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组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
1954年2月下旬，中国春节刚过。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交部长在 柏林达成协议：由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参加，于 1954年4月26日起在日内瓦开会，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党中央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 外长身份率团参加。
父亲受命总抓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经常累得脸色发青，大口喘气
父亲是外交部副部长，周总理批示就组团人选与有关事项由李克农提出方 案，随团工作人员也由李克农决定。
父亲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周恩来总理任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同时提出请求，他自己不参加。因为国内情报部门工作离不开，自己不懂外文，身体也有病。
出席日内 瓦会议的 中国代表 团成员合 影。
前排 左起：王炳 南、雷任民、 李克农、王 稼祥、张闻 天、周恩来、 陈家康、龚 澎、冯铉、黄 华等；
后排 左二起：乔 冠华、师哲、 宦乡、柯伯 年、雷英夫等
周恩来总理不同意父 亲不参加日内瓦会议，但采 纳了他的其他建议，把他也 列为代表之一，并明确会议 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 这个方案报经中央书记处 批准后，父亲不好推辞，三 月初起，就全力投入日内瓦 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从 收集资料、了解情况、分析 问题、考虑方案、组织培训、 内部管理，以及统一对外口 径，进行宣传报道，等等。
时间虽很紧张，但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进行。父亲与39个部门联系，集合 了多方面的精英人才，编写了1700多万字的资料，组成了160多人的队伍。为 了与朝鲜方面进行协调，经周恩来同意，还专门邀请朝鲜南日大将到北京交换 意见。
在配备代表团的医护人员时，卫生部领导傅连暲了解李克农的脾气，未经过父亲，就直接报告周总理，建议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参加，因为史医生随李克农在朝鲜工作过，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父亲看到文 件后，仍然把史书翰医生换成总理的保健医生周尚珏。
黄树则大夫受命后，向 杨尚昆、傅连暲写信说：李克农多年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心前区 疼痛，在长途飞行中可能猝发心脏病，而他自己缺乏飞机上抢救的经验，建议派 一位苏联医生陪同。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死不了，让警卫员李连水去，就够照顾我的了”。原来他曾在名单中删去了他的警卫员，后经同志们力劝才加上了。
人员确定之后，父亲又把工作人员与随行记者集中在北京，抓紧时间，分组 培训。学习方针政策、介绍外交礼仪、了解国外情况、注意安全保密。没出过国 的司机还专门学习了瑞士的交通规则和有关常识。
同时，指示中国驻瑞士大使 馆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又从其他使馆抽调人员去日内瓦协助工作。本着 安全、方便、节俭的原则，为周恩来等主要成员租用一处别墅，其他人员住在旅 馆，安装通信线路，使代表团抵达后很快就能正常活动。为了利于保密，父亲到 达日内瓦后，还出人意料地利用别墅空闲的马厩，布置了一个内部会议室，给代表团研究机密问题提供了方便。
1954年4月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情况， 父亲参照外国新闻媒体的习惯做法，提前印制了一份宣传材料，首先介绍代表 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这份材料由父亲主持拟稿，未经总理阅改，直 接报经中央审定。
开头第一段写道：“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 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 的战友之一”。
材料中“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当时是首次使用。它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周 恩来的高度评价。虽然中国共产党不主张宣传个人，但在出席国际会议这种特 定情况下，宣传周恩来总理就是宣传新中国。
中国代表团专机降落后，各国记者蜂拥而上，有的拍照，有的采访，场面十 分热烈。我方新闻组的同志随手散发事先准备好的中、英文材料，满足了记者 们的要求。第二天，瑞士许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代表团，一些报纸 刊登大幅照片，对周恩来团长进行介绍，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会前，我方代表团制定了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分析认为，美、英、法在朝 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内部困难甚多，有时矛盾很大，我们应 取积极推动的方针，尽力达成某些协议，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
日内瓦会 议上的中 国代表团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
朝鲜、中国、苏联代表，团结合作，和美国、南韩代 表激烈争论，历时51天，没有结果。周恩来团长做最后努力，发言说：无论如 何，对于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获致和 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应该是共同的。
