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出色的“外交部长”
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继1931年“九 ·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之 后，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军队又在上海扩大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 · 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上海人民积极救援，给予日本军队沉重打击。 可是国民党政府却在英、美、法、德等国调停下，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 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此驻军，而日本却可以驻扎军队。如此丧权辱国，全国 人民义愤填膺。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又在华北地区 制造事端，策动一批汉奸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妄图分裂中国，霸占华北 数省。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一致谴责，而国民党政府竟与侵略者书面交往，出 卖国家主权，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使中国面临严重威胁。
国家危急!民族危急!唤起了亿万人民的爱国激情。中国共产党发表“八 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救国。1935年12月9日，在共产党领导 下，北平市6000多学生汇合于新华门前，举行请愿，要求保卫国土安全，反对卖 国行为，停止一切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学生们的正当活动，遭到军警镇压，有 的学生被捕受伤。
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12月16日，学生与市民30000多 人在天桥集会，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终究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不 了了之。轰轰烈烈的“一二 ·九”学生运动，迅即得到全国各地民众热烈响应， 不但大城市如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地学生集会游行，就是并非省会的中等 城市安徽芜湖，也有许多学生上街游行。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出于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爱国热情，也参加过游行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没有把共产党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红军克服千难万险，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革命 根据地，政治影响很大。值此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 陕北瓦窑堡开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主张传遍祖国大地，引起许多进步团体与爱 国人士的热烈赞同，国外也获得良好反映。
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指定李克农任局 长，从事具体工作。时间不长，通过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活动，取得了 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重大成果。此外，联络局还接待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白区 工作领导干部汪锋、孙作宾等同志，特别是接待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等外国 人，影响很大，所以那时中央联络局也被人们称为“外交部”。
陕北保安 县(今志丹 县)中共中 央联络局 一角，当时 中共中央 联络局对 外也称“外 交部”
我党第一位与张学良接触的代表
国难当头，蒋介石执迷不悟，坚持反共，继续内战，他得知红军到达陕北，便 在西安市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组织“围剿”红军。他的一贯手段是利用地 方实力派的军队打头阵，在与红军拼杀中互相损伤，而嫡系部队，则坐山观虎 斗，渔人得利。所以，西北作战指挥，他自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把拥有实力的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任命为副总司令，加上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军，与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组织了对红军的围攻。
