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党中央为了营救包括叶挺将军在内的被秘密囚禁的爱国人士和革命同志，一方面通过董必武和邓颖超等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起提案，反对特务秘密囚禁爱国人士；一方面又令刘少文会同蔡叔厚、李南香等合力开展营救工作。
我们陈、黄两家在渝的弟妹们，也以我在北伐时期的战友骆剑冰家为联络点，各自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我们。
志皋的弟弟陈石君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医官，少将军衔，他到军人监狱来探监，我大声地对他讲：“九弟，我身体还好，你不用管我。在这军人监狱里，女犯人是没有单间牢房的，但对男犯中的高级官员们，是设有单间优待室的，你只要想办法把你哥哥调到优待室里去就行了！”
陈石君很难过地只说了一句话：“嫂嫂你放心，自己保重！”没过一个星期，志皋果然被转押进了优待室。
1991年，黄定慧（慕兰）在底特律与陈石君夫妇欢聚
我被关在普通的女囚牢内。这是一个两间屋相通的大房间，一共关押着十六个女犯人，除了一个机关公务人员外，大多数是文盲，都是吃的冤枉官司，没有什么政治犯。
晚上囚室内点的是煤油灯，烟火熏人。特别令人难受的是，室内放了两只很大的公用便桶，一只供大便用的有盖子，一只供小便用的连盖子也没有，臭气难闻。
女犯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病号，终夜咳嗽不止，更使我彻夜难眠。九弟陈石君来探监后，拜托住在附近的三房堂兄陈幼丹每星期为我送一次东西来，其中有加了糖的炒米粉和生鸡蛋等食物，又将我换下的脏衣服取走，请人洗净后下次再送来换洗。
难为他跛了一足，不辞辛劳地来回奔走，热心照应，情义深重，令人感动。我把他送来的鸡蛋送给那老病号吃了，所谓药补不如食补，她因改善营养增强了抵抗力，夜间的咳嗽居然大为减轻，大家也因此得以安眠了。
经过了解，我得知那老病妇母子二人，本以划船运货为生，一次因为运输军粮途中遇风暴，船在江中翻沉，军粮全都沉入江底，虽母子俩获救生还，却因赔不起损失的军粮，被抓进坐牢，已有五年之久。
我除为自己写了一份抗辩书外，也帮那位老病妇写了份申诉书，指出翻船沉粮全系不可抗拒的天灾，非人力所能预防，强调她贫病交加、无赔偿之力的苦衷。
又知她有一堂兄在重庆开设粮行，就为她寄信出去通知。其堂兄来探监后，就觅了一位保人，将她母子开释出狱了。她出去之后，还曾托人给我送来一包炒米粉，表示谢意。
志皋（相当于少将职级）自转押优待室后，伙食很丰盛，他每餐都把饭菜分出一半，请人送来给我，以示甘苦与共。我因有胃病，不能多吃，常将菜肴分送同牢的病号难友“打牙祭”，增加些营养。
我不只为那位老病妇代写状子鸣诉不平，对其他女犯在问明被捕情由后，也为她们提出申诉，分别得以公开依法庭讯，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大家都很高兴。
她们知我产后体弱，纷纷主动代我做扫地、倒便桶等卫生轮值勤务。我对她们并无施恩求报的思想，只是出于忧人之忧、急人之急、好管不平的正义感和秉性，不意竟获得难友们的主动照顾，也是患难中的互助吧。
在土桥军人监狱中，法庭对我们只进行过一次审讯，地点设在离监狱有两三里路的一所关帝庙的戏台上。我和志皋分别被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监押去受审，彼此间隔有一定距离，不能互相讲话，但都未带刑具，还算是优待客气了。
审讯员是三个年轻人，态度温和，他们翻看了军统特务所整理的一大堆档案材料之后，就进行审问。我则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口供内容，侃侃而答，与前供毫无出入。审讯员听完我的口供后，亦未再提出任何新的问题。
此次土桥审讯基本是望龙门审讯的翻版，我认为他们的笔录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原意，便在狱中公开合法地写成了抗辩书，首先叙述自己当年参加北伐国民革命运动，并曾加入中共，得以与宛希俨先烈结成爱侣，不久后他即不幸身亡，留有遗孤今犹在。
而我业已脱党，与中共久已失去联系。上年去重庆曾家岩“八办”，乃是专为探询遗孤下落近况的，别无他意。完全隐去了与贺昌烈士的那段姻缘，着重叙述陈志皋之母深明大义、教子有方、慷慨结交、支援抗日的家庭背景。