所以，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 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 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 定”。
比利时、苏联代表当即同意，作为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说：“如果大家 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寂静，没有人反对主席的 观点。
美国代表根本不想从朝鲜撤退军队，不想举行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 一看这个情况，史密斯代表赶紧站起来说：“我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 况下同意这个建议”。
这样，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的讨论，最后未能通过任何 协定，遗憾地结束。
从5月8日到7月21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先后75天，同样是斗争激烈，会上会下，紧张忙碌。
1954年4月26日至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朝鲜问题 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李克农是代表之一。图为大会会场
印度支那问题原本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从1954年3月，美国就主 动向英、法等国提出“联合行动”,妄图插手印度支那战争，警告中国如果不停止 对“越盟”的援助，就对中国海岸采取军事行动。由于英、法两国表现疑虑，英国 强调任何“联合行动”都必须在日内瓦会议失败之后才能考虑，没有接受美国建 议。
时值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在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美国又向法国提出，愿意 派兵参加印度支那战争。法国表示，如果日内瓦会议失败了，再同意美国的主 张，表现也不积极。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决定，会议期间，尽可能争取法 国等多数国家同意停战，反对美国破坏，把会议推向前进。
印度支那战争最重要的争论，是双方军事集结区的分界线问题。
越南民主 共和国主张分界线划在北纬16度，法国主张划在北纬18度。中国代表团与 法、英代表，及苏联、越南代表分别协商，在7月20日，越南、法国达成协议，双 方集结区划定以北纬17度线南、9号公路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又名贤良河) 为界。
会议取得了第一个成果。
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作为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 一部分，应该根据同样原则，印支三国同时停止敌对行动。而法国则主张“单独 处理”,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撤退，不存在划分集结区分界线的问题。双 方僵持不下。
中国代表团研究各方意见，提出了解决老挝、柬埔寨问题的折中 方案，以此为基础，各方达成一致。7月21日，签订了老挝和柬埔寨停战协定。
然后，又讨论停战监督与保证、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政治解决等事项，都达成了协议。
最后，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各方对已达成的协议，表示确 认与支持。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苏联、越南三 国代表团坚持和平协商，促成印度支那三 国实现停火，战胜美国阻挠破坏，缓和了 国际紧张局势。这是继朝鲜停战之后，又 一次打乱了美帝国主义从朝鲜、印度支 那、台湾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 署。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求同存 异”,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 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崭露出 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华，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李克农与 我国驻瑞 士大使冯 铉及其夫 人李斐仪 夫妇合影
为便于中央领导及时了解情况，会议期间，父亲组织人员编写《每日简报》, 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中央领导同志阅后很感兴趣。
例 如：4月3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宴请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英国外相艾登，这是 中、英两国外长的首次接触，谈得比较实际，颇有风趣。
5月1日的《每日简 报》,介绍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承认联 合王国。
周恩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
周恩来：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 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 一趟。
周恩来：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 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会议期间，父亲内外兼顾，任务很重。各类正式会议达20多次，每次几个 小时，他都要参加。新中国的影响巨大，先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500多个， 3800多人次，有时为了不干扰周总理休息或工作，许多方面的接待任务，就由他 出面办理。
为了贯彻周总理“勤俭办外交”的指示，父亲处处节约，控制开支，代表团的预算为旧人民币327亿元，实际支出仅229亿元(旧人民币一万元合现人民币一元)。
