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父亲是重感情的人。江西苏区遭国民党包围，通信困难，他经常怀念在安 徽的全家老小。
1934年，他假借瑞金一家商店的地点，试探着给芜湖写了一封 家信。母亲收到后，知道父亲还健在，非常高兴，便让年幼的弟弟李伦亲笔写封 回信，把心里想的话告诉老父。
弟弟不到十岁，年幼天真，在信中说：心中很想 念老父。现在自己上小学。读书，看到别的同学有铅笔，家里没有钱买，只好捡 别人扔的铅笔头来写，要是自己也有铅笔那该多好啊!
这封信辗转寄到了父亲 手中，他看后既高兴又难过。为全家的困境与孩子的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身边的战友们看信后，也都心里难过。抗日战争年代，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 遇见李伦，还亲切地问：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我们在苏区都看见过，非常 感人。
苏区工作成就显赫，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军事“围剿”之后，毛泽东、朱德与苏 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冷静分析形势，认定国民党蒋介石一定还会发动更大的 军事“围剿”,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分析了前几次敌军进攻的情况，总结经 验教训，从作战策略上，研究了下一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方案，认真组织准备。
通过这些工作，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见解，欣赏他的指挥才能。可是，在上海主 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奉行左倾路线，盲目要求迎接“全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 苏区红军“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把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争取苏维 埃运动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的反对，联名上报中央，希望远在上海的中央领导只作原则性指示，军事 方面的具体部署由前方领导班子负责，中央不要越权指挥。
但是李立三拒不接 受正确意见，反以中央名义复电要求严格执行错误决定，并批评说毛泽东是“右 倾机会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是农民意识，也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与复杂性。强调只要中心城市爆发工人斗争，就会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而且必 将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央的错误决定，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 正巧这时他身体不好，加上心中有气，便到一个庙里休养治病。
不出所料，1933年12 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 军，由得力干将陈诚指 挥，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 军事“围剿”。当时毛泽 东已被排挤出领导班子， 这次反“围剿”由朱德、周 恩来组织指挥。他们认 真负责，亲临前线，有了 前三次粉碎“围剿”的胜 利经验，部队士气高昂， 还有与毛泽东研究过的 作战方案可供参考，经过 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近3个师，俘虏两个师长，在三月下旬获得重大胜利，再次粉碎了国民党 军队的“围剿”。
犯有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后来也被扣上“调和路线”的罪名，被赶下领导岗 位。新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秦邦宪等，因有共产国际背景，年轻气盛，以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文章，很快 就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他们推行了一条更加左倾的错误路线，使党在国 民党统治区多年建立的组织基础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生存，只好搬 进江西中央苏区。
秦邦宪刚进苏区，便与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就思想路线问题发生争辩，他 利用领导职权，刮起一股反对“罗明路线”的政治风暴，后又牵连出邓小平(早先 任瑞金县委书记)、毛泽覃(毛泽东胞弟、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红一方 面军总前委书记)、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几位观点相同的领 导干部，他们被扣上许多罪名，被批判斗争。
这场政治风波，干扰了苏区的正常 工作，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秦邦宪改组领导班子，以秦邦宪为首，李德(共 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周恩来参加。
三人小组中，秦邦宪主持工作， 李德被捧为“太上皇”,周恩来徒有虚名，没有实权。这种领导给苏区造成了更 大危害，不但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著名将领，也 无法指挥军队。
父亲与钱壮飞、胡底等对错误路线虽有抵触，但职务在身，无法正面对抗。 他们对受批判的同志，没有乱扣帽子，有时还悄悄表达一点同情。担任保卫局 执行部长的李克农，曾私人出钱请身处困境的邓小平吃饭，聊表安慰之情。
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班子，处境孤立时，父亲不时给他送报纸，送食品，毛 泽东提出要找位秘书，父亲便介绍叶子龙到他身边工作。
一再检讨苏区保卫工作中的错误
岁月过去多年，父亲对在苏区负责保卫工作时的错误，仍然深感内疚，一再 自我批评，指出那时因材料不足，判断失误有自己的责任，并告诉后人，要引以 为戒。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布 对过去被错误路线处罚的案件要重新研究，凡属经过调查确实被诬害的同志， 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牺牲了的也应受到同志的纪念。父亲结合自身体会，完全拥护这个决议，并再次检讨了苏区保卫工作的错误。