记叙在她五十寿辰时，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由国民党元老胡南湖（鄂公）领衔，向她送屏祝寿的盛况，以及后来不幸病逝香港，身后备极哀荣，国民党不少要人前来吊唁，我曾写有哭悼陈太夫人的唁文，发表于香港《国民日报》上，云云。
在抗辩书中，我也不去指斥军统特务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说明如今处在团结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己的立场是，不分党派间的歧见，坚决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因此我决不反共。
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抗辩书中写了警句：“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俾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故三军可夺其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所述情况与态度跟口供完全一致。
被囚禁在军人监狱期间，骆剑冰曾要求来探监，未获当局批准，她只好托人送进来十块钱和好些个生鸡蛋，并留言嘱我静候佳音，期待出狱后重逢。她还让陈石君抄去了我在狱中受审时所写的抗辩书，到社会上去宣传，争取各界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在患难中她对我热情关怀的战友情谊，令人难忘。
出狱后，志皋对我说，我在狱中所写抗辩书申述太夫人爱国及一家之大德，传至狱外，陈家弟妹阅后，均备受感动；《中央日报》驻香港负责人陈训畲还将香港《国民日报》上我写的悼念陈太夫人文章剪下，寄给其堂兄、蒋介石的亲信幕僚陈布雷先生，并进言云，杀此等人士，政治影响不好。
他还说：“你在狱中慷慨陈词、正义抗辩，赢得了多少正直的爱国人士的同情和尊敬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和邓颖超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起反对秘密囚禁迫害爱国人士的提案，更获得不少的附议者，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慑于舆论压力，遭秘密杀害的危险已排除，政治诱降又不起作用。
你愿独自承担‘罪责’、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令人钦佩。甚至连杜月笙夫妇、王新衡夫妇等，均曾亲自上山，面见戴笠说明我们并非帮会中人，但他们的上海地方协会和我们夫妇合作抗日，相处极好，以及我们在曲江以中赈会名义，派人赴香港，秘密抢救护送诸多知名爱国人士撤回大后方参加抗日工作，并协助上海银行抢运物资回国支援抗战等重大贡献。
中赈委许世英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国民党要员，亦均出面证明我们有功无罪。
后来知道，林庚白的生前友好叶楚伧后裔叶南，时任国防部二处处长，偕其夫人袁晓园二人，亦为营救我们出了不少力。
所以我们在国防部军人监狱中所受到的优待，是包括上述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起初军统方面本拟以“挪移公款”的莫须有“罪名”，判处志皋七年徒刑。陈弟石君虑在狱中夜长梦多，难以预料，曾拟表示同意，以保安全；及至转押到国防部军人监狱后，知已摆脱军统魔掌，生命可保，当然就不再同意军统的判决了。所以我们在狱中只坐了两年牢，就由陈石君出面保释了出来。我并未见到判决书。
出狱后才知道，我在曲江所生的幼子，早已不幸夭折。
李南香赶到曲江，把我们的两个女儿接到重庆。二女陈大中坐在从贵阳去重庆的卡车前舱，因车门未关实，转弯时把她从车上摔出去，一腿受伤昏了过去，人们在稻田边的草丛中找到她。
贵州境内山高崖陡，公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石地，幸好大中摔在山坡这边，否则真是不堪设想了。到重庆青木关后，她先由陈石君接去他家居住，后来又到我妈妈那里，跟我二妹的女儿郭法瑾同住过一段时间。大女儿允中寄住在志皋的妹妹陈宝璋家中。
志皋在狱中时，获准阅读历史书籍。他将古今冤狱，写成一本《南冠风雨录》的书稿，后来带回上海家中，可惜的是未曾付印出版。
