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西安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形势稍微缓和。有一天，我在芜湖家中突然收 到一封信，原来是父亲写的，说他在“胡公”(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情况甚好，问 候全家老幼，并祝安康!

我非常高兴，跑到吉和街把信送给母亲。母亲说她也 收到了一封，内容相同，还交代我不要对外宣扬。原来，父亲多年与家庭断绝联 系，情况不明，为防信投寄不到，所以他在西安同时寄了两封，一封直接寄到芜 湖吉和街给母亲，另一封寄到芜湖中山路光华照相馆给赵宗李(我的名字),结 果两封信都收到了。知道了父亲的下落，全家人心中高兴，但不能让外人知道。

祖父李哲卿与父亲李克农合影

1937年4月，父亲参加统一战线的前期筹备活动，顺路从南京回芜湖家中 探望。他以十七路军人员的面貌出现，头戴礼帽，身穿中山装，胳膊夹着皮包。

到家敲门时，大姐李凤修(李宁)已经十九岁了，开门一看，不认识是父亲，以为 是来要债的，连忙关门，并跑去告诉祖父说：“爷爷，快躲起来，要债的来了!”

后 来父亲连续敲门，并报名说：“克农回来了!”祖父才出来开门相会。尽管欢欢喜 喜，但父亲待的时间很短，只和祖父母、母亲、大姐、二姐等几个人见了一面，送 给二姐一块手表，连饭也没吃，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937年12月4日，抗日战 争已经开始，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政府临时迁往武汉，中国共产党 代表机构也随同转移。叶剑英、廖承志、李克农、童小鹏等分乘两辆小汽车路经 芜湖，约会全家人见面。母亲安排在中山路的“一品轩菜馆”请他们吃午饭，全 家大小能去的都去了，主要是见面说话，吃完饭他们又上车赶路。

吃饭时，祖父看见父亲像个当官的样子，把他拽到一边，悄悄地说：“家中经济困难，欠债甚多，你能否留点钱帮助一下?”

父亲拍拍口袋对祖父说：“我是共产党的官，除了公款，自己也没有钱啊!”

叶剑英同志侧眼看到他们说话的神态， 估计是怎么回事，便把父亲叫到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几元钱，让他留给 家用。

哪知母亲眼疾手快，赶快过去把钱塞回父亲手中说：“我知道你若有钱， 早寄回家了。现在你们去武汉，路上花钱的地方很多，这点钱你们留着用，我们 无论如何不能要。家中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放心吧!”父亲见母亲态度坚 决，只好听从，把钱收还。

抗战爆发，举家赴国难

1937年“七 ·七事变”,日本军队大举侵略中国，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 抢劫，罪恶滔天。中国人民团结奋起，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战争初期，因为 敌强我弱，大片国土沦陷，上海、南京地区形势危急，眼看芜湖也将沦落。老百 姓不愿当亡国奴，纷纷逃离家乡，寻找避难的地方。

战火越来越近，我们全家老小十几口人，在母亲的带领下，先到皖北巢县暂 时避难。好几十件行李，大大小小，背背扛扛，运到码头一大堆，乘轮船、换火 车，好不容易到达炯炀河镇，在亲戚朋友家中安顿住下。祖父与三叔为了照顾 家产，直到敌人逼近，才佩戴救济组织发的“难民”布条，最后乘运煤炭的火车赶 到巢县。二姐李双凤(李冰)按照母亲的嘱咐，继续留在芜湖“弋矶山医院”学习。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教会医院比较安全，同时学门技术木容易，半途 退学太可惜。只有二叔一家另作安排，没与我们一同撤退。

日本军队占领芜湖后，这所长江下游名气较大的教会医院(1888年创办，比 北京协和医院早)成了避难所，许多难民想方设法躲到医院，找块空地就搭棚子 临时安家。医院门外是日本人控制，中国老百姓生活艰难，路上遇见日本人还 要鞠躬，接受盘查，环境十分恶劣，许多中国职员与部分美国人都想方设法离开 芜湖。

随后，日本军人到医院来的逐渐增多，有的看病住院，有的肆意骚扰，弄 得人心更加惶恐。李冰从未出过远门，也不知道祖父母、母亲等逃难到了哪里， 心中焦急，没有办法，只好成天在医院内学习，她因想家，经常偷偷哭泣。她们 班招生时30人，最后只剩4位同学，而非教徒的只她一个。

