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转移香港
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以极大的爱国热忱纷纷捐款、捐物，但国民党以“统筹统汇”为名，要求全部寄交给国民党政府，然后由国民党政府分配使用。实际上，这些捐款和物资一分一毫都到不了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统筹统汇”，上海的救亡团体曾通过派遣慰劳团等多种方式，想方设法把药品等军需物资送往新四军。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等救亡领袖转移到香港。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宣告成立。以她和何香凝在海外的巨大影响，使“保盟”能广泛地联络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其中包括许多港英政府官员、银行家、工商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
“保盟”向他们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争取他们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并把募捐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爱国华侨捐献了很多物资，有的还指定用以接济在前线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
广州沦陷后，这些物资都积存在香港的仓库里，运不出去。当时香港和重庆之间只通飞机，用飞机运输华侨捐送的支援抗日物资，不但运输量小，而且运费昂贵。何香凝通过刘少文捎来一封信，请陈志皋去香港想办法，把这些支援前线抗日的物资运送出去。
她们为什么会想到陈志皋呢？
1937～1939年间，志皋在上海以律师的身份，并运用他父亲在法租界的显赫地位和影响，除了热情支持各项抗日救亡工作外，还通过与法国人的友好关系，开展人民外交工作，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友好人士成功地做了几件一般抗日爱国人士所不能办到的事，其中主要的有：
①以抗敌后援会名义租用法国轮船，把许多留在上海的国共双方知名人士安全送往大后方。
②通过饶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多次租用挂了红十字会旗的轮船，把一批批申请回乡生产而实际是去参加新四军抗日的青壮年难民，安全地送达目的地。
③日军司令部突然通知法国驻上海的梅总领事，要求取缔设在法租界内的由于伶同志领导的中华戏剧社，并驱逐全体社员出境（离开法租界）。刘少文、阿英、于伶商量后，要志皋去找梅总领事。
那位总领事是志皋父亲的朋友，他告诉志皋，日本人说戏剧社里都是“共产党的捣乱分子”，因此要求法租界当局采取措施。
志皋对总领事说，戏剧社的人都是爱国青年，是他的朋友，其中并无“共党分子”。于是，总领事说他决定不理会日本人的通牒，还让志皋带领戏剧社参加以总领事为会长的中法联谊会。因此于伶他们就由志皋负责介绍参加了中法联谊会。
此后，除戏剧社外，其他一些抗日救亡团体也通过这层关系，借用中法联谊会的会址开会或举行活动。
④上海沦为孤岛后，租界内几百万居民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也是志皋和饶神父通过当时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安南（越南）跟暹罗（泰国）打交道，把那里出产的“暹罗米”运到上海租界来解救粮荒。
所以直到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之前，上海市里的居民一直能吃到很好的进口暹罗米，不像日军统治时期，要排队去买发了霉的“配给米”，并受到种种侮辱。
因为志皋经手的这几件涉外事务都办得很成功，所以宋庆龄、何香凝特意邀请志皋去香港，通过中法联谊会中越南方面人士的关系，去开通从香港到越南海防港的海运线，再连接滇越铁路直通大后方的运输线。
志皋已应允去开通西南运输线，正在上海作筹组公司、调配人员等等准备工作之时，发生了一些情况，使他在1939年春夏间匆匆赴港。
那时我们住在复兴中路：花园是靠马路的，侧边有一小巷。一连几日见有一馄饨担来回在小巷至街口徘徊。仔细看还可以见到那人的粗布外衣下面露出有白衬衫的领边。这是一般小贩绝不可能有的穿着。
联想当时已发生多起暗杀事件，目标都是进步的爱国人士，这个特殊小贩会不会是针对我们家呢？为安全计，志皋决定提前离沪赴港。他是和通易公司的经理潘鲁岩一同走的。
到香港后，他们用通易公司下属正大运输公司的名义，和廖承志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李芳、李直夫、吴铁城等人合作，联合了西南运输公司、太昶公司等，到越南海防，通过在那里的留法震旦大学老同学的关系，开通了一条香港—海防—昆明—重庆的海陆联运交通线，并订好合同，每个星期可以使用滇越铁路的一节车厢，从而为我们党和进步抗日力量开辟了一条从沿海到内地的新的交通线。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在海防期间，志皋荣幸地结识了胡志明主席。胡主席赠他一枚自己手制的图章——“戎马书生”，永志中越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友谊。
