参加北伐老同志座谈会，函中附带提及，袁溥之大姐已平反复出，亦将应邀出席赴会等等。
我想，几十年前的老战友们，如今能劫后余生、旧地重逢，亦人生一大乐事，于是决定放弃参加上海文史馆建馆纪念盛会，向领导请了假，复函应邀去武汉。
武汉市政协又来电告，恐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可请由秘书或保姆陪侍，否则拟派员来沪迎接。我复电告之，我身体还好，生活行动能自理，无须陪同，并示以动身日期和轮船班次。
袁大姐与北京来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等均已先我到达。到会者均系已逾古稀的高龄老同志，有一位曾任财政厅长的民主人士，已九十五岁了，是年龄最长者。
与袁大姐晤见后，彼此提到1926～1927年湖北及武汉妇女协会的好几位老战友，如今健在者已寥寥无几，不胜感慨。又与黄埔军校女生队学员史明恕交谈，她是民革成员、已退休的特级教师。史明恕即席赋《高阳台》词一阕，我亦依韵步和，共抒白首重逢的兴奋心情。
会上还意外见到女作家谢冰莹，她与前夫符浩（正我）早已离婚，彼此均已另行结婚成家。武汉市妇联主任徐淑英又邀北伐时市妇女协会的成员去市妇联欢叙，并摄影留念。
武汉市政协秘书长向我们介绍了武汉三镇的发展情况，并说他们希望把武汉市恢复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似1926～1927年间一样，惜未蒙批准。
会议取座谈形式，发言者踊跃热烈。会后，湖北省委安排与会人员去游道教圣地武当山及三国时期的诸多名胜古迹，途中还参观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闸试流泄洪，蔚为壮观。此番旅游，确实令人扩大眼界，心胸欢畅。
回忆武汉会晤，虽仅一周时间，而得与袁大姐同食同宿一室，抵掌作彻夜长谈，心境十分愉快。分别时，我对妇联姐妹和袁大姐均有诗词留念；袁大姐更约我如到广州，欢迎下榻她家中，她有一室，专为接待老友所设。
1983年，黄定慧（慕兰）于武汉与北伐故友重逢
左起：兰淑之、顾若昭、袁溥之、黄定慧（慕兰）、史明恕
1985年冬，我在广州袁大姐家中见到了邓发的儿子，他时任南海油田开发工程负责人。广东省长叶选平来袁大姐家拜年，交谈中知叶剑英同志对贺昌烈士是很尊敬推重的，我们同登四楼一大阳台上合影留念。
广东省委党史办同志来访，并将对我的访谈录了音，后来又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那时作记录的高宏的是广东省政协秘书，他把整理的记录稿托冼星海的遗孤女冼尼娜带到杭州，经我审阅校正后又寄给他了。这次访谈，我详谈了彭湃同志在龙华狱中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情况。
袁大姐当年亦曾被捕入狱，据她在《九十自述》中回忆，她是外面有人营救才获得自由的，但出面营救的律师她却并不认识。
据我所知，她的出狱得益于国民党左派柳亚子、林庚白等在立法院的提议：“在国难深重之际，对狱中守法的政治犯，可减刑三分之一，交保提前释放”。她自己获释出狱后，又觅保人，将另一位难友亦交保释放了。
她出狱后，在上海见过我的单线联系领导人刘伯垂和赵畹华，并由地下党安排，由中央派交通员护送去延安。在延安，她与陈郁相识相爱而结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均前往祝贺，仅一杯清茶招待贺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和陈郁结合后，感情一直很好，唯一的遗憾是未曾生育儿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的陈郁得到平反，袁大姐主动提出只享受与她在省高教局之职级相应的待遇，受到广东党政领导的尊重。她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晚年忙于写陈郁回忆录，为已故的钱亦石（介磐）原配妻子写证明材料，为发起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活动而联系奔忙，为好些被错扣“托派”帽子和遭受王明宗派集团打击迫害的受冤屈者呼吁，同时亦为自己恢复党籍党龄而坚持申诉。
1979年，她恢复了名誉和党籍。我住她家期间，耳闻目睹她实事求是、坚持正义，为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而日夜奔忙，相知日深，更加强了我与她的革命友谊。
袁大姐和钱亦石是被王明一伙乱扣过“托派”嫌疑帽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曾去过苏联留学而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并与陈郁隔离。陈郁病逝时，竟不准她追悼告别，幸有警卫员扶她冲入灵堂，才得以洒泪痛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