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伍星

周恩来亲手给曹祥仁挂上红星奖章

坚忍不拔的毅力是破译者必备的素质，革命加拼命是二局工作的写 照。由于破译工作太忙，二局鼓励更多的同志参加破译。

邹毕兆回忆：

“从密码的难度来讲，蒋介石使用各式各样的自编本以后，确实进 了一大步；从我们破译的角度来讲，并没有难倒我们， 只是增加了 共产党破译人员的麻烦，增加了破译时间。

曹祥仁同志讲过：没有破译 不出的密码。”

“蒋介石的密码换得很快，数量太多，却[确]使我们有难处，弄得 我们没有休息：头脑发涨。 . …多么希望增加些破译人员。”

“一九三四年春天，[某]同志参加搞破译，但是起不了作用。

一次， 总参谋长刘伯承来二局了解情况，曹祥仁同志说某个方面敌人(大概是 卢兴邦)的电报，在[那位同志]手上没有破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情报。 刘总参谋长说，他的决心还是好的。曹祥仁同志甚至一再对[他]说：你 晒太阳去，你的工作我全包了。由于[那位同志]始终破不出密码，在一九三四年八一节前后，又回到译电科去了。

我也动员过刘少宏同志来参 加破译。由于破译实在太忙，曾局长找一军团首长要人，结果调来了张 树材同志，可是张树材同志坚持不肯参加破译，不久又回一军团去了。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军区和江汉军区时，我经常见到张树材同志，他 曾谦虚的说，我这个材料，怎么能够搞破译那样的工作呢。”

前后方二局合并后，从事破译工作的仍是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3人。

其中，曹祥仁、邹毕兆是侦收、破译的双能手。他们继续承受着 急迫的压力，不仅及时地将一个个新出现的四位数密本破开，还攻克了 国民党军的五位数密码。

当时，凡是需要破译的密码电报都分密整理，放在破译办公室。无 论是谁，破出1个就再去取另1个，曹祥仁总是拿得最快最多。他政治 热情高，破译本领突出，工作拼命，最能吃苦，为大家所公认。

他经常连续数日彻夜不眠地工作，吃饭、走路、甚至解手时脑子都 沉浸在电码之中。

一次，他连续工作7天7夜未上床睡觉，直到因患肺 炎发高烧病倒在床。当时苏区缺盐，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特别发给他2 两咸盐。他坚持不要，直到刘伯承总长亲自来劝说才收下。他工作起来 全神贯注，冬天炭火燃着了鞋子、裤子，竟全然不知，别人大喝一声， 才停下工作去扑灭身上的火焰。

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邹毕兆发疟疾，有时一天打2次摆子，无法 工作。曹祥仁对邹毕兆说：不打摆子的时候就该工作。

邹毕兆回忆：

“破译任务是繁重的，除了极少的必要的睡眠时间和行军走路时 间，真是全心全意扑在破译上。但心情是愉快的，完全自觉的。因为战 争需要情报，自然需要在破译时聚精会神、无暇他顾。其时适值寒冬， 曹祥仁同志的鞋子、裤腿、大衣，一再被木炭火烧着了，他还不知道， 烟味大了，旁人发觉了，他才知道衣服被烧。”

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虽未直接参与破译作业，但对破译工作很关心。

当时，邹毕兆将破开的密码登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钱壮飞经常拿来查看并计数。1933年八一前夕，前、后方二局已成功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00 本，钱壮飞为其取名“百美图”。二局搞了个“百本纪念会”的庆祝活 动，还买了一些肉来改善生活。

1933年6月26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 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提出将8月1日定为红 军成立纪念日，在这天开展广泛的纪念活动。

7月9日，中革军委以代 主席项英名义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授予“领导全 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和“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 的红军官兵以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由钱壮飞设计，一等奖章金制，二等银质，三等铜质。二、 三等红星奖章获奖者(一等奖章获得者仅朱德、周恩来、彭德怀3人), 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同时还有在隐蔽战线上默默 无闻地工作的3位密码破译人员：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 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

曾、曹、邹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 伍已走向成熟。在二局全体干部参加的庆功会上，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 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曾希圣挂上了二等红星奖章，为曹祥仁、邹毕兆挂 上了三等红星奖章。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 励大家为革命战争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会后，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与 二局的同志会餐、联欢，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曹祥仁和邹毕兆对颁发奖章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回忆：

曹祥仁在1943年《历史自传》中陈述：“34年授我军委的红星奖章”;

1964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登记“一 九三三年得军委红星奖章”。

邹毕兆在《玻璃杯》手稿中说：

“约在一九三三年十 月，军委对二局的三个破译人员颁发了奖章。颁发给曾局长二级红星奖章，颁发 给曹祥仁同志和我以三级红星奖章。由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奖 章都是由周副主席给各人挂上的。”