继续内战，不得人心。特别是东北军部队，许多将士血气方刚，本想到东北 去打日本鬼子，收复美丽家园，拯救父老乡亲，没想到却跑到陕北打内战，同胞 互相残杀，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士气低落，普遍厌战。起步阶段，东北军与红 军打了几战，损兵折将，部队更加不满。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反共 战争一向有不同看法，希望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他们的观点，反映了不少地方 实力派领导人的心愿，加之我们党隐蔽战线同志们的努力，高层爱国民主人士 的参与，中央联络局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逐步推进工作，终于揭开 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新篇章。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专门成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李克农、朱理治、伍修权、边章五等为委员，萧劲光、欧阳 钦协助领导，白坚、刘培植为红军代表，从事具体联络活动。
刘培植是1933年 参加红军并入党的老同志，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家农垦部部长助理、农业部副部 长，1996年我们认识后，他曾向我介绍了当年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并 送我几本他写的有关书籍，读后颇受教益。原来，东北军不仅上层和我们党有 联系，下属许多部队也有我们的同志在做工作。
当时被我军俘获的东北军人员，许多工作归中央联络局领导。如何对东北 军被俘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他们了解红军的性质、力量与主张，转变思 想观念，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成为联络局领导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
父亲 做过学校教育工作，也有文艺方面的擅长，他通过讲课、谈心、组织参观、文艺表 演等多种形式，唤醒被俘人员对东北家乡的思念，激发他们对日本侵略的愤恨， 使他们懂得东北军与红军打仗，不管谁胜谁负，都是骨肉同胞互相残害，不利于 国家民族，反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到好处。只有东北军、西北军与工农红军“三位 一体”,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正确的道路。生动活泼的思 想教育，取得明显效果。
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的思想变化，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高福源是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被俘后因为是团长，一度与其他被俘士 兵分开管理。他情绪沮丧，作为东北军人，家乡被日本侵占，父老乡亲遭受迫 害，自己却跑到陕北来打红军，还当了俘虏，没有战死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杀敌沙 场，却有可能死于群众痛恨的内战之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对不起国家，对 不起家乡父老，内心万分难受。
父亲看到他的表现，又从侧面了解到他对东北 军未加抵抗就让日本军队占领家乡，怨气不小，经常怀念故乡遭受敌军欺凌的亲人。便结合他的情况，编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位东北军军官 与红军打仗被俘，通过亲身经历，提高了觉悟，后来夫妻相会，妻子向他痛诉日 本军队残害家乡人民的无数罪恶，使这位军官痛哭流涕。演到此处，在台下看 戏的高福源情绪激动，失声大哭。
第二天，高福源找上门来向父亲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 他愿意去东北军说服张学良与其他将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希望红军相信， 他绝不会偷跑，一定回来。
父亲听了高福源的请求，十分感动，当即表示同意， 只是担忧他此去的安危。高福源爽朗地表示，为了抗日救国，即便个人危险也 无所畏惧。
因为事关重大，父亲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汇报， 得到批准。联络局又组织高福源到红军部队与驻地群众实地参观，增加他对共 产党的了解，彭德怀亲自接见高福源，对其爱国精神给予鼓励。临出发前，父亲 再次与他谈心，提醒高福源先用个人身份与张学良交谈，试探他的态度，如果张 有合作诚意，红军方面可派代表去正式会谈。
1936年1月初，高福源长途跋涉，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 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报告了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并提出希望，要 向张学良副总司令当面禀报。王以哲将军是爱国人士，听后心中高兴，但不好 公开表态，便立即密电报告。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 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接见了高福源。
一开始，高福源以军 人的礼节，立正向张学良报告说：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亲自向副总 司令报告。
哪知他话未说完，张学良就大发脾气，骂他打了败仗，当了俘虏，竟 有脸跑回来，还敢要我通“匪”,真是胆大包天，我把你枪毙了!
事出意外，但高 福源觉得自己爱国无罪，也豁出命去，大声对张学良说：“我要怕死就不会回来。但是你作为总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却在这里打内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跟 随你，打了多年红军，落得什么下场?如此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你能 问心无愧吗!”
态度慷慨激昂，说得声泪俱下。张学良非常感动，立即改变态度， 和善地拉着高福源的手说：“不要介意，刚才我是故意试试你的。你真有胆量， 回来了很好”。又让高福源坐在他的身边，让他把被俘后的所见所闻，以及与红 军方面联系的经过，仔仔细细地作了介绍。