我很诧异，他怎会有此殊荣。
他说：“你知道我爱杯中物，酒逢知己千杯少。胡主席问及我的夫人，我说你1926年参加过北伐，由于你早已认识了国母孙夫人和廖夫人，又承廖夫人信任，委托你作为她对内对外全权代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能为前方战士们出些力，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他称赞我为有胆有识的‘戎马书生’，真是异国有知己啊！”
这条交通线打通以后不久，刘少文又向志皋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要他接受重庆国民政府的聘书，到广东曲江（今韶关市。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所在地）去做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战区的特派委员，管辖广东、福建两省的赈济工作。
通过第九战区，可以把东南、西南地区的交通线都联系起来，从曲江可通广西桂林，再经过贵阳到重庆，也可以通过福建到江浙沪东南各地，所以是一个极重要的枢纽地区。
我也奉命以赈济委员会“顾问”的头衔，在香港支领薪水，内外兼顾。志皋一贯以布衣傲公卿自负，不想去当国民党的官。
刘少文对他说，不是要你去当国民党的官，是要你充分利用国民政府任命的官方地位，支持抗日救亡工作，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志皋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去办理了运输公司的移交手续，毫不眷恋地放弃了这个世人企求而不可得的“发财”好机会。他后来在曲江艰苦奋斗三年，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和报知遇之恩。他的实际行动，更证实了他是一个重义轻财、真心诚意愿同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
1939年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阿英主持编印出版《文献》月刊的“风雨书屋”，突然遭到日伪特工的突击搜查。当时屋内空无一人，他们就把文字资料掠夺一空，连墨水瓶都带走了，也许是想拿去化验吧！
平时，有个名叫陈绍贤的服务员打地铺睡在那里，他是从通易公司办的扫盲训练班来的，在阿英的教导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工作学习都很认真。每天下班后，他都把重要的文件和文稿藏进通易公司保管库的专用保险箱里。正好当天有一位通易的工友请假，陈绍贤睡到那位工友铺上去了，才幸免于难。
搜查后第二天一大早，陈绍贤就打电话告诉我和阿英同志，叫我们不要去通易公司上班，“风雨书屋”已被破坏了。后来，陈绍贤跟阿英到新四军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部队工作，以后转业到地方。
这以后，《文献》月刊就被迫停刊。到5月18日，《每日译报》和《文汇报》、《大美报》、《中美日报》因登载蒋介石在全国生产会议上的演讲，被勒令停刊两周。
接着，日伪特务又收买了《每日译报》发行人斐士和鲍纳，使其在停刊期满后无法复刊。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志皋的母亲怕我有危险，让我暂时住到曹炳生家隐藏起来。因为曹炳生被日伪特务暗杀后，剩下曹的夫人和女儿，日伪特务已经不太注意他们家，所以借住在曹家比较安全些。
对外说我生病住在医院里，每天由钱妈妈给我送饭，保持联系。这期间，志皋正在昆明和越南之间奔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驻上海分社社长陈训畲先生（陈布雷的胞弟）把中央日报社的电台和密码本交给了志皋，让他在越南、昆明等地通过密码电台和上海家里联系。
陈立夫的堂弟陈宝骅当时也在上海，北伐时他在总政治部宣传科与潘汉年共过事，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就在上海当了国民党的官员。因为国共二次合作，所以他和陈训畲在孤岛抗日工作中跟我们都有联系。
我打电报告诉正在昆明的志皋“风雨书屋”遭搜查被破坏和《文献》、《每日译报》被迫停刊的事。
1939年秋，中央指示我跟刘少文一起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去。当时我是金融界知名人士，有成千上万的款项经过我的手支援抗日救亡活动，但是我自己却没有钱。去香港的路费，还是我把一批通易公司的股票抵押给胡泳骐的保险公司筹得的（胡和罗叔章都是“星二聚餐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才赎回来。
陈志皋、黄定慧（慕兰）夫妇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驻上海分社社长陈训畲先生(陈布雷的胞弟) 夫妇合影
