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宁陈氏的家世情况，九弟石君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杏林沧桑六二年》一书中已有详述，在此，只将志皋诸兄弟姐妹的排行情况作一简介。
介卿公娶过三位夫人，原配周夫人，育两女，均早已过世。继配沈夫人，育三胎得一女引璋，行三；一子绍夔，字赓虞，行五。继配潘太夫人，育五子三女，志皋是长子，但在介卿公的所有子女中行六；七妹宝璋，八弟寅谷，九弟石君，满（十）弟廷骧，十一妹秉璋（宝瑜），十二弟珍弟（早殇），最小的十三妹宝琦。
长期以来，陈氏众兄弟姐妹虽均不确知我的真实身份，但耳闻目睹我的所作所为，也都心知肚明，知道至少是个与中共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人士。
然而，尽管我的工作给志皋和全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风险，出于倾向爱国民主的正义感以及孝悌友爱的至纯天性，他们却从未追问过我的真实身份，更予以可贵的理解和支持。
我和志皋这么多年来并肩战斗，胜利地完成了党组织所交付的一系列特殊任务，实在是与陈氏众兄弟姐妹们一致默默地支持分不开的。我始终牢记着恩来同志的教导，对在困难中曾经支持过我们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
过去，限于白区地下斗争的严酷环境，我必须严守党的纪律，不能将真相向他们表明；如今，在这部回忆录里，我全盘托出了自己一生曲折复杂的革命经历，向长期关爱着我的陈氏众兄弟姐妹及其家属子女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陈氏众兄弟姐妹及其后裔除已先后凋零亡故者外，如今多数已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1991年，我在大中的陪同下赴美探亲有半年之久，得有机缘一一拜访。亲人们久别重逢，互叙衷肠。特别是我向他们致歉致谢，获得他们的理解和进一步的信任，了却了长期以来我的一桩重大心愿。少数留在大陆的陈氏亲属，我亦均与他们保持良好的联系，相互间时有通信往来。兹不嫌重复地再按他们在家庭中的长幼排行次序，先兄弟行，后姐妹行，分别作一系统介绍。
陈家大哥赓虞，抗战胜利后支持我们恢复通易公司，贡献甚大。大嫂陪嫁妆奁极丰盛，但她勤俭持家，平日衣着朴素，为人谦和，得到大家尊重。
长子铁年，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50年代入党。次子彭清，为江南造船厂高级工程师。因与姑叔辈年岁相差无几，我们常笑大哥是“少年公子老封君”。“文化大革命”中，交大红卫兵批判铁年系清代大臣海宁陈阁老后裔，家中藏有乾隆皇帝南巡海宁时所赐玉如意以及海宁陈阁老故居安澜园图，加之其舅孙大雨教授是“大右派”，于是阖家遭殃，备受迫害，致大哥夫妇相继逝世。
我因受审，将小女一中寄养大哥家中，深受大哥大嫂关爱及铁年、彭清二侄的照顾；允中、大中的大学学业，也是由杰儿、寅谷、铁年、彭清资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对此我是感念不忘的。如今闻悉他们悲惨遭遇，不胜唏嘘悲叹。在修复先茔时，将兄嫂骨灰一并随葬于海宁白鹤亭，并由铁年侄以长房长孙身份，率领各房弟妹主持葬礼。
八弟寅谷，同德医学院毕业，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警察医院医务主任时，曾掩护过我党同志，并经常为于伶等义务诊治。解放后，寅谷是区政协委员。
我受审查时，将小儿文中寄养他家，亦蒙悉心抚养照拂。“文化大革命”中病故。弟妇程启倩是资深的妇产科医生，较早的职业妇女，生有四子：陈建、陈复、陈鼎，第四子颂年生下后即承祧过继给十弟廷骧为子。
陈建由其九叔担保，赴美进修后考得医生执照任外科医生。陈复、陈鼎均定居澳大利亚。陈复是汽车制造工程师，业余擅长微雕工艺。陈鼎是澳大利亚皇家医学院认可的显微外科及手外科专家。弟兄俩还多次率医生代表团回国作巡回技术交流。启倩逝于美国。2000年冬至，四个儿子奉其母骨灰归葬海宁白鹤亭陈氏墓园内。
1991年，（左起）宝琦、石君、秉璋、焕白在一起
九弟陈石君与寅谷一样，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上海抗战期间，参加过淞沪前线抢救抗日伤兵的工作，敌人枪弹曾穿过其领带而未受伤，被同学们称呼为“福将”。
1937年从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即去广西医学院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少将军医、桂系将领白崇禧的保健医生，受李宗仁、白崇禧重视。1942～1944年，为营救我和志皋出狱奔走，出力最大，却不居功。
