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后
1948年冬，李汉魂将军在上海龙华寺举办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道场，以佛门不分种族、男女、党派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祈祷和平，超度在战争中牺牲的阵亡将士和无辜的死难百姓。他委托师弟志皋为主祭人，志皋欣然承诺。
李将军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深恶痛绝，且已洞察国民党反动政权必将失败，决定不去台湾，举家迁美。但是他并无巨财，而儿女却不少。去美后，他自己做了穷寓公；儿女们奋发成才，如今各有成就。李汉魂的长子在广州国民党某军任职，在迎接解放时起义了。李将军一家去美前在沪与我们殷殷作别，互道珍重，这一友谊一直延续了数十年。
李汉魂去美前仍在内务部任上，他不愿意让那些国民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决定将归其经管的、南京政府内务部留存在上海的国际善后救济总署的大批美援救济物资都交与志皋和李一尊两人代管。这批物资除拨出一部分支持上海灾童教养所渡过难关外，我们个人分文未取，全部转交给地下党派来的陈维博同志接收，交与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了。
至于公司破产后，我家虽然生活陷于困境，只能靠变卖家中生活用品勉强维持，但对受托代管的善后救济总署的大量棉纱花布和面粉粮食等物资，我们是决不动用其一粒米、一尺布的。陈维博同志经手造有清册可以证实。
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下称临救会）是上海解放前夕，以我地下党领导的救济福利界人士为骨干，广泛团结社会各界耆老和知名人士参与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救济团体。
在上海解放前夕，市面十分混乱，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开始逐步撤离，而我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市区的“真空”时期，临救会对收容溃兵游勇、流浪儿童，以及救济孤老贫弱、帮助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而志皋代李汉魂将军捐献的这批物资，正是非常及时的雪中送炭之举。临救会的主任委员是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他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多年，回国后，又是热心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知名基督教界代表人士。1937～1939年孤岛期间，他曾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方名誉会长，那时我们曾和他合作共事过。
赵朴初是临救会的常委兼总干事，实际上的负责人；原国民政府中赈委的常委李士浩、王晓籁以及陈志皋、李一尊、李文杰等，均为临救会的常委。临救委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秋上海市召开各界人民救济福利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后，才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办理移交手续，宣告结束。
陈志皋与李汉魂及国际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合影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中，我们也竭尽所能做了一些争取国民党留沪人员的起义工作。
这要分两条线来说：
一条线，是我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胡伟克做工作，争取劝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不随老蒋去台湾。
因此，胡伟克曾陪同蒋纬国，带了蒋的女友、有北平“跳舞皇后”之称的李丽小姐，来过华山路我们家中，以歌舞应酬作为掩护。当时我母亲和四弟正好也因避战乱而住在我家，母亲还很不高兴地责备说：“如今已是兵临城下，怎么还到家里来歌舞通宵？”她当然不知道这是志皋和我在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
不久后，胡伟克来约我去与蒋纬国的养母姚氏夫人见面，并说我们对蒋纬国的彷徨动摇心情应予理解，他虽思想倾向进步，又不得其父宠爱，但要他大义灭亲，目前还无此决心与勇气，不能操之过急。
蒋纬国的养母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对我殷勤地礼貌相待，并请我共进素斋。席间她委婉地对我说：纬国是她抚养大的，不得其父的欢心，但他的父亲必定会派人来迎接她母子去台湾的。虽然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但在这样的时刻，她母子如弃之（老蒋）而去，父子不同患难，似亦不妥。
还说：“台湾必不可能久守，和谈今后仍可有望，后会仍当有期。感谢陈先生、陈夫人的一番盛情厚谊，将来如有机缘，容当再议，敬请原谅！”
我知她母子去意已决，也不再勉强，只好顺着她的口气说：“我佛慈悲，蒋先生若能放下屠刀，亦可立地成佛。和谈之门始终敞开，走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祝你们母子此去平安，我们后会有期。”
蒋介石把小蒋母子及陈氏夫人之女一家都托交给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要汤保送他们去台湾。陆久之虽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结婚，论辈分属蒋介石的女婿（不得宠爱），又是汤恩伯系统的改造日报社社长和改造学校校长，但他常与左翼朋友接近，思想进步，却不愿去台湾。
好在能把小蒋母子送去台湾，汤恩伯在老蒋面前也可以交得了差了，就没有催逼陆久之赴台。在解放上海的前夕，陆久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出了很多力；六七十年代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之后，依然坚留在沪。后来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另一条线是志皋和蔡叔厚一起活动的，通过胡伟克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工作。
陈大庆是志皋的远房堂侄，年龄却比志皋大很多，年节时依礼相见，年幼的叔叔反而觉得不大好意思，平时往来不多。胡伟克与陈大庆是连襟，倒更容易谈些知心话。