志皋的母亲是位开明热心的爱国老人，1932年陈高佣被捕后，她就资助过陈的原配夫人及其女儿们生活费用；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常常在我家里开会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她带了钱妈妈剥莲子、煮夜宵，热情款待客人们。
我们那时常常开会到深更半夜，她老人家也一直陪着我们熬夜，第二天一早又起来操持家务。她经常勉励儿女们，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就是团结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我们的国土，大家好回去重建家园。
我们为她老人家庆贺五十大寿时，胡鄂公（南湖）书写了寿屏作为贺礼，在上面签名的有柳亚子、林庚白、阿英等，刘少文用化名柳为民署的名。对国事的担忧和对家事的操劳，使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我奉命离开上海后，她不放心，于1939年冬天也带着允中同来香港。但老人家到香港后水土不服，血压既高，心脏又衰弱，大概在路上又受了点风寒，一到香港就病倒了。
国难当头，志皋已经到曲江工作，我只好留在香港，既要照顾生病的老太太和自己的孩子，又要承担香港中转站的工作；既要维护原先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交通线，又要衔接以香港为起点的新的水陆联运交通线；还要以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的名义，代表志皋，接待安排从上海去香港或进而转去大后方的社会知名人士。
那时，从上海孤岛逃难到香港的“高级难民”很多，大都把自己的家产留在了上海，身边带的钱不多，因此都要接受中央赈济委员会的津贴。此外，还要设法通过已开通的地下交通线，把有些人安全地转送到大后方去。所以我在香港期间，既搞特殊营救，又搞特殊救济，成为一脉相传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殊阵地。
我抵香港后立即去见杜月笙，请他出面，营救《每日译报》总编钱纳水和印刷所金学成，他们两人拒绝了汪伪的劝降，表现是好的。杜急电其大弟子徐采臣出面办理。钱纳水由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保释后，进了《中央日报》任主编，20世纪40年代末随报馆携全家赴台。金学成出狱后加强了与地方协会中左派人士的团结，是王艮仲、李南香的密友。解放初期，金学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香港，刘少文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要保持海外运输线的联系。他以香港为据点，经常在上海、重庆之间奔走，每次坐飞机都是我帮他买机票。有一次，他在启德机场乘夜航班机去重庆，我为他送行时，他还朗诵了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句，表达相互慰勉珍重之意。
潘太夫人到香港后，病情日益加重。1940年夏，我为结束正大运输公司的业务去了越南海防，事了后本想飞往重庆，去见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但突然接到老太太病危的电报，就急忙赶回香港。
回家一看，虽承蒙何香凝老人的关怀，请来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中医彭泽民先生和其他中医、西医一起会诊，但因病势沉重，群医束手，回生乏术。
我看情况不妙，立即给在桂林的九弟陈石君、在上海的八弟陈寅谷和在曲江的陈志皋打电报告以“母病危速来港”。三个儿子都坐飞机赶到香港，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抢救，无法挽回，老人家终于于1940年7月31日（阴历六月二十七日）与世长辞了。
杜月笙（1888~1951），近代上海青帮中著名人物
潘太夫人的丧事，是办得很隆重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广东省、广西省在香港的代表，香港当地的各爱国团体代表和知名人士，以及从上海逃难到香港的知名爱国人士，都参加了追悼会。
前来参加丧礼的人都在来客簿上签了名，并留下了地址。香港沦陷后，我们就是参照这本来客簿上的名单和地址，派人去抢救护送许多知名人士转移到大后方去的。
中共中央也特意委派刘少文专程前来吊唁，但因不能为此而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和志皋同中共的特殊关系，他没有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公开追悼会，而是在陈寅谷、陈石君兄弟带了我的女儿扶着灵柩回上海安葬前，在九龙郊区的青山寺里为老太太做佛事时，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专程到青山寺吊唁，并安慰志皋节哀，要以国事为重，“满七”后就回曲江去。