革命实践相当复杂，不可能一帆风顺。参加革命的人员良莠不齐，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危害极大。父亲担任红军保卫工作，就处理过几起大的政治案件。
1933年11月
1933年11月，周恩来 与红一方 面军部分 领导在福 建省建宁合影。李 克农(右 四)时任第 一方面军 政治保卫 局局长
1933年初夏，苏区模范少年先锋师政治委员高传遴突然被人开枪打死，他的警卫员同时遇害。这种恶性事件红军中前所未有，领导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召见李克农要他尽快破案。
父亲赶到现场调查了解，没用多久，就发现杀人凶手竟然是这个师的师长杨遇春。早先师长与政委关系不错， 后来发生争吵，杨的职务没能提升，又因军阀习气受到处分，他越想越气，认定是政委刁难，便趁政委睡觉时连开两枪把他打死，随手又把他身旁的警卫员一枪打死。然后连夜逃跑投敌，在边防线上他又把哨兵开枪打死。
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各部门都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在这紧张时 刻，朱德身边的保卫干部杨世坤突然失踪。他常随朱德一起活动，认识不少中 央领导，知道许多机密，万一落入敌人手中，将对红军造成严重威胁。朱德夫人 康克清发现后，立即报告。
朱德、周恩来召见李克农，要他抓紧破案，并且“活要 见人、死要见尸”,务必找到杨世坤本人，一点不能马虎。父亲领受任务后，先向 周围人员了解情况，发现杨世坤与一个富农家的媳妇常来常往，关系密切，就和 康克清一起带领几个战士找到那个妇女。
经过审问，这位妇女供出了杨躲藏的 地点，还坦白交代杨世坤曾告诉她，自己知道很多红军机密，准备带她到南昌投敌，然后两个人享福。
于是，父亲率领保卫局的战士将杨躲藏的地点包围，喊话 要他出来。杨世坤是警卫干部，身上有枪，占据有利地形，他首先开枪反抗，使 几个战士受伤。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估计他子弹不多，便让战士们加紧围困，开 枪还击，并制造一些假目标，逗引对方开枪。不一会，对方枪声稀疏，最后停发。战士们冲进去一看，只见杨的枪内已无子弹，本人自杀身亡。
事后，康克清沉痛 地对父亲表示，都怪自己对朱老总身边人员的思想工作没做好。
父亲说：这是 杨世坤自作自受，不能怪别人。再说首长身边保卫人员，都经过政治保卫局审 查挑选，是我们把关不严，应该由我向军委领导检讨。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组织百万大军进攻苏区，准备第五次军事“围 剿”,他们有德国、意大利、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采用步步进逼，层层包围，消 耗红军实力，压缩苏区面积的战略，要想把红军彻底消灭。正在这时，1933年 11月，蔡廷锴将军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通电反对蒋介石，宣布成立“中华共 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这一出人意外的政治事件，立刻轰动 中外。
事变之前，十九路军曾派代表与红军联系，相约双方停止内战，互相合作， 共同反蒋抗日，并签了协定文件，且已有一些实际行动与效果。事变发生后，蒋 介石非常震惊，坐立不安，原本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计划受到影响，他立即调兵 遣将，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的十九路军。在这种情况下，福建方面希望红军履行 协定，双方团结合作，共同行动，反蒋抗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提出建 议，认为红军应趁此良机，集中兵力，向福建、浙江、江西地区进军，既可支援十 九路军，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也有利于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可 是苏区主要领导秦邦宪与顾问李德断然反对，他们说李济深、蔡廷锴等“是反革 命改良主义的总和”,“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反动、还危险”, “红军绝不能支援蔡廷锴”,即便与他们握手，也不要忘记骂一句“反革命”。
结 果，1933年底，蒋介石大军压境，福建人民政府处境危急，眼看就要失败。这时 苏区主要领导人才意识到唇亡齿寒，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之后，必然调转兵 力，趁势进攻苏区，于是紧急派遣彭德怀、杨尚昆率领部队前往支援，但为时 已晚。1934年1月，福建事变宣告失败，蔡廷锴流亡海外，不少进步人士惨遭 杀害。
事态发展，不出所料。1934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采取碉堡战术，再次展开对苏区的军事进攻。按照兵力对比与装备条件，红军应该实行灵活机动的 战略防御，寻找机会，消灭敌人。可是，这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在苏区占统 治地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听从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主张“堡垒对堡垒”的 阵地防御，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与敌人决一死 战”,“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等错误口号，结果，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损失惨重， 仅广昌战役就伤亡5000多人，县城也未守住。
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非常气 愤，刘伯承当面批评李德，必须尽快改变战法，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李 德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撤消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彭德怀怒火大发， 指着李德痛斥：“你怎么不从苏联带些飞机、坦克、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你 作孽太多，中国革命要被你葬送光了!”
但主要领导人与李德无动于衷，依然我 行我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