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与斯诺、马海德的交往
1936年，红军已在陕北地区站稳脚跟，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主张，影响很大，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关注。
埃德加 ·斯诺是一位美国新闻工作者。1905年出生，当过工人、学徒、海 员，经营过广告公司，曾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游历过许多国 家，写出不少文章，因为报导客观公正，社会知名度较高。
1928年，初来中国上 海，正逢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他亲眼看到许多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惨遭杀害，群 众生活相当困苦，既感同情，也有许多疑问。1930年后，他常驻北平，从事记者 职业，受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孙科的邀请，视察铁路及东北三省地区，去过西南各 省，还到过缅甸、蒙古、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
“九 ·一八”事变后，他来华采访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除为英美报刊写文 章外，还写了一本《远东前线》的书。同时，他又在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担任教师， 结识不少中国朋友。他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之后，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是一个 反动独裁、腐败无能的政权。同时，他也听到某些人的观点，认为“红军不过是 由‘知识匪徒’所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和匪兵”,“数千饥饿的土匪而已”。
尽管 许多人提出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以及共产党的种种问题，也流传着很多现成 的答案，可是都难令他满意，因为“他们从不曾到过红色的中国”。
究竟中国红 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集团?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跟别 国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者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
他们的领导者是谁?是否 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理想、学说与意识形态而言，他们是社会的先知，或是无知的农民?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怎样的情况?红军的力量有多大?农民们拥 护它吗?
共产党提出的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主张，有 什么意义?等等。
斯诺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充满疑惑好奇，问题成堆，希望 深入了解，找出正确答案。
后来，斯诺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和美国的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还 认识了在北平从事新闻活动的共产党员徐冰、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黄华，经过多 次交谈，关系密切，他从中听到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的一些真实情况，思想逐 渐省悟。
一面是国民党的宣传，污蔑共产党与红军是叛乱的“赤匪”,受到国军 “围剿”,几近灭绝。一面是进步人士的介绍，颂扬共产党与红军的革命精神，认 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救星，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两种观点，是非难分，促使 斯诺下决心亲自到苏区进行调查采访，取得第一手资料，以便了解中国共产党 与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
虽然他知道做这件事有危险，但考虑再三，还是下定 决心前往苏区。这时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表示，愿意资助他以“旅行”的 名义，对共产党与红军进行实地采访，这更使斯诺在精神上受到鼓舞。
1936年6月，经过宋庆龄介绍，中共中央特科的董健吾(对外身份是王牧 师)向中共中央联络局转达了斯诺的要求，并简要介绍了他的情况。父亲获悉 后，结合他对情况的大致了解，认为斯诺虽然不是革命家，但为人有正义感，如 果能到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亲自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与正确主张，向 国内外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这对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是一件好事。于 是父亲便高兴地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建议给予批准。毛泽东、周恩来接 到报告，十分重视，很快批准邀请斯诺来访。
那时候，红军与东北军表面对峙，暗中往来，关系较好。董健吾与张学良将 军是熟识的朋友，他以“王牧师”的身份，按照宋庆龄交代的接头方法与地点，专 程到西安与斯诺先生会面，研究他去陕北保安的具体安排。