“文化大革命”时，我家被抄三次，所有库房内的贮存，无论是古今字画，还是他所收集的历代法律之古籍珍本，连同这部书稿都被查抄一空，迄今均无下落。
1998年上海博物馆的同志曾来访问，说是请我前去看看，可能有一两件题名送给志皋的近人书画保存在他们馆内。我想，他的亲笔手稿如能找到，倒还有些纪念意义，至于所收藏的名人字画，乃身外之物，何必介怀，遂未去查看。这些字画，作为文物，被博物馆永久收藏不是能更好地流传于世吗！
1945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出通知，着令我俩交保释放。
陈石君接我们出狱后，并送我们到南温泉小住了几天。然后我们携二女大中至七妹陈宝璋家中接了大女允中，一家四口，就在青木关住下。
陈石君为人热心，助人为乐，他为了营救我们，四处奔走，皮鞋都跑破了好几双，实为孝友双全的性情中人。
20世纪80年代我的错案平反后，已离休的原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林同志在北京告诉我，恩来同志曾对他们说过：“黄慕兰是一个经受得住考验的好同志，在最危险的敌人军统特务的监狱里，她都能忠诚机智勇敢地坚持斗争，而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
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如此的评价，我即使是吃过再大的苦头、受过再多的委屈，也深感欣慰。
出狱时已近阴历年关，我们在志皋的堂姐陈芯珠夫妇在青木关的居处暂住。芯珠姐比我大两岁，她的父母早丧，是由志皋的父母抚育长大的。她对我们前去借居自然十分热情，殷勤相待，令人倍感亲切。芯珠姐二十多岁时尚待字闺中，骆剑冰怂恿她离家自谋生路，一同到了重庆，后通过蔡叔厚做媒从中撮合，与章锐初结为夫妇。
堂姐夫章锐初是位熟读四书五经的旧知识分子，为人老实忠厚，很有学问修养。婚后夫妇感情很好，已育一子，名惠庆，生性聪明，三岁就会背唐诗，有神童之誉。
蔡叔厚的姐夫蒋志澄当时任教育部的总务司长，于是，介绍章锐初到总务司任总务科长，一家人就靠这个公职维持生活。他们居有三间简易平房，堂姐夫妇住东间，西间本是书房，就腾出来让我们居住，中间的堂屋为两家公用。
那时志皋的两个妹妹秉璋、宝琦都在重庆读书，她们常去骆剑冰家中探询消息，一听到取保开释的喜讯，就联系好让我们借住芯珠姐家，使我们得有暂栖之所。
战时重庆城内住房很紧张，芯珠姐家在郊区，相对而言还算宽敞，有时秉璋、宝琦姐妹前来探望我们，就将两张方桌拼起来做床铺，睡在堂屋里。芯珠姐持家勤俭，我不会烧煤灶，她手把手地教会我，和我一起上街买菜。我们都爱食糯米做的米酒，她善酿酒，我也向她学会了酿酒的本领。她家后院颇宽敞，有两株大树，亭亭如冠盖，覆荫之下，夏日乘凉，冬天挡风，洗衣晒被亦均方便。我们在此安居将近一年，直到抗战胜利后返沪。
因为我在狱中的口供，一直坚持自己是早已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如今一旦保释出狱，为了保护营救我的陈、黄、李三家姻亲，以及诸多朋友的安全，自然不能一出狱就公开直奔曾家岩“八办”去报到。所以领导上嘱咐我，暂时先在乡下住些时候，韬光养晦，调养身体，静待后命。
因为我们是保释出狱的，不能再恢复公职（志皋直到抗战胜利后回上海，1946～1948年间才兼任了法政学院教授之职）。在青木关期间，两手空空，身边毫无积蓄，生活相当艰苦。
当时的生活费用，只有两项来源：
一是知交江南义士王艮仲先生的支援；二是我母亲卖掉首饰，加上三弟彰任夫妇雪中送炭的资助，他们从宜宾给我汇寄来约相当于当时十两黄金价格的接济费。
我则尽量节省地用这些钱，从中积下了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的路费。
陈石君人缘极好，一次白崇禧对他说，国民党中央已预先部署，抗战胜利后由桂系的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主任，李很器重志皋的才干，拟聘他随去北平任行营高级参谋，享受中将待遇，并邀请志皋和我去白家吃饭。我们觉得此事重大，不敢擅自答复。
于是通过秘密联系，在重庆城三六九汤圆店里和刘少文见了面。他向我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对我的慰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养好身体，以后再给你安排任务。”
