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新升隆号”轮船被炸始末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紧张,广州沦陷敌手,武汉十分危急。国民党 政府设立了陪都,提前迁往四川重庆。
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 错误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根据 形势发展,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并在重庆市设立中共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 李克农为秘书长,统一领导南方各地党组织的活动。会后,周恩来从延安回到 武汉,一面传达会议精神,一面布置办事处的撤退工作。
10月下旬,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当局以“焦土抗战”为由,要炸毁旧日本租界内的“大石洋行”,限令八路军办事处尽快搬出这座楼房。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抓紧时间,安排钱之光带领办事处老弱人员携带一部分物资,先到湖南湘 潭附近的下摄司妥善安置;再请周恩来带少数机要与警卫人员,于22日清晨搬 到汉口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先生家中暂住。
因为周恩来副主席还要布置武汉失 陷后周边地区发展武装斗争等事宜,并要在武汉沦陷前夕为《新华日报》撰写 《告别武汉》的社论,直至25日凌晨2时半,即日军占领武汉的当天,才与随行 人员乘汽车离开武汉去湖南长沙。
10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仍在高喊“保卫大武汉”,市内布置了铁丝网等障 碍物,似乎在准备巷战。日本飞机投弹扫射,平民伤亡惨重,浓烟冲天,一片混 乱。
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国民党当局并未下决心,事实上也保不住武汉。早在 几天前,国民党政府机关就开始撤离,把长江上的轮船都租用光了。
八路军办 事处经过多方努力,租到一只小轮船 “新升隆”号。父亲身为秘书长,率领 许多人员携带物资,提前在22日晨乘船撤离。
船上载客一百多人,包括办事处 与《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印刷厂的工人、警卫排的战士,还有两位外国女士。 一位是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她是德国人,随同丈夫撤退;一位是加拿大人, 琼 ·尤恩,她于1938年随白求恩医疗队来华,曾在延安与晋绥抗日根据地工 作。
10月份,她从延安回到汉口,向英国领事馆申请帮助离境,领事馆回答无法 解决交通问题,紧急情况下,周恩来建议她随李克农乘船先离开汉口,以后再想 办法,她欣然同意。船上还搭乘了一部分没法买票的难民与儿童,因为周恩来 指示“我们尽力,能多救护一个难民,就应多救护一个”。
登船之后,父亲让刘九洲负责安全保卫。他先后担任过周恩来、博古的警 卫,这时还要照顾腿上长疮行动不便的吴志坚(原先也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 因为人多东西多,船舱与甲板上到处堆得满满的,通行都很困难。父亲指挥清 理整顿,空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便于人员行走。
在船上,父亲与刘九洲边走边检查,忽然发现一堆箱子后边有动静,便握着 手枪悄悄过去,原来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躲在那里,父亲把他拉了出来。 问他是怎么上船的?到哪里去?
男孩开始很害怕,胆战心惊地连说:“我不下 船!我不下船!”