少文在青山寺住了一夜，几乎是通宵都在和志皋“聊天”，给他布置了新的任务，要志皋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的官方合法身份，秘密支持我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并向他指出，这一任务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极其重要。
志皋在其母丧事办好以后，立即返回曲江。这时，我已经迁居金巴利道月仙楼，租用了楼下两房一厅，房间很大，厅堂很小。我们使用一房一厅；另一房间是曾经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著名诗人杨云史夫妇居住的，后来杨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我还为杨云史整理过遗稿，杨夫人则继续和我同住到香港沦陷。
那时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很多：柳亚子一家住在杜月笙的公馆附近；杜月笙住在公馆的二楼；中国红十字会的办事处设在杜公馆楼下，红十字总会的秘书长潘小萼夫妇是宋美龄的同学，年轻有为，很能干，与志皋私交很好；
全国律师公会会长、重庆的国民参政员章士钊的家属也留在香港；还有北洋军阀时代做过教育总长的张仲仁、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杨云史、名律师秦联奎、新中国第一批财政部副部长之一的王绍鏊、北洋政府时的交通部长叶恭绰，等等。
这些知名人士多数已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暂居香港，虽然赋闲，还是很有影响和号召力的。中央就让我对这些上层人士做些联络工作；对那些当时经济上有困难的，由志皋用中央赈济会的名义，每月送支生活津贴。像柳亚子、杨云史、张仲仁等都是诗词名家，我只是爱好诗词，不敢跟他们唱和应酬，但是却很谈得来。我还帮张仲仁抄过诗词。
在杜月笙的公馆里，每天都为前来的客人开一桌饭。从上海等地暂时逃难到香港来的知名人士，多半都住在九龙，他们经常到杜公馆去探听抗战时局的消息，不管杜月笙在不在家，到开中饭的时候，来客只管坐下来吃就是了。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就顺便谈谈时局情况。这些宿儒耆老们都颇有政治眼光，在交谈中，他们都认为真正能够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具有这种政治倾向，在当年自然是我们做争取团结工作的对象了。他们虽然是杜公馆的常客，但接受的都是赈济委员会的津贴，而不是杜月笙个人的恩惠。
我虽然常在杜家进进出出，并引起了有些人的怀疑，招来一些流言蜚语，但自己问心无愧。我是共产党员，奉党组织和周恩来同志之命，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姿态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志皋更是一个真正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党派或帮派组织。
杜月笙五十岁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代表广东省政府到香港来给杜祝寿。在那次寿宴上，我第一次和王新衡见面认识。
我知道，和我们的营救工作密切合作的蔡叔厚是专门做争取王新衡的工作的，他们是小同乡。蔡叔厚是组织关系属于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人，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学过电工，就在上海开了一家“绍敦电器公司”作为掩护，同时为地下党供应地下电台所需的电器材料。大革命失败后，我在给沈雁冰带信时就知道绍敦公司，但那时蔡用的是另外的名字。在共同营救国际知名人士牛兰夫妇的活动中，我认识了蔡叔厚，后来成为知交。
1991年8月，黄定慧（慕兰）携小儿陈文中、孙女陈尔新拜访吴菊芳（右二）
王新衡与蒋经国是留学苏联时的好朋友，后来回国参加抗战，成为蒋经国“太子系”和军统中的重要人物。我从那次与王认识后，也同他建立了联系。
我早就知道，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里有我们的同志，也是党安排他们通过职教社从政治上包围杜月笙的。
20世纪80年代看到夏衍同志所写的杨度外传（杨度是曾进表劝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受杜月笙供养，却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更进而知道中央早有布置，派人专门做争取分化帮派势力的工作。
杜月笙的门人中也分左、中、右派。
右派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搞在一起；
左派如朱学范，虽是代表黄色工会参加世界工会组织，但他在抗战爆发后，鲜明地在杜的门人中树立了进步的旗帜；
中间派是一些在上海做生意要找后台靠山的人，不得不拜杜为“老头子”，这种人物较多，也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