这时，陈大庆、胡伟克的家属都已去了台湾，没有转圜余地。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在各方面工作之下，考虑起义，而他的家属虽已离沪却尚在香港。陈大庆有意促刘成事，便安排蔡叔厚与陈廷骧去香港，把刘的家属和秘书接回上海。
而且，陈大庆还对刘昌义说了一句坚定其决心的内情话：蒋介石认为刘昌义这个倒戈将领是不可靠的。这就促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刘昌义终于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阵前起义，为大上海在基本上没有遭到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做出了贡献。后来按照党的政策他受到优待。
志皋将这一功劳均让给蔡叔厚与廷骧弟，我们都不出面，所以上海解放后，蔡叔厚先出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处处长，后又升任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同时参加民主建国会，任市科技协会副理事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极“左”路线迫害而不幸逝世。
1949年5月27日，我们和几百万市民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大上海的解放。作为长期在白区隐蔽真实身份的党的地下工作者，而今终于能扬眉吐气，以主人翁的身份，昂首挺胸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自然分外激动和振奋。虽然我与志皋因通易公司受到国民党崩溃前金圆券和高利贷的双重压迫，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从未消沉过。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同志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即来我家拜访。他公务繁忙，未及深谈我今后的工作，即匆匆告别而去。
未几日的一个星期天，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的刘少文同志来了。老战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我留他在家中进午餐，畅谈别后这几年来的情况。我和志皋仍一如往昔，如实汇报工作。
首先汇报“牛尾聚餐会”部分成员如王新衡、李焕之等离沪去台北前曾特来告辞，谈及孤岛时期在抗日烽火中两党合作对敌斗争的情况，其中有些事，因我和志皋后来离沪去港，不是很清楚，但他（指刘）对这一切情况应是完全了解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又有“牛尾聚餐会”继续的愉快合作，他们托我代向中共方面转达表示继续合作的态度是诚恳的。
少文同志说：“他们去台，正是工作的需要。上次送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拟订的要一网打尽我党同志的黑名单，使中央及时下令撤退在国统区各地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许多同志得以安全转移，他们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这次我来你家之前，已先见过于伶同志和老蔡（叔厚）了，知道你们解放前夕坚持留在上海，共同谋划策反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成功起义。‘牛尾’同人各自为提供情报和策反起义、迎接解放，建立了奇功，影响不小。
志皋兄一贯足智多谋，贡献良多而不居功的高尚品质，小弟我是非常钦佩的，中央嘱我转达，向你们问候和致谢致敬！黄大姐完成了幕后参谋的任务，未负中央的期望，难能可贵，盼多保重！”
我和志皋听了均非常感动，志皋并说及我与蒋纬国继母的对话，由此可以想象去台人士内心中的惶恐和矛盾心理，认为策反工作仍大有可为。
少文同志接口说：“如今上海已解放，情报与策反工作，是只能到海外去活动进行了，这是时代与形势的变化使然。‘牛尾’是过渡性的统战组织，已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其骨干成员如孙晓村、吴羹梅、王艮仲等已参加民主建国会；胡曲园系复旦大学教授，梁园东是武汉大学教授，他们都已回归教育界；去台的朋友，情况各别；其他成员的安排，中央尚在考虑中。
老蔡与汤恩伯、王新衡都有长期密切关系，曾兼任昆仑影片公司董事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今夏衍同志担任上海市文化局长，已安排老蔡任电影事业管理处处长，驾轻就熟，亦甚妥善。
而你们两位，通易公司遭意外打击被迫宣布破产，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凡新中国成立前已停业的行庄，一律不许再复业，中央深知你们的委屈，好在官司已胜诉，名誉已恢复，留得清白在人间，争气不争财，经济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了。
可喜可贺的是，与你们友好合作多年的李汉魂将军，明智地委托志皋兄将留沪善后救济总署物资，全部奉献作救济难民之用，功德无量。
抗战烽火中，你们先后在上海参加国际救济会和曲江中赈会的工作，成绩卓著，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安排志皋兄仍一脉相连担任上海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当然志皋兄大才，社交面广，贡献良多，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我已书面向恩来同志和总参谋部（情报部）汇报了，将你俩的大名列入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推荐名单中，筹备委员会已经登记在案，请静候佳音吧！”
自己真实身份长期未公开，是纪律问题；公司有未了债务，是客观事实。
老战友饮冰同志告诉我，饶漱石已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有关我的组织关系及工作安排，必须去见见他，并告诉我他的办公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遵嘱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大楼去见饶漱石，不想他虽已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胸襟却仍然十分狭隘，念念不忘当年的旧怨，接见我时态度十分傲慢，盛气凌人，以讥笑的口气问我：“你早已做了资本家的太太，多年来享尽了福，滋味如何……”
我听了自然十分生气，就严肃地对他说，关于我多年来的工作情况，潘汉年、刘少文同志他们都是完全了解的。