至于志皋的去向，他说要向上级汇报请示后再答复意见；而白崇禧请客吃饭的事，他说可以已怀了孕身体不适为由，婉辞不去。
为了避免敌特的跟踪注意，在那段时间里我只去了一次城里，整天像个家庭主妇那样，忙于烧饭洗衣的家务事。在此期间，志皋在青木关闲居未免寂寞无聊，但他倒是不必担心敌特的盯梢监视，所以经常进城，跟蔡叔厚、王艮仲、李南香他们见面晤叙，盼望着前线反攻、抗日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
过了没有几天，刘少文就传达了中央对我们的指示：“现在已处抗日战争最后的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业已指日可待，请志皋不要轻率应允随李宗仁去北平。你们在上海已有很好的工作基础，还是再等一等，待抗战胜利后，听从中央的部署吧。”
果然，过了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宣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方面无条件投降了。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人，所以并没有直接向中国政府宣布投降，而只是向美国人的盟军司令部宣告投降的。
这个消息一经广播电台宣布，饱受日寇侵略苦难的中国人民，欣闻坚持八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全国上下顿时欢呼沸腾起来。重庆城内外的居民都欢天喜地燃放爆竹，畅饮庆祝胜利的美酒。特别是我们这些从长江中下游逃难到大后方来的“下江佬”，更是格外高兴。在外乡颠沛流离了八年，如今终于很快就可以回到江南去重建家园了，怎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日本投降后不久，刘少文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叫我们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信托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同时，立即恢复孤岛时期“银联”和“文联”成员的联络工作。
那时，我腹中正怀着小儿子，急于想回上海，志皋就托人想办法，在渝申航班的长兴轮上订到了一个房舱，让我带了两个女儿，还有陈秉璋一起乘船返沪。
中国红十字会的副秘书长潘小萼（他的夫人与宋美龄是同学）奉命去上海参加接收工作，有一架专机，他向志皋说：“长江航线上还没有全部扫除水雷，坐第一条轮船回上海去是很危险的，让嫂夫人跟我们一起坐飞机走吧！”
虽然他确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觉得，平白无故地受人家这样厚的一份人情不大好，何况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走，而且轮船的房舱已经订好，钱也付了，何必再去退票又麻烦别人呢？就婉辞了潘的好意诚邀。
潘小萼乘坐的那架专机从重庆起飞后，因大雾迷失了航向，坠落在云南边境，潘小萼全家不幸遇难。我们所乘坐的长江轮船，顺三峡而下，到武汉后轮船坏了开不动，等了好些天，又换乘另一条船，有惊无险地安全到达了上海。
1946年，陈氏兄弟姐妹合影
前排左起：宝琦、引璋、赓虞、石君
后排左起：寅谷、延骧、志皋、振九、致和
这时，我身边只剩下坐黄包车的钱了，就叫了三辆黄包车，到了志皋的小弟廷骧、励英夫妇家中。
上海沦陷前，廷骧尚未结婚，和我们一起住在复兴中路的一幢西班牙式小花园洋房里，由于我们的缘故，也经常和阿英、于伶、蔡叔厚及世界与中国社的同仁们交往。
阿英撤离上海时，有好些书籍未能带走，就托廷骧保管。全国解放后，阿英在天津市任文化局长，廷骧亲自将这些书送去天津面交阿英。
励英是陈太夫人的侄女，从小与廷骧青梅竹马，二人结婚后（我们已不在上海），将复兴中路的房子顶出去了，换了两所里弄小洋房，而与寅谷弟分开居住了。
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廷骧夫妇离沪去了新四军辖区，励英还在那里参加过短时期的妇女工作，因体质太弱，经常生病，又返回上海。
他俩见我们平安归来，惊喜交集，共庆劫后重逢。房子虽然小了一点，挤一挤勉强还能住得下。陈家兄弟姐妹手足情深，他夫妇俩对我们自然更是热情相待。廷骧立即着手帮助我解决住房问题以及通易公司复业的筹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