钱江回忆：“根据命令是1933年8月1日大纪 念并发奖章。开了誓师大会。我记得奖章曾曹的在前方发了。周副主席回后方后 亲自给邹发的并会了一次餐。”

吕黎平回忆：“1934年长征前，曾经开过一次授奖 大会，我亲眼看到周恩来给二局嘉奖并给曹祥仁戴上奖章，这说明二局是立了功 的。”

李涛在1953年的正式报告中说：“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时曾授本部当时的负责 人曾希圣同志以二等红星章，及曹祥仁、邹毕兆等同志以三等红星章的奖励”。

鉴 于前方二局(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约在1933年底才随周恩来、朱德及前方司 令部回到瑞金，红星奖章很有可能是在1933年底至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中华 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颁发的。颁奖的确切时间、地点目前很难考证。

当时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吕继熙(吕黎平)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给 曹祥仁授奖的场面，并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

“军委总司令部特意召开了为情报机要人员庆功受奖的秘密大会。

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表彰总部的情报、报务、机要人员，为立功受 奖的同志祝贺，给曹祥仁同志亲自佩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勋 章。

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说：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情报、机要工作很 重要，任务极其艰巨繁重，红军作战的胜利，固然依靠党的正确领导， 指挥的正确，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武器的装备，但是情报工作准确 与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因此，红军的情报、机要和报务人员，应该受 到重视和尊敬。

现在听说有少数同志不愿意做情报机要和参谋工作，说 这些工作单调，枯燥无味，不主动，无自由。有的甚至说，宁愿到前方 去当个鸡头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说，鸡头虽小，但能啼鸣发 号施令，牛尾巴虽大，可老在后头默默无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红军 的情报、机要、报务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 说是望远镜，显微镜和千里眼，但把这些工作比喻为军委首长的‘助听 器’、‘放大镜’、‘得力帮手或有力助手’总可以嘛!各项工作如同一部 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只有分工 的不同，没有什么大小高低贵贱之分。

这次大会，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 的决定，不闹情绪，安心工作。”

吕黎平认为，二局是默默无闻的英雄集体，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为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曾希圣、钱壮飞、曹祥仁等同志就是我军最早的情报专家。他们 与无线电台的报务人员密切合作，不间断地从事这项情报研究工作，搞 到了许多机密情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红军作战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是，为了保守机密，当时 对这批同志既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也不允许宣扬他们的事迹。所以， 红军的情报机要电台人员，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模范人物。”

艰苦的生活苦中作乐，团结的集体官兵平等

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长期封锁、反复烧杀，甚至出现几十里地无人 烟的景象，红军的生活十分艰难。邹毕兆回忆：

“军委、总司令部在瑞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吃饭严格按定量，每 人每天十二两米(十六两制),既一磅，分成两餐装在蒲草包里煮熟， 每日两餐，每餐一包饭。

二局工作人员、报务员经常值夜班，可以吃个 素夜餐，但也很想吃到油和肉。二局的运输员同志多数是大个子，有的 还是特大个子，就真的很不够吃了，见到我们经常说吃不饱，免不了想 着吃饱饭才好。

蔬菜是很少的，盐多从前方部队弄来，但还是要吃硝盐， 味苦而难吃。群众就很少吃上盐了，即使弄到盐，也要一担谷才换一斤 盐。

(钱江旁注：盐不缺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断过盐的。我们就吃过 硝盐，带苦味太难吃了。)”

为了鼓励节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号召戒烟、戒酒、戒吃辣椒 的三戒运动。总司令部机关指导员康克清同志负责监督工作。没有什么 菜，又不准吃辣椒，心里可就有意见了。……

有一次炒了半脸盆红辣椒 在吃，康指导员来检查，马上把辣椒盖上，还是发现了，就批评我们违 反三戒号召。钱局长对不准吃辣椒本来有意见，就和康克清同志争论起 来。”

为了改善生活，“在乌石垅，曾局长带我们在屋旁种了南瓜。但因 移住梅坑，没有吃上南瓜。”

邹毕兆还特别回忆了在钱壮飞身边工作的情形：

“在生活困难上，忘不了吃掉钱局长一罐猪油的事情。”

“钱局长是 个革命大知识分子，多才多艺，军事图表绘得很好。这一下可给李德看 中了，派他去前线，让他做出示范……。[钱局长为了]作去前线的准备， 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送人，更有几个同志瞄准了他的一罐猪油(用绘漫 画的稿费买的),想着前方的生活要比后方好，于是把他的猪油分吃 了。…….[后来]又批准了他不去前线，但猪油却没了，不过他仍然非常 高兴。”