1937年冬至1938年春，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分散住在巢县炯炀河镇的亲戚 家中，有的住在镇子上，有的住在中李村，相距不远。那时候，人们抗日情绪高 涨。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青年人和本地青年人一起，加上我们的大伯父李配之 (父亲的堂兄)、大爷李泽纯两位前辈领头，便在村子里组织青壮年成立巡逻队， 组织孩子们成立少年团，每天集合上操，准备打仗。没有武器，就自己动手，用 木头制成大刀片、红缨枪，操练起来也斗志昂扬。

我们兄弟几个看到村里孩子 们没处念书，就动手办学校，没有课堂设备，到前李村的李氏祠堂搬来桌椅板 凳，将墙壁涂抹黑了就是黑板，我们自己当教员。为了宣传抗日，还在村头办了 黑板报。这样白天上操、夜间巡逻，大家兴奋异常。

父亲不久前回家带来一张 照片，胸前佩有带镰刀斧头五星标志的纪念章。我们不大懂事，只顾高兴，表现 革命，就画了这种式样的旗帜在村子内外游行。

母亲比我们政治水平高，看到 这种情景，及时告诫说，现在还是国民党政府，这样做，弄不好会惹麻烦，让我们 赶快收起来。尽管如此，这些活动还是唤起了一群青年人的觉醒，当我们离开 老家到陕北延安参加革命时，老家有相当一批青年人陆续也到延安或者新四军 参加革命。

母亲性情温和，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对我们的成长十分关心，总 是谆谆教导子女：努力学习，长大了好好做人，要凭自己的本事到社会上挣饭 吃，不能学那些坏毛病。

她从来没有打骂孩子，但在炯炀河镇，有一次她拿着鸡 毛掸子很生气地站在门口，见到我们兄弟几个，回来一个打一个，还说：“谁叫你 们去赌钱?”

原来我们几个没事干，看到村里孩子们玩牌九，也凑巧玩了一会，但 并没赌钱，母亲知道了很生气。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独的一次看到母亲发这么 大的脾气，这对我的教育很深。

1938年春节刚过，母亲便安排我们姐弟三人(大姐李宁、大哥李治与我), 还有同辈兄弟李重秀、李仲严，由李配之、李泽纯两位长辈带领，背着简单的行 李，从炯炀河镇出发，先乘小船过巢湖，然后徒步行进，路经桐城、潜山、宿松，湖 北省黄梅，到江西省的九江市，搭乘轮船到武汉。

我们背着行李，边走边问路， 找到了位于日本租界的“大石洋行”,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父亲，大家 都很高兴。父亲工作忙碌，领我们姐弟看了他的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一张办 公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又到楼顶上看了屋顶花园，共同吃了一顿饭，父 亲顾不上多说什么,安顿我们到附近的招待所住下，就忙工作去了。

几天后，带 着叶剑英写的介绍信，我们一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青年一起，换穿了八路军的 军服(胸章上我和大哥李治都是“勤务兵”),由龙飞虎率领，乘火车沿陇海路到 达西安市。

在武汉，夏之栩、周惠莲等前辈把我们送到车站。抵达西安时，办事 处伍云甫处长、夫人熊天荆热情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还参观了七贤 庄一号。办公室门口有张周恩来副主席留长胡子的大照片，看后知道“胡公”名 字的来历，记忆在心。

抗战初期，各地青年奔赴延安的非常多，武汉、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招待所，都没有床，来往人员统统睡地铺，一个挨一个，挤得满满当当。 条件简陋，大家热情高昂，说说笑笑，根本没人计较。

李配之大伯与李泽纯大爷社会阅历丰富，身体健壮，把我们送到武汉后，又 骑自行车从汉口回到巢县，准备接送祖父母、外祖母、母亲等全家去武汉，以防 日本军队进一步侵占皖北时无法转移。那时路况很糟，走路辛苦，他们都已在 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工作，担任副官职务，身穿军服，路上盘查较好应付。

全家大小十几口人，祖母、外祖母幼年时缠的小脚，走路困难，孩子们有的 年幼，行动也不方便。只好雇用当地的独轮车(又名“鸡公车”),两边坐人，后 边推，前边拉，艰难地行进。其他人员包括祖父、叔婶与孩子们，全都步行。全 家大小十几口人劳累不堪，有时忍饥挨饿，但也别无选择。