抗战胜利后，他促使通易公司成为广西银行代理人，在经济方面支援颇多。他曾醉心和谈，反对内战。蒋军溃退时，他脱离台湾军界，赴美进修深造放射医学专业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成为著名医学专家。1975年被美国放射学会选为院士，是华裔医师中第一人得此殊荣者。作为美国医学会终身会员，1991年退休时受到隆重表扬。其贤内助闵玉纯随他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
1978年，石君应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之邀来华访问。他是打倒“四人帮”后陈氏家族中第一位回国的。在京与中国医学界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后，返上海探亲，众亲人均应邀赶来相聚。石君以前听说国内物资匮乏，特意从香港采购大批肥皂、白糖、毛线等日用品，与妻子玉纯、女儿端宝好辛苦地搬运过来；到上海一看，虽然，“四人帮”倒台才两年，可是上海已经物资很丰富了，真是白辛苦一场。但是石君说，还是感到很欣慰，宁可自己白辛苦，总比看到亲友们仍为供应不足而窘迫要好千万倍。
1983年，石君自美国汇回用费，我主持建成祖坟，他特地回盐官祭扫，还帮助陈氏众多弟妹亲属及后辈赴美创业定居。可惜因患癌症于1998年病逝于美国，亲友闻之，莫不深表哀悼。他生前撰有自传《杏林沧桑六二年》，由全国政协程思远副主席和白崇禧将军公子、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为之作序，在台湾出版，广赠亲友留念。
书中叙述陈氏家世及自身生平经历颇详，字里行间，充满着孝友仁爱、清廉正直之情及热爱祖国故土的拳拳赤子之心。其中提及我时说：“六嫂黄定慧，系中共资深党员，现健居大陆，享受政府优待。”虽寥寥数语，但已客观地画清了基本轮廓。
十弟廷骧、励英夫妇，30年代中期和抗战胜利之初在上海和我们同住一起，对我党地下工作的贡献良多。廷骧弟与蔡叔厚、阿英均忘年交，是冷冻冷藏技术方面的专家。潘励英是刘海粟大师创办的上海美专毕业生，又从申石伽学过国画。
1948～1949年，廷骧在香港和记洋行任总工程师（厂长级）。上海解放，他立即由港返沪，积极工作。当时是我国唯一的国际冷冻学会会员。50年代初，他解决了速冻运输的技术装备，以鸡蛋外销打破禁运封锁，备受褒奖。不意因我而受株连，二十多年失去工作机会，全无工资收入，依靠志皋、石君从海外汇款维持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曾被“扫地出门”，一家三口住在七平方的亭子间。里弄勒令扫街，他们天不亮就早早扫完，然后，他埋头专业书刊，励英携画具外出写生，两人以极大的自控能力，心境坦然地渡过劫难。
1980年末，接到重返香港工作的曹亮夫妇来函，请我帮助物色得力人士相助。我将此事向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汇报了，并推荐廷骧赴港助曹亮夫妇打开局面。他是中法大学毕业的，他的朋友多英美派人士，对打开与英美贸易关系局面，恢复和加强志皋在台湾的合作关系，是很适宜的人选。张部长同意我的建议，很快成行，并设宴为他们夫妇饯行，我和葛亦远作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给廷骧夫妇分配的住房在漕溪北路，因全家迁居香港，经组织同意，由我迁入。廷骧当着送行的众亲友面很真诚地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感受六哥六嫂大恩大德，无以为报，这些不能带走的旧家具就留给嫂嫂安家使用好了。”他既出自真心，我当即表态，说运不走的家具我可以代为保管，日后他们需要时，定当完璧归赵（后来，励英回沪定居时，都由颂年侄搬回）。
廷骧旅港期间不时来信，提供一些外贸、金融信息，其中一项无息贷款信息，由广东省洽办，听说已办成功了。廷骧在港，各方面朋友熟人甚多，他为人能干机敏，本可有更大作为，孰料赴港后日夜忙于朋友联络，不久即因脑溢血猝死，英年早逝。廷骧身后，允中代为整理，将其手稿遗著及其所藏法文冷冻专业技术书刊，一并赠献于上海科技协会，获得接受单位的表彰感谢。
20世纪80年代初姚依林副总理访法时，有外国友人提及，贵国上海有位著名的冷藏专家陈廷骧，是国际冷冻学会会员。后姚来沪，曾专门询问其下落，始知他已获准外出。因此，在中央和上海报刊曾掀起一场如何爱惜专门人才的讨论。
志皋五兄弟如今均已先后逝世了。姐妹行中：三姐陈引璋，有两个女儿钱元、钱林，都曾是银联骨干分子，40年代入党。引璋姐葬在江苏沭阳。钱元1948年从上海投奔解放区，后与抗日时期参军的“红小鬼”章捷更结婚。解放战争时，章、钱随军率众沿沪宁线逐一建立人民银行。新中国成立后，章长期任南京人民银行行长，钱元为会计主管。