起初，董健吾想请 张学良将军派飞机把斯诺送到延安，张将军表示，他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斯 诺也是美国人，一旦传播出去，对外不好交代。父亲得知董的安排方案后，也认 为乘飞机不易保密，改坐东北军的汽车比较安全。
这样，1936年7月，斯诺在红 军派出的邓发(以东北军军官身份)陪同下，乘军用卡车经过洛川，顺利到达延 安，稍后换乘毛驴，越过东北军防线，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父亲陪同周恩来副 主席在安寨县白家坪村口，迎接斯诺的到来。
接待工作由中央联络局负责，保安县农村物质条件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净 整齐。从事服务工作的，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单纯朴实，不但缺乏接待知 识，大多还没见过外国人。父亲便从头开始，亲自给他们上课培训，使他们懂得 接待工作的意义，要求他们既要热情周到，搞好服务，也要注意纪律，保持自尊。
同时对一些具体事项，例如，怎样礼貌待客，怎样清洁卫生，怎样端茶送饭，怎样 内外有别等，一 一示范表演。
斯诺来后，和根据地的人们一样，吃的是小米饭、南瓜、土豆、白菜，很少有 肉，睡土炕、住窑洞。也没有什么饮料，渴了就喝白开水。
时间相处久了，斯诺对红军情况了解之后，彼此之间感情融洽，甚为友好。 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也参加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看到演出节目的内容，大都围 绕“抗日与革命”这两个主题，觉得艺术与宣传虽是两件事情，但对中国革命斗 争来说，很难完全分开，表示理解与欣赏。有些节目反映现实，生动感人，有些 幽默风趣，逗人发笑，他也和观众一样感到高兴。
对部队战士相互间组织“啦啦 队”叫喊唱歌，开始时他觉得新鲜，后来熟悉了，他也常被大家喊出来表演节目， 还唱过一些外国歌曲。他带来一副扑克牌，空闲时，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如秦 邦宪、张闻天、凯丰与父亲等，就聚集到他的土炕上打扑克，玩得十分开心。这 段时间，斯诺心情舒畅，生活愉快，他说自己受到了一种“亲昵的接待”,他睡的 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
有一次，他高兴地为朋友们做巧克力蛋 糕，父亲帮他找来鸡蛋、面粉、白糖，还从秦邦宪家中弄来一点可可粉，结果蛋糕 底层焦、表层糊，大家围着蛋糕看，谁也无法张口，再看到斯诺懊恼狼狈的样子， 有的便去劝慰，有的在一旁逗乐，大家在欢笑声中收场。
斯诺进入苏区不久，一次吃饭时，两位小战士帮助送来饭菜与汤水。他们 身穿军装，头戴红星标志的八角帽，衣服大，帽舌长，看着有点滑稽。斯诺觉得 他们天真可爱。小战士初次接触外国人，看着斯诺的面孔，也觉得陌生好奇，彼 此相互对视，都感到对方好笑。
这时斯诺口渴，开水烫得难受，便对小战士大声 喊了一声：“喂!给我拿杯冷水来”。没想到这个小战士对他不予理睬，竟自走 开了。过来另一小战士，他又喊了一声拿冷水来，这个战士仍然没答理他就走 了。
斯诺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正发愣时，父亲走到他的身边悄悄地说：“红 军官兵平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别看他们年纪小，他们也是少年先锋队员， 是自愿来帮助我们的，是未来的红军战士。你可以叫他们小同志，或者小鬼，让 他们觉得平等、亲切、尊重，不能像主人对待仆人那样‘喂，喂’地喊叫，他们当然 不愿理睬。”
一席讲解，使他茅塞顿开，通过生活小事，进一步增加了对红军的了 解。
正巧，这时小战士给他送来一杯冷开水，他连忙带有歉意地说：“谢谢你，同 志”。
那位小战士答道：“不要紧，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态度大 方，言词得体，斯诺也感到惊讶：这些孩子真了不起，在中国儿童间，我从来没有 看到这样伟大的自我尊严。后来他与这些小同志混得很熟，关系越来越好，更 加发现这些“红小鬼们”充满着惊人的愉快、活泼、勤奋、忠实的精神风貌。
斯诺采访的翻译工作，由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吴黎平与新到陕北的黄华担任。吴黎平是浙江奉化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黄华原名王汝梅，河北磁 县人，北平“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共产党员，他与斯诺在北平就有来 往，比较熟悉，陪同斯诺访问后，即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斯诺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一个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 闻记者，同情中国人民，并且说你能够不抹杀真理和事实”。接着说：“我们知道 这一些就够了。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访 问苏区的任何新闻记者”。“你所见到的一切，可尽量向外发表，你考察苏维埃 区域的情形时，我们将给你种种帮助”。
因为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根据斯 诺提出的访问要求，周恩来替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访问计划。并向斯诺表示：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以为你将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谈话的第二天早晨，斯诺一行从安塞骑马去 保安，走了三天，开始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员进行采访。
接待斯诺的同时，1936年7月，中央联络局还接待了另一位外国朋友马海 德。