日内瓦会议，从1954年4月26日开到7月21日，时间甚长。其中6月20 日至7月12日，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张闻天、王稼祥代表也离开了日内瓦。
周恩来总理交代父亲主持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 法国代表商谈印度支那问题。父亲不顾劳累，一面坚守岗位，进行各种谈判；一 面在开会的过程中，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日内瓦会 议期间，周 恩来与代 表团主要 人员商讨 工作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胜利结束，大家都很高兴。代表团人员陆续 离开。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几个国家，委托父亲稍留几日，做好结束工作。父 亲抓紧收尾事项，还对留下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谈了日内瓦会议的特点，我们代 表团的斗争方法与策略。
他说：
“日内瓦会议远远超过会议达成协议的范围。通过这次会议，缓和了国际 紧张局势，打击了美帝的战争侵略政策，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 国之一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影响，提 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使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进。”
“今后，我们应大力开展外交活动，尽到中国对世界事务应尽的责任。我们 已登上国际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不仅是为 了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
会议胜利结束，父亲却累得够呛，经常大口喘气，脸色发青，身体虚弱。回 国途中，他和几个同志到莫斯科大使馆休息了几天。周恩来总理访问东欧几国 后，路过莫斯科时看望了父亲。
经他们研究决定：父亲一行先坐苏联航班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再乘国际列车经东北边境的满洲里回北京。
可谁也没有 想到，回程路上竟引出一段不愉快的插曲。
不愉快的中苏关系的插曲
二次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两大阵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封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实行“一边倒” 的政策，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争取苏联与社会主义各国的援助。以斯大林为 首的苏联共产党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156个项目的经济建设，派出许多专家 到中国帮助工作，进行指导。
社会上对中苏关系评价很高，称之为“牢不可破 的”,“坚如磐石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如果谁有反对苏联的言行，几乎就 是反党，反革命。
1950年与罗青长（左一）、毛岸英(左二)等在苏联 莫斯科洽 商中苏专 项业务合 作
那时候，中央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军兵种，乃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都 派有苏联专家组或是苏联专家，对这些单位的工作，具体帮助指导，彼此间气氛 亲切友好。
当时我在军委通信部工作，负责本部门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也参 加办理军委顾问团的通信保障事务，所以有机会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与武官 处，中南海居仁堂军委顾问团办公室去了解情况，有时还到王府井大街帅府园 的招待所，看望熟识的顾问们。因为我们是业务技术部门，与专家关系比较单 纯，易于相处。
鉴于父亲过去在与苏方有关部门的工作接触中，坚持国家利益，曾引起苏 方某些人员的不满。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结束，父亲取道莫斯科回国，途中 就发生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愉快事件。
当时，父亲的身体已很劳累，常常 犯病，在莫斯科大使馆休息几天稍有缓和。正赶上我军总政治部歌舞团访问苏 联，他还去看望同志们，和大家一起唱歌联欢。
根据使馆安排，父亲与熊向晖、钟永骥、林风、李连水等同志，一起坐飞机先 到伊尔库茨克，再乘火车经满洲里回北京。
对于一位友好邻国的外交部领导官 员，又是共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盟友，苏方应当给予周到的礼遇。可是父亲一 行到伊尔库茨克后，苏方只派机场旅馆的一位职员出面接待，住下后，不让他们 给我驻苏使馆打电话，还不许越过离旅馆五米远的栏杆。
我方人员问：这是为 什么?
对方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那时，天气炎热，飞机起降，声音嘈杂，无法休息。伙食是死马肉，红菜汤，难以下咽。
几天后，换乘火车，也是一般车厢，伙食很差。到达边境，火车换轨，等待六小时，苏方人员才将父亲一行领到车站旅 馆，但仍然不让打电话，简直不讲道理。
后来随行的俄文翻译李越然给苏方边境站长做工作，在车站给我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打了电话。曾处长立即开汽 车来接，这样，父亲一行才在我办事处洗澡，吃饭，得到休息。
同志们对苏方如此无礼的做法，感到气愤，议论纷纷。父亲虽心知肚明，却故意淡化此事，不理会“老大哥”的小动作，提醒同志们不许再议论此事，并严肃 地说：“不要讲了，再讲你们就是‘反苏’。”
1971年，有一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十分惊讶，说：“竟有这样的事，我从未听克农提起过”。
然后颇有感慨地 表示，李克农处处照顾大局，宁可隐忍对他个人的无礼，也要尽量避免影响两党 两国的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