潘扬案发后，他们受株连，被扣上“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被驱出南京，回到章的故乡江苏沭阳。现均平反，仍受当地乡亲尊敬，但是健康已受摧残。钱林在80年代后任《安徽日报》总编、党组书记、安徽省政协常委，创办《江淮时报》并任总编，现亦已离休了。
1985年，黄定慧（慕兰）在合肥与甥女钱林共度中秋
七妹陈宝璋，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院，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获博士学位。随夫李焕之入台后，曾任台湾“卫生部”顾问多年，对引进祖国大陆的中药材极为关心，出力甚多。1991年，我们在纽约相聚时，她身体还很好，可惜未能实现回家乡祭祖的愿望就病故了。她一生热爱祖国，助人为乐，生有二子一女，均学有专长，定居美国。长子东宁多年从事制衣贸易，次子东庆为生化专家，曾回国讲学，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做出贡献。
十一妹陈秉璋又名宝瑜，与夫君李焕白定居美国，如今白头偕老者仅存他们一对了。宝瑜妹毕业于复旦大学，主修经济，英文很好，曾先后考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防部任编译官，是当时国防部唯一的少将女翻译官。
后考入美国派拉蒙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担任秘书及宣传主管，为公司撰写中、英文信件，译写报刊宣传文稿，撰取影片的中文片名并代表公司召开记者招待会，加强宣传工作；还兼任美商在台商会秘书。妹夫李焕白毕业于金陵大学，考入上海银行后，随即被选拔为营业主任。由于激愤当时日本大举入侵并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毅然放弃优厚待遇，投入国民政府空军，并赴美国接受训练。
回国后，飞行遍全国，不但获得本国政府勋章、奖章无数，且被美国空军参谋长亲授极高荣誉的空军机长勋章。其后考入民航公司，并兼任民航局飞行员考试官，又飞遍全亚洲。夫妻俩移民美国后，顺利考取美国民航驾驶执照，并获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聘任；但全家反对他再飞来飞去，聚少离多，虽万分不愿，但想到在和平时期确应以家庭为重，就此改行，不再翱翔于天空。夫妇二人曾经营中、西餐馆和大型超级市场及最新型时装公司，终因从商不合旨趣，双双考入美国邮政总局，成为公务员，在美国定居。
瑜妹驻颜有术，1991年我访美探亲，她驾车来接，我还以为是她的女儿，她笑说：“六嫂，我是瑜妹呀！”瑜妹膝下有两女，亦均业有所成。夫妇曾回国旅游观光及探亲。焕白弟闻其兄李南香已获平反昭雪，深表欣慰。
1991年，黄定慧（慕兰）在纽约文中家与自台湾来的七妹宝璋（左二）及外甥李东宁、麦小燕夫妇合影
小妹陈宝琦，1932～1933年曾从我学《古文观止》，又从申石伽学习国画。她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深造，曾在欧洲多处举办个人画展。在巴黎与一法籍画家结婚，生育一子，后与其夫离异携子赴美长住，并皈依佛门。志皋为之介绍，赴美国旧金山一百一十里外之达摩镇万佛圣城的法界大学教授中西绘画、书法、孔孟学说及法文等课，并把佛教主要经典中最流通的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阿弥陀经等译成法文。
1988年校方特颁授予她传播东方伦理文化荣誉博士。现已退休，住老人公寓，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我访美时亦曾与她欢晤。闻万佛寺中的中、美学佛信徒，对宝琦十分信任崇敬。中国佛教女信士中，像她这样能在美国弘扬佛法者，亦凤毛麟角矣！我欢迎她携所译佛经归国，为光大祖国佛教事业做出贡献。
而今陈、黄两家兄弟姊妹中我算是健存者中最年长的。陈、黄诸多亲人中，尚有不少可歌可颂的光荣事迹，非是我故意不提及，实乃苦于年迈记忆不全，定有挂一漏万之处，只好请有关的亲人们谅恕了。
1997年我九十初度，以内地水灾严重，辞未称觞，节筵资助赈。二妹彰容在美国撰著五言祝寿诗，由三弟彰任写就裱好寄来致贺；我自己亦有拙句抒怀，承上海、杭州及家乡淮川诗社分别予以发表祝贺。家乡中共浏阳市委委派侄女携来当地特产菊花石珍品祝寿，受到浙江省政协领导的优厚接待。自1993年我由沪来杭暂居疗养，承浙江省委、省府、省政协及有关各级组织关怀照顾，更有大中就近侍奉，颐养天年；多蒙医院的周至医护，屡拯我于肝胆并发和骨折危症中，使耄耋之年，更深感党恩深、友谊重，难以回馈，永铭五中。
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老战友梅益、黄浩（静汶）不断来函鞭策鼓励，促我将生平经历写成回忆录，话不说不明，鼓不捶不响，以释群疑，以明心志，亦助人互助，勉力以践之举。1996年，冒鹤亭老师哲嗣、作家冒舒湮夫妇来访，除询问有关往事外，并垂询我撰写回忆录的进展情况。