高福源接着说，回来前，他已见到了 红军高级领导，如果东北军愿意合作，红军方面可派代表来正式谈判。张学良、 王以哲态度认真，内心兴奋，认为事关大局，非常重要。
思考片刻后，张学良向 高表示：你谈得很好，也很重要，但是必须严格保守秘密。你先休息一下，过两 天再回陕北瓦窑堡，请红军派代表来和我们正式会谈。
有了这个答复，高福源异常激动，顾不上休息，就在1月16日赶回瓦窑堡， 向父亲如实汇报。父亲听了十分高兴，对他进行安慰鼓励，又带他去向毛泽东、 周恩来直接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当即表扬高福源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好 事，向他致谢。几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配备几位随员，去东北 军驻地与张学良谈判。
说实在的，那时社会舆论对张学良的评价并不很好。1928年6月，日本军 队玩弄阴谋诡计，在皇姑屯火车站炸死了他的父亲张作霖。1931年“九 ·一 八”,日军又强占了东北三省。如此国难家仇，群众没有看到张学良的强烈反 抗。此后，他进入关内，意志消沉，寡言少语，还传说有吸鸦片烟等恶习，所以人 们认为他是一位“公子哥儿”,“不抵抗”将军，是丢失东北地区的“罪魁”。
“九 ·一八”事变时，父亲正从上海撤退去江西苏区，在香港停留时，从报纸上看 到东北沦陷的消息。当时，他对张学良没有深刻了解，也没有良好印象。
长征 抵达陕北后，特别是担任了中央联络局长，接触了部分东北军官兵，才了解到张 学良将军原来是位热心的爱国人士，过去的“不抵抗”政策，源于国民党蒋介石 “反共第一”的错误决策。张学良把蒋介石当作长辈，一向敬重蒋，他很讲义气， 只好奉命行事，替人受过。现在父亲受中央指派去与张学良谈判，他心潮起伏， 既有信心，也不无忧虑。
经过简单准备，1936年2月21日，父亲一行数人，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学 生装，有的穿长袍，高福源化装成陕北农民，头扎白毛巾，腰系蓝布带，头前领 路，从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
主要陪同人员有：钱之光(苏区国民经济贸易局 长，化名徐之光，以秘书名义出现，同时负责到白区进行采购),戴镜元(译电员， 事前双方约定，利用东北军的电台与红军联络，但密码自备，所以只配译电员， 未带电台),还有一位警卫员。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出发前夕， 周恩来向父亲等亲切交代，这次和东北军谈判意义重大，从形势分析看，很可能 成功，但也会有风险。不论出现什么困难，你们要力争谈判成功，至少也要谈 和。可以先从经济交流与局部合作入手，逐步推进，争取团结抗日。凡属重大 问题必须先向中央请示报告。毛泽东、彭德怀也以红军领导人名义打电报，通 知张学良、王以哲将军，李克农等四人已出发前往洛川，请予接待，并保证他们 的安全。
2月25日，父亲一行在鄜县(即今富县)附近遇到了一场狂风暴雪。那时 候陕北交通困难，骑马在山间小道上赶路，地面被雪掩盖，白茫茫一片，沟沟坎 坎，凹凸不平，马也不好行走，有的地段只能牵着马慢慢步行。父亲眼睛不好，看不清楚，一次跌倒在雪地里，把眼镜摔丢找不到了。他摸来摸去也找不到，干 着急，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才找到眼镜。
可是戴上眼镜后，热气蒙住镜片，还 是看不清楚，只好边走边哈气擦拭镜片。他开玩笑说，这叫戴着眼镜摸黑路，正 好边走边想事，逗得大家发笑。到达富县城郊，高福源赶到前边与守城的东北 军联系，一位团长很快率领骑兵分队欢迎，进城后驻防的师长又设宴招待，十分 热情。此后一路，受到东北军护送，他们顺利地到达洛川，会见了王以哲将军。 当晚戴镜元电告中共中央，他们平安抵达。
张学良得知李克农到达的消息，心中高兴。但是非常不巧，蒋介石突然召 集他去南京商量事情，为了不露声色，以免引起怀疑，他便复电委托王以哲妥善 招待红军代表，先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大事等他回来再谈。
王以哲军长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对待红军代表态度友好，且办事细心，为 了严守机密，他们将父亲等人安排在一个单独的院子里，除了两名陪同接待的 副官外，别人一概不准进入。从2月26日开始，进行双边会谈效果甚佳，不多 几天，便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红军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各守原 地，互不侵犯。
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在边防地带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往来，所需 的粮食蔬菜等物品，可组织地方群众进城供应。红军地区与白区开放通商，红 军人员可到白区采购物资，东北军派人保护；东北军人员到红区采购，红军派人 保护。为了掩人耳目，两边采购人员都穿便衣。红军还同意被包围在甘泉的东 北军部队可以换防，等等。
2月28日上午，父亲将协定内容电报中共中央，当天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同时电告父亲：毛、周等中央领导已率领 部队进行东征，有关谈判情况的汇报，可直接发往山西石楼。
这样，经领导同意 的双方协定，在3月5日分头秘密下达部队开始执行。除了这个协定外，几天 交往中，父亲与王以哲将军互相了解，增进了友谊与信任，通过他的介绍，也对 张学良将军的政治主张，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等，有了进一步了解。谈
判期间， 王以哲将军还掩护红军方面两次派人到西安市购买物资，又帮助收集了北平、 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出版的报纸杂志，还有东北军掌握的河北、山西、 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 一并送给红军，因为红军正准备向这些地方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