有一次，路上遇到日 本飞机轰炸扫射，幸亏及时躲避，才免遭伤害。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一家老 小到达武汉。父亲看到家中老小平安无恙，心中踏实一些，但战况紧逼，武汉也 非久留之地。他与母亲研究后，商得祖父同意，除了母亲与三弟李伦暂留武汉， 照顾父亲，帮助工作外，其他人员休息几天，就由办事处统筹安排，与周恩来的 父亲等一同转移到湖南长沙附近，不久又转移到贵州省，后又转到广西桂林。

1940年，二姐李冰从医院学习毕业。她不知道家人下落，无处可去，医院也 因人员走得很多，希望她留下工作，所以她就在医院担任护士。没多久，因她工 作努力，技术甚佳，被提拔为手术室护士长，薪水也增加了。她拿到薪水时，难过得大哭一场，这是由于她知道家中经济困难，自己有了薪水，却不能帮助 母亲。

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医院办公室的中方主任找她，悄悄地问：“你 的名字是不是叫李双凤?父亲是不是李克农?”并告诉她，日本人听说芜湖共产 党头目李克农的女儿现在医院工作，已到医院调查了两次。

原先，二姐进医院 用的名字是“李静彬”,家长是祖父“李哲卿”。医院领导弄不清楚二姐的身份， 答应日本人，调查之后再回复。面对这个情况，二姐急得直哭，医院也怕惹祸， 便劝二姐尽快离开。有位好心的同事家在上海，就想帮她先去上海暂避。

正在焦急的时刻，一天，两个陌生人到医院找到二姐，说是母亲赵瑛派他们 来接她去上海，并说上海车站会有人接她，又交代了互相联系识别的方法。

恰 巧，这时医院有一大夫要回上海探亲，二姐便随他一道匆匆乘车去上海。火车 到上海站，来接她的是父亲老战友王少春(小时侯我们常叫他“伯伯”)见面后 非常亲切。

他说，他们很担心二姐会被日本人抓走，所以急忙把她从芜湖接出 来。这是我母亲离开芜湖时托付他照顾的。日本占领芜湖两年多，我们地下工 作人员从未与二姐接触，但一直暗中关注她的安危，关键时刻帮她摆脱了困境， 这使二姐李冰对这些无名英雄怀有特殊的感激之情，也成为她以后几十年战胜 困难、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上海住了约两个月，二姐知道父母亲在广西桂林， 但因日军侵入云南，滇缅路不能通行，地下党组织安排她先乘船到香港，又等一 个来月，集合了八个青年，包括澎湃的儿子与几个华侨，其中只她一位女孩。

地 下党组织便在日本军队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带领他们从香港九龙偷渡到广 东的淡水，再经过惠阳进入内地，最后到达桂林。途中一个多月，昼夜行走，在 敌占区钻来钻去，有时坐船，有时坐“二等车”(坐在自行车架子上),既紧张害 怕，又兴奋自豪，第一次尝试了“干革命”的滋味。

在桂林市，李冰与父母亲及弟弟李伦汇合，全家人均有着落，非常高兴。父 母亲考虑她有专业特长，且有正式文凭，本想安排她留在桂林，进广西医学院继 续深造，或者找个专业岗位掩护，为党做些工作。不巧，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 变”,不但上学不可能，而且身份暴露，继续留在桂林也不适宜，父母亲便让她随 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先行撤退，经过重庆去延安。

在重庆，李冰经组织同意曾去看望二叔李克裕，因路上被国民党特务跟踪， 以后便不准她单独外出，她也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教育。

她在办事处第一次见 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受到了长辈们的关爱，令她终生难忘。周恩来语重心长 地对她说：虽然你是革命的后代，可是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只凭一时热情与兴奋，没有立志下大决心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

还问李冰：你受过教会学 校的教育，生活比较优裕，有没有吃苦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你要考虑啊!

那 时，李冰对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正在狂热之中，一再要求留在重庆 参加革命斗争。她亲眼看到周恩来与父亲等革命前辈，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 紧张工作，坚定不移；尽管环境恶劣，随时有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仍然紧密团 结，努力战斗。这种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使她受到极大教育。

“皖南事变”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分别撤退。当父母亲与弟弟一行从广西 桂林撤退，路过重庆时，李冰遵照组织决定，随同他们一起从重庆撤回延安，开 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40年夏， 李克农与 李冰在桂 林办事处 办公室合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