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反返沪后，海外诸亲友纷纷闻讯络绎回国探亲并保持通讯联系，在台湾及美国等地的黄、陈两家亲属，都已初步联系上了。海内外的亲友们对您和恩来一贯爱护、培养、信任干部的恩德，都无不表示衷心感戴！

允中的两个女儿均留在我身边，在沪读书。二女大中，夫妇俩均北大毕业，现在浙江大学工作。”随手又呈上赴美进修已获学位的小儿女文中、一中的照片给大姐看。

我不胜感慨地说：“我对宛、贺遗孤及陈氏儿女，均未能恪尽母职，他们的婚嫁之事我也关心不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大姐说：“我为你诸儿女均有志气、有出息而高兴。改革开放，正需要加强对外联系，你的新任务正合于工作的需要。今后你有什么重要信息或有何要求，可直接向我提出，由赵炜负责联系。”随即将她的电话号码和信箱号码告示，嘱我记下。

杰儿看到这次召见谈话即将结束，即请示邓妈妈可否赐予合影留念的光荣，大姐欣然应允。于是，一同步出客厅，在欢悦的气氛中合影留念。然后大姐送我们上车，挥手说再见。

这次的光荣召见和大姐的温语慰勉，使我终生难忘，归来后自不禁热泪滂沱。杰儿说：“这是天大的喜事，您为什么哭呢？”

我说：“这是喜极所致的激动之泪啊！邓妈妈一生平易近人，爱护干部，今天你们可亲见亲闻到了老一辈领导人伟大谦虚的作风，也是给你们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党课啊！”

我蒙邓大姐召见未久，徐大妹打来电话，说她已恢复1925年的党籍党龄，并由行政二十一级提升为十三级。她感谢我代她上达申诉，在邓大姐的关怀下，这么快就解决了多年的冤案。我向她表示祝贺，同时心想，自己的党籍问题可能也快解决了吧，信心愈益坚定。

1985年，黄定慧（慕兰）与徐大妹合影

党籍党龄

1980年对我的审查结论，还只是法律上宣布无罪的平反，而不是恢复我全部政治生命的彻底平反。

建党初期的老党员、1921年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成员孙诗圃前来看我，对我说：对于恢复20年代老党员的党籍党龄问题，上海管不了。他的组织关系，中间虽曾中断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接上了，经过申诉复查，已被更正恢复，并给我看了中组部承认他是1921年的党员，恢复党籍党龄的更正结论。他提议，我可直接向中纪委申诉，一定可以获得解决的。我感谢他的指导，就写了一份申诉报告寄北京中纪委了。

1982年春，我进京向中纪委申诉。那时，中纪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章蕴。章大姐平易近人，几十年如一日。她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说我的申诉报告她已看过，对法院错判的事不必再提，最高人民法院既已撤销原判、宣布无罪，在法律上的平反已足够了；并说我应当补写一份恩来同志生前对我有过那些具体指示的材料，请邓大姐为我证明。

谈完话，又留我同车到她家进午餐，除温语慰勉外，还非常诚恳地向我作了自我批评。她说：“如今看了你的申诉报告，知悉许多过去不了解的内情，加上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亦被隔离反省，受到各种诬陷迫害，因此自然更能体会你的心情。你在北伐时参加革命工作、入党，老同志们早已为你证明过了。后来的问题，是与受潘汉年案株连有关。

从你的报告中知悉，你是1931年夏与潘汉年同受恩来同志之命留在白区工作的，因为长期单线联系，知情者少，证明不易，难免受到误会。不必计较人们的流言和误会、猜疑。人言曾参杀人，曾母初闻不信，连报三次后，连曾母亦弃畚而走，足见流言之可畏。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党的优良传统，要坚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澄清真相的。”又祝我与宛、贺遗孤月缺又圆再次团聚，深喜故人有子，并夸我经受长期考验，是党性、天性与革命情谊的统一。

进谒过章蕴大姐后，我即遵嘱写下恩来同志生前十六次对我所作关键性指示的详细情况，誊正成文，由杰儿面呈章蕴大姐。此后，我每次北上进京，她知道后，总是派车到杰儿家接我去她家，留餐畅叙，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