二次反共高潮中，叶挺将军被捕，何香凝老人以她个人名义募捐慰问叶夫人，并命我持捐册请杜月笙签名赞助，亦带动旅港同乡赞助，杜月笙立即捐了一千元港币。他收下捐册，又代红十字会签名加入赞助。
当邓大姐以中共党员身份抵港面谢宋庆龄及何老时，杜月笙设宴款待，我亦是奉陪的。这些事实，已足以粉碎我是“杜门弟子和已做官太太忘本”的不切实际的传言。1942～1944年重庆坐牢又正好和叶挺将军同被难，这是苍天有眼，使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牛尾组织的游园活动
左起王新衡夫妇、蔡叔厚的姐姐
在香港，我除了有赈济委员会顾问的头衔外，还受何香凝老人的委托，代表她进行了许多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
我每星期都去何老的家里，她老人家总要留我吃中饭。香港有个中华妇女节制（生育）协会，负责人是被日伪特务暗杀的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的夫人刘王立明，我在上海妇慰会里就和她认识。
她虽然是位基督教徒，但客观公正地说，她才是在中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先驱者，比马寅初先生要早多了。她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应贬低、抹杀的。
刘王立明请我做了节制协会华南分会的主任委员。上海救国会的朱立波这时也来到香港，我就请她当华南分会的总干事。分会的工作地址在九龙郊区，离市中心有好几十里路，朱立波就住在华南分会设在九龙的难民救济所内，与她同来香港的爱女史慰慈就寄住在我家上中学。
救济所内收容了广州沦陷后逃亡到香港的六十位妇女难胞，我们就组织她们编织袜子、手套、毛巾等，以进行生产自救，节约救济所的经费开支。这些实际工作，都是朱立波等同志做的。
北伐时期的老战友汪华贞的丈夫李芳，是位懂六国语言的外交官，北伐时是江汉关的监督，跟同时是苏联顾问翻译的张太雷有来往，跟我们有很深的交情。
武汉国民党叛变后，是他们夫妇俩和张笃和、赵畹华大姐设计，把董必武同志扮成牧师，安全送出武汉的。
李芳曾做过中国驻苏联西伯利亚的总领事和广东省政府外事交涉员；广州沦陷后，原广东省长吴铁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海外部长，李又被调到香港，担任与港英当局打交道的交涉员。
因李是洪帮的会长，跟汪伪的“国防部长”叶蓬在洪帮里是结拜兄弟，吴铁城就派李芳佯装投敌，打进日伪组织中去获取机密情报，任汪伪政府的驻罗马尼亚“大使”。这只是个空头衔，实际上并没有出国赴任。
我和志皋在知悉时曾表示反对这样做，因为那时的老百姓恨汉奸比恨国民党要厉害得多，于是对他说，一旦打进去，到时候就讲不清楚了。
他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我还主张他的夫人汪华贞跟他离婚！
为此事，我和志皋还特意由九龙过海去香港看军统的王新衡，向王提出，反对让李芳打进日伪组织中去。
王新衡说：“这是（国民党）中央布置的事，你们就别管了！”
我们觉得，李芳夫妇不但在武汉北伐时期就和我们党有过友好合作的关系，在打通海外交通运输工作中，他又代表太昶公司参加过合作；在上海孤岛时期，国共双方高层同意成立情报交换小组，李芳是国民党的代表。对于这样两度友好合作的友党人士，如今却要背上骂名假意投敌，很为他惋惜，总觉得不大妥当。
但后来的事实说明，确实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芳诈降日伪后不久，我们中共的情报小组成员就得到他所提供的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情报，并立即电告党中央。
国民党中央同时也接到这一重大情报，并告诉了美国政府，但美国人不相信这情报的真实性。
宋美龄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飞往香港，迎接其二姐宋庆龄到大后方的重庆去了，使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国母”免受了流亡蒙尘之苦。
这既是我们国共合作的情报小组的贡献，也说明了宋美龄虽然在政治上和宋庆龄是敌对的，却还能念手足之情，关心她二姐的安全。当然，做好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准备，对于我们的对日作战，收回失地，也是很有利的。
1940年，黄定慧（慕兰）与汪华贞在香港合影
与宋美龄不同，当时也在香港的宋霭龄有一架专机停在启德机场，本来想接到一批美国援华抗战的物资后才走的，不料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九龙郊区登陆，到11日香港市区即将沦陷时，她才匆匆飞走。
但她去机场时路过何香凝的住处，明知何老还在香港，却没有接何老一起离港赴渝。虽然是各自代表国民党的左、右派，有很深的隔阂，但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中，她的这种举动就难免引起人们的非议。何香凝老人因此而被困居在沦陷后的香港，直到志皋派人把她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