“钱局长在空闲时，给我们讲些科学知识，医学方面的原理，深入 浅出，对我的受益很深。钱局长谈雷电，说雷电是走直线、走短路的， 哪里离地面近，就经过那里。因此，打雷时不要靠树、靠高建筑，甚至 他的床都要安在房间中间。他说：打雷时最好平卧在床上，这样，即使 雷电经过身体，卧床要比直立的电位势低。

他讲的许多事，我是闻 所未闻。在我看来，钱局长知识渊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钱江旁注： 钱壮飞同志书法很好，自称江西苏区第一。他曾在我的整理资料本上写 封皮：一是‘聚腋成裘’,一是‘集思广益’,对我印象极深，直至今 犹如昨日事)

他给《红色中华》报设计刊头、绘漫画，写剧本，当 演员，医病。他作画时，有一次要人当模特，要做扑在壁上供他画爬在 地上打屁股的姿式。瑞金叶坪炮弹型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是 他设计的。”

“一九三四年‘八一’节，搞了个笋干炒肉的菜，长期缺油吃，现 在吃肉，当然特别感到好吃，我吃了顶多，结果肚子痛得厉害，大拉血。 估计原来是笋干并没有煮发煮透，吃到胃里后发得充分了，把胃或肠子 哪里涨破了而致大拉血，几乎丧命。幸亏钱局长照看，痛得非常厉害时， 几次给我打吗啡针。经过生与死的一个星期，才算解除痛苦。”

环境严峻、工作紧张，但在战争之余，生活也是充实愉快的。红军战士苦中作乐，官兵相处上下平等。技侦战士在总部首长身边成长，受 益良多。

曹祥仁回忆：

那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经常到二局来，除了解敌情、指导工作外， 还和同志们一起打篮球、下棋、打扑克、看戏、讲故事、说唱玩笑。我 和周副主席一起下军棋，赢了棋，周副主席称赞我多谋勇猛，有时我还 为悔棋和周副主席争吵。

我与胡备文打架，把他踢到了沟里，胡备文哭 鼻子找周副主席告状，周副主席为我们进行调解。①

① 曹祥仁在《历史自传》中说：“33年底与人吵架周副主席予我记过一次的处分。”

朱总司令经常来二局和同志们一起打篮球，有的同志和总司令对抢 而不让，总司令也不在意。有时候被战士碰出了鼻血，战士们很紧张， 朱总司令擦擦鼻子就走了，没事儿一样。有时候大家有意谦让一些，也 不硬抢，这样总司令就多投进一些球，总司令也很高兴。我向朱总司令、 刘伯承总长诉说自己的委曲，而领导也不计较我顶嘴。二局的人都感到 总司令对同志亲如手足，宽宏大量，像慈父一般。

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等还常过来给大家跳苏联的踢踏舞，使大家苦 中有乐。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大家经常互相开玩笑，看钱江 长得眉清目秀的样子，就叫他大姑娘。钱壮飞也很喜欢钱江，说小钱是 大钱生的。.....

邹毕兆在他的《玻璃杯》手稿的开篇中，有几句富有诗意的环境描 写，还有曹祥仁一段满怀胜利喜悦的对话，展现了当时那些活泼勇敢、 充满理想的革命战士的情怀：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消灭号称铁军的吴奇伟第九十师，转向南丰 前进时，在一次夜行军途中休息。虽是冬季，却不寒冷，而是云淡风和、 身舒体爽。曹祥仁同志谈起将来向晚辈讲革命斗争故事。你一言，我一 语，要讲的故事顶多。

井冈山时代还不是亲身经历；单是一、二、三次 反‘围剿’:龙冈活捉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里；第三次 反‘围剿’,敌人到根据地大烧大杀，兴国县境的房屋，除全毁者外， 都烧成通天大洞，敌人也败得更惨：红军在莲塘消灭了上官云相和郝梦 麟[龄]两个师，在黄陂消灭了毛炳文师，又在兴国境内歼灭了蒋鼎文的 一个旅、韩德勤的一个师。

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后，建立了赣、闽、粤包括了几十座县城的中央根据地。日前的歼敌黄狮渡，大败吴奇伟于 枫山埠，到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还不知有多少可歌可颂的伟大胜利。精 彩的故事，还在后头哩。”

直至晚年，江西苏区时期依旧是曹祥仁最怀念的年代。那时，他们 不分长幼，情如手足，团结友爱，生龙活虎。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为 着一个光明的世界，曹祥仁在这支清廉、平等的队伍里可以痛快地畅所 欲言，使出全身的气力和智慧拼命工作。

江西的感受形成了曹祥仁对革 命队伍的观念，成为他一生待人接物的准则。在他看来，最亲近的莫过 于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同志。他不把任何人当成大老爷去恭敬，也不把 自己看成高于老百姓的长官。这种纯朴的观念终生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