饶却板起脸孔，冷冷地对我打着官腔说：“多年来你没有缴过党费，也没有过支部组织生活（其实他明明知道，白区地下工作，特别是我所担承的特殊营救工作、地下交通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只能上级指定单线联系，不能按时缴党费和过组织生活），我们不能承认你的党员身份；至于你为陈志皋的事（结束通易公司）送材料来见我，我也不能马上答复你，你就把材料放在这儿，待有关部门研究后再说吧。”
我明知他是存心报复，憋了一肚子气，便十分冷漠地告别，从此就再也没有去求见过他。
回家后，觉得此事对志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就没有对他提起过。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潘汉年、刘少文同志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工作情况向华东局汇报过，还是饶漱石心存芥蒂故意对我打击报复。
1949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两个办公厅共同举行招待各界人士的庆祝会，给志皋送来请柬，却没有给我的请柬。
志皋很不高兴地对市府交际处长梅达君同志说：“我是因为定慧的关系，1931年开始才会为中共工作的，今逢庆祝共产党的生日集会，定慧却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样太不公平，我也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出席了！”
梅达君向领导汇报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闻知后，立即下令“给黄定慧同志补送一份请柬去”。这样我们高高兴兴地应邀同去赴会。
有潘汉年同志在大厅门口迎宾，并由接待人员引进入席。志皋入座的是临救会社会福利界人士的那一桌，我则入座于妇女界代表的一桌。
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集会上，由于得到陈毅同志的关照，总算我也被列为应邀来宾之列。后来上海市委市府设宴款待出席救总分会成立大会的代表，陈毅市长亲自出席。
在散席后我故意迟迟退出，与陈老总握手告别时，我轻声问他：“还记得慕兰吗？”
陈老总立即高声回答说：“怎么能忘记你支前有功的老同志呢！？”
我听了后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忙极力忍住感情激动，说了声“非常感谢”而道别。
我还读过陈毅同志痛悼贺昌烈士的诗作，加上他对我的亲切关怀，跟饶漱石的态度截然不同，体现了思想修养和作风上质的区别，无怪上海人民对老市长的崇敬怀念心情与日俱深！
有一天晚上，少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们叹苦经，说是由于国内棉花减产，上海各纱厂存棉不多，工厂时有停工待料之虞，真难坏了他这个纺织工业局长。
他向志皋请教有何妙计，志皋略一沉思就说：“何不动员上海的一些小棉纱厂迁移到靠近产棉区的地方去？不但能节省棉花运输费用，亦减轻了上海市许多纱厂停工待料开工不足的负担。
同时，可动员已订购美国棉花储存在香港的大厂，设法冲破美蒋禁运封锁，调运些来沪，以解燃眉之急。”
少文同志闻言大喜，向志皋道谢高兴而去。未几即见报上公布，上海市内的小厂如愿内迁者，有优惠政策可予照顾的消息。
荣毅仁的堂弟荣玉德，乃是爱国的小厂主，首先响应内迁号召，并告诉志皋，他堂兄荣毅仁的申新九厂，有一批美棉存放在香港，于是他们几个人商量，成立一个太东公司，与港方签一合同，先运五百大包美棉来沪。
由于当时广九铁路中断尚未恢复通车，而上海吴淞口的海运航线又遭美蒋封锁，只能将这批美棉用海轮先运到北方，再绕道用火车运抵上海。这样就使运费大增，太东公司做了一笔蚀本生意。
虽然由少文同志亲自出面向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同志联系，为太东领到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向大陆进口的第一号许可证，但上面随即又通知说，外贸不许私营，因此太东公司只做了这一笔赔本生意，就未再去正式申请注册而宣告流产。
少文对志皋说：“你是救我之急，解我之困，我领你的情，非常感谢。”
太东虽赔了本并不准再营业，可是通过这件事，由荣玉德而对民族工商业的带头人荣毅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收获也是不小的。
又过了不久，刘少文同志自京返沪来看我们，非常抱歉地说，在酝酿推举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过程中，虽然我与志皋均被提名，但由于不少民主大姐们的强烈反对，我和志皋均未获通过而落选了。
我知志皋对此事定然很不高兴，但他也不好意思当场发作，只好由我对少文说：“他本来是布衣傲公卿，无意于追逐官场名利的人，当年就任国民政府中赈委特派员之职，他本不想接受，还是听了你顾全大局共赴国难的劝说，才去勉力上任的；后来派我去重庆要求辞职，也是听从恩来同志的劝导才奉命重返曲江的。
如今恩来同志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昼夜为国家大事奔忙不息，我们也不敢为这些个人政治待遇的小事去上扰清听。志皋个性过于耿直，不适合在官场政坛周旋，还是按他本人的职业专长，向政法系统归队，去学校当个法律教授吧！
1946～1948年时，他因曾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过牢，保释出来后，不准他再操律师业，他为了争口气，不也曾在上海法学院当教授兼过课吗？如今上海法律界还有不少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呢！”
少文说：“这学期学校已开课了，难以安排。此事请志皋兄考虑一下，耐心等待容后再议吧！”
至于我自己，自上次受到饶漱石的讽刺冷遇，心中便明白他如今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整个华东地区都在他领导管辖之下，今后我的日子，极有可能会不大好过的。
如今又听说，为了当年孤岛时期转让中华妇女职业学校和抗战胜利后骆剑冰擅自解散妇女文化社等事，代人受过，得罪了许多民主大姐，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很难替我说话。
反正我当初入党参加革命，就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和当官发财，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当年放弃无党派人士的掩护身份，参加民主党派，如今不是也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了吗？
想到多少先烈为党献身的榜样，自己只要对得起党和人民，今后就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于愿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