我也明白，作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的幸存者，义不容辞，应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把与我同时代的革命者的事迹记录下来，供组织了解，供后人参考。从秦城回来，我就不断申诉，为了说清楚情况，就动笔写自传，反反复复也不知写了多少稿了！
故近数年来，捡出历年所写材料旧作，反复阅校，编织经纬，终成此书稿，奉献于知我爱我的各位老领导、老战友、至亲好友，以及广大读者。因前后历近一个世纪，记忆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尚祈不吝批评指正，是为至感！
1998年10月，黄定慧（慕兰）与冒舒湮摄于杭州家中
编后记
陈赓同志曾对我二哥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为革命，她奋起抗婚，又与后三位丈夫生离死别；三次被捕，坚贞不屈。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营救同志，保卫首长。她巧妙地利用银行家的身份，为地下党筹措资金，出色地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饶漱石粗暴地不承认她的党籍党龄，她下决心从基层工作做起，又不幸受到潘汉年冤案牵连，前后失去自由共十七年。但她始终无怨无悔，对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她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我们子女的最大精神财富。
自1963年她第一次从秦城回家开始，就不断地上书申诉，其中包括多次写自传体材料。平反之后，她的老战友们，如茅盾、袁溥之等等，多次鼓励她写自传、写回忆录。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一部分，恪于纪律，不宜公开发表。从确保家父及一些多年合作的老朋友的安全起见，当时确也不适合对外公开。
但她也认为真实地记录下经历的革命年代，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她陆续讲述过一些片断，有些记者也据此写过一些报道，但这些文章常有一些作者的主观臆测而不尽翔实。直到1993年她老人家定居杭州后，时移势转，她才下决心动手写自传。每天口述一盒录音带，讲完之后，由杭州大学勤工俭学的学生按录音记录为文字。
1996年，请浙江省政协原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叶炳南同志根据那份校对过的录音稿着手整理。其间，她多次住院，叶又工作繁冗，进度不快；她老人家对自己的录音稿也不满意，又动手重新写过。诚如叶炳南所说：“黄老所回忆的生平经历，跌宕起伏，极富传奇性，时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人物涉及社会各界的诸多知名人士，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十分错综复杂。”
直到2000年夏天，初稿才完成。其后又由原《安徽日报》党组书记、我们的表姐钱林梳理成二稿。允中的女儿弘莘仔细地阅读了二稿后，提出应该为年轻的读者着想，对人物和时代背景作些介绍。我们姐妹二人在参阅了一些与妈妈同时代人的有关资料，接受了年轻人的意见，增加了一点描述时代背景的文字，形成了如今的三稿。全书约有四百多位与她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名出现，不可能都加以注解，而且她写的只是与这些人因工作而接触的情况，不可能对每个人的生平都作全面介绍。
党的地下工作，环境险恶，很多又是单线联系，家母记述的情况是她自己经历过的，不可能是全面的。例如，书中提到许多在抗日战争中合作的朋友，有的人也和她一样隐蔽了真实身份而以脱党或其他身份公开活动，彼此并不知悉，这些情况近年来才陆续披露。
再如，郭沫若先生在《洪波曲》中写到他已经知道自己乘船离开上海的日期，但不能告诉于立群；他在“皇后”号邮轮上遇到何香凝和邹韬奋，说是不期而遇。哪有那么多的不期而遇呢？就是亲身经历的人也未必知道党是如何安排的，有多少人具体负责的，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
所以，罗青长、柴成文同志纪念刘少文同志的题为《无名英雄垂范千秋》文章中说：正是由于有一大群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党的地下工作才能取得如此成绩。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对战火中和无形战线上全体战士的表彰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