他也是通过宋庆龄介绍，中共中央特科董健吾帮助联系，进入陕北革命根 据地的。马海德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早年在瑞士学医，1933年来到中国。 他是医学博士，又是革命战士，曾在上海协助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活 动。
他到保安后，与斯诺同住一个窑洞，两人语言相通，交谈方便，经常一起采 访，一块活动。毛泽东会见斯诺，以及斯诺的其他采访，他大都参加旁听，回来 后还与斯诺共同讨论，交流心得。他对斯诺热情坦诚的待人风格，观察分析事 物的公正态度，感到钦佩。通过几个月的实地访谈，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与工农 红军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内容丰富，他们非常 兴奋。
原先斯诺觉得周恩来替他安排的92天采访旅程未免太长了，但他实际 采访的时间更长，并说：“最后我还不忍离开，因为我看见的太少了”。
斯诺访问结束后，马海德要求留在陕北根据地，参加中国革命，成为一名红 军战士。1937年加他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他曾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与叶剑英，李克农等关系密切，并一同合影留念。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加入中国国籍，长期活跃在医疗卫生战线，做过许多 工作。后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10月30 日在北京病逝。
经过四个月的深入采访，斯诺先后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 怀、徐向前、徐海东、罗炳辉、陈赓、邓发、萧克、博古、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蔡 畅等领导成员，有的进行长时间谈话，有的作专题采访，有的只是一般交谈，这 些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斯诺一行还深入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剧团等进 行实地访谈，与干部战士们直接接触，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通过亲身体会，获取第一手资料。
有时候，他到地方群众家中， 看望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斯诺将这些所见所闻，写在十几本笔记本上， 并拍摄了三十多个胶卷，又搜集了许多共产 党的报纸、杂志与文件资料，装了满满一提 包，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素材。
1936年10月21 日下午，斯诺离开苏区 时，秦邦宪、杨尚昆、陆定一等为他送行。父 亲通过东北军对斯诺回程的路线做了妥善安 排，还带领联络局的“小鬼们”,一直把斯诺送 到保安城的城墙根下。斯诺从保安回到洛川 后，第三天换乘东北军的汽车直达西安市。
10月底，他回到北平，立即着手撰写报道。第 一篇文章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 见》,该文首先在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同时附有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
1937年 10月，斯诺在英国汇编出版了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新书，不久此书又在美国 出版，造成更大轰动。1938年，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上海一群进步人士集体 努力，将该书翻译出版，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书 一出版，立即受到热烈欢迎，销路很好，几次再版。许多进步青年受到影响，奔 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评价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 成功的著作之一。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评论说：“《西行漫记》是经典性报告文 学的样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一样， 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斯诺在书的序言中热情地表示：这一本书从字面上讲是我写的，可是从最 实际的意义上讲，这本书的大部分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这些革命家与中 国革命青年们写下的。创造这本书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每天用英勇的牺牲 精神，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
原来在这 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 女。所以，这是他们的书，而他自己“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 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 样就是了”。
斯诺对苏区的访问非常成功，影响巨大，苏区对斯诺的接待工作也很成功， 受到好评。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父亲坚持热情待客、提供方便，实事求 是、坚持原则，真诚相处、增进友谊，这些优良的作风，不仅圆满完成了当时接待 斯诺的任务，而且也为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外事接待工作摸索了有益经验。
1937年4月30日，斯诺的夫人宁谟 ·韦尔斯也到陕北苏区访问，并写出了 《续西行漫记》,又名《中国红区内情》。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延安，她的访问仍 由联络部门接待，所以书中插图的第一张照片是斯诺夫妇，第二张照片就是李 克农，这是由于“双十二事变”之后，父亲经常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活动频 繁，因此照片上的父亲白衬衫、黑领带，这显然不是苏区的日常着装。另外，书 中把父亲中央联络局长的职务，误写为“前苏区交通部长”。
斯诺夫人在延安生活了四个月，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劳动阶级是 没有匹敌的”,“谁只要认识他们，就不由得会赞佩他们，而希望他们抬头”。在 延安，她“搜集着历史的资料，几乎天天跟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们一一谈天”。
最 后她说：“这在我是一个有着新发见的旅程， 我所发见的是在地球上最老最 无变化的文明的心脏创造着新世界的，新的精神，新的人们”。她还在书后的 《附录》中，对苏区86位知名人士的个人经历，逐一作了简要的介绍。父亲也是 其中之一。
1949年，她与斯诺离婚，姓名改为海伦 ·福斯特 ·斯诺。由于早年对中国 苏区的采访活动，她曾在美国麦卡锡时代受到政治迫害，她长期独居，体弱多 病，处境艰难。
为了让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她以65岁高龄，冲破种种难 关，1973年再次访问北京，并撰写了《重返中国》的新著。通过她的眼光与智 慧，以及长期累积的对中国的了解，“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她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认为他们“属于世界上出现过 的最优秀的人物之列”,“如果青年能了解这些老战士的个人情况，他们给青年 的实际启发就会大得多”。
海伦 · 福 斯特(斯诺 原夫人)在其所著《续 西行漫记》 书中的李 克农照片
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1973 年10月22日，海伦 ·福斯特 ·斯诺由外交部 龚普生、沈佩芸陪同到中央民族学院参观。 当时我在这个学院任职，热忱地接待了这位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相会的时间短促， 当时管理较严，我没有深入交谈，也不可能多 听听她的见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从公开资料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父亲长期从事情报业务，除了隐蔽斗争之外，他经常收集与阅览各地的报 纸、刊物等公开资料，从中了解情况，察觉问题，这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那 时候，我党我军经常处于农村环境与地下斗争中，四面被围，没有通讯手段，消 息十分闭塞，有时通过公开的报刊资料，了解国内外形势，对打破封锁，开阔眼 界，探索思路，能起到重要作用。
早在江西苏区与长征路上，父亲就这么做了。 凡是收集到的报纸刊物，自己阅读后，捡出重要的部分，亲自送给毛泽东、周恩 来等领导同志阅览参考，经常得到他们的称赞。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后，条件比 过去好了，他就利用与东北军的协议关系，亲自派人到西安收集各种报刊资料， 把它列为中央联络局的一项专门业务，组织人员，开展经常性的活动。
伍修权是湖北武昌人，阅历丰富，为人稳重，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5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12月转为苏联共产党党员。1932年回国后，又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10月，担任共产国际派到江西苏区军事顾问李 德的翻译。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伍修权被分配到中央联络局工作。父亲对他完 全信任，十分器重，请他担当研究公开资料的工作。伍修权每天翻阅从白区搞 来的各种报刊与书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方面研究后，摘选出有价值的 内容，编成简报，经父亲审阅后，报送中央领导阅览参考。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置国际公约于不顾，侵略中国的步伐日益加 剧。这种局面，不但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引起世界 各国的严重关注。特别是英、法、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许多外国知名人 士不时发表文章，对日中关系进行评论，国内舆论反响强烈。报刊上爱国民主 人士与群众团体，甚至不少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停止内 战，共同抗日。
有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各地普遍声援，一致要求无罪释放 “七君子”,声势浩大。甚至国民党集团内部，有些上层人物也公开透露出不满 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
另外，报纸上有时发表一些国民党军队“剿 共”、“赤匪”活动的消息，或者"破获共产党组织"的报道，以及国民党军队调遣 部署的情况等，皆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以便统筹全局，研究制定方针政策，并 在新形势下，最终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开拓的新业务，在实 际工作中显现出重要作用，得到各方面好评，后来逐步完善为一种不可缺少的 制度。
当时，除了不定期的专题报道外，中央社会部编印的《书报简讯》,也进一 步成为受领导干部欢迎的内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