看到眼前胖胖的大人态度比较和蔼,不那么怕了,就说:他是和 爸爸逃难,一起偷偷地跑上船的。这时,孩子的父亲也从附近箱子后边走出来, 说他是汉口的商人,眼看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便带着儿子到江边找船逃难, 看见“新升隆”号正要起航,就私自跑上来了,一边说一边哀求救命,千万不要赶 他们父子下船,并愿支付船费。
父亲看到父子俩苦苦哀求,心中十分同情,心想 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虽然船上增加了负荷,可是硬把他们父子赶下去,实在于心不忍,也不是我们人民子弟兵应有的作风。
于是,他和副领队边章伍商量,决定让他们留在船上,也不收船费,只是说明这条船比较危 险,能否到达目的地很难保证,如果途中遇到更好的船,他们可以自便。父子俩 非常感激,随后坐进了大通舱。
“新升隆”号船不大,由于严重超载,吃水很深,船尾还拖着一条驳船,上边 也堆满了东西,如:装办公用品的柳条箱、办公桌椅、印刷厂机器、无线电通信器 材与几大箱医药用品等等。
船超负荷,逆水而行,速度很慢。走了一天,仍在湖 北境内。由于这段河道比较险恶,船长认为夜航危险,天黑之前,就在离岸不远 处抛锚停泊。
当晚十点多开晚饭,父亲叫大家尽量吃饱,因为情况千变万化,下 一顿难以按时开饭。饭后,大家在甲板集合,父亲布置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同时 解释说,因为船的目标大,白天易遭日机轰炸,所以运行时间要灵活掌握,规定 了用敲锣声发信号,大家统一行动。
第二天早晨,船行两个多小时,到达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附近,上午时分, 天色明亮。因为日本飞机常在白天来袭,父亲让船靠岸停泊,在树丛下隐蔽防 空。同时命令大家下船,到村子里休息找东西吃,下午三点半回来上船,继续前 进。船上只留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几个警卫、带孩子的妇女、腿上生疮的吴志坚 等,一旦听到飞机声,他们要立即下船就地隐蔽。
同志们上岸后,沿着小路向村庄走去,棉花地里农民们正在采摘,周围环境 安静宽敞,大家紧张的心境也比较放松。父亲与边章伍,还有王炳南夫妇、尤 恩,及警卫员等,边走边说。
他看见尤恩女士对田间活动的一群水牛有些害怕, 紧挨着父亲和边章伍身边躲躲闪闪,就向她说:水牛温和善良,没什么可怕!
尤 恩曾在山东省天主教会办的诊所工作数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腔中国话,她 说:“可是,李同志啊,水牛是不喜欢外国人面孔的”。
父亲笑着说:“没关系,我 们全是土生土长的,你混在我们中间,水牛闻不出谁是‘洋鬼子’”。大家哄笑一 阵,尤恩也胆大了。
下午三时许,同志们陆续回来,父亲与王炳南夫妇、尤恩、夏之栩等在岸边 一家小茶馆坐着,可以远远看见江岸和停泊的船只。父亲说:“我们殿后吧,等 大家都上船了,我们再走”。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出茶馆,准备登船,突然听到有 飞机的声音。父亲立即招呼大家散开卧倒,就地隐蔽,还一再重复喊叫:“散开! 不要聚在一起,散开!”
这时只见三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一会儿领头的敌机 突然向下俯冲,又猛然向上拉起,掀起一阵气浪,使俯卧在地面的人们感到一种 震动。接着,几架敌机轮番向江边的轮船投弹轰炸,又用机枪向他们隐蔽的地方、附近村庄与田间劳动的人们扫射,有些居民与水牛惨遭杀害。
“新升隆”号的船头先被炸弹击中,接着船上烟囱被炸,船身失衡,缓慢下 沉。敌机转了一圈,回来又投下一颗炸弹,把“新升隆”与它的拖船炸得粉碎。
船上人员不少被炸死、炸伤,还有许多人跳入水中,有的游上岸,有的被江水淹 没,尖叫声、哭喊声乱成一片。留在船上的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有的救人 救火,有的高呼:“怕什么!我们要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又一颗燃烧 弹投在船上,几位同志壮烈牺牲。吴志坚不顾腿上疮痛,与刘九洲一起,最后跳 入江中,奋力游到岸边,幸免于难。父亲目睹了敌机的暴行,满腔怒火,眼见同 志们与同胞们蒙受的伤害,十分悲痛,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心中记下了这 笔血债。
1938年10月,武汉形势危急,李克农率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湖北省委机关与部分国际友人等,乘 “新升隆”号小轮船撤退,轮船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毁,损失惨重
敌机飞走,父亲把放在地上被子弹射穿的军帽匆忙戴上,与同志们跑到江 边组织抢救。
“新升隆”号已被完全炸毁,留在船上的人员大多数遇难,船长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幸存者只三十余人,还有十人被炸成重伤。
八路军 办事处的张海清、赵兴才、徐挺荣、伍高年、傅世明、韩金山、张德新、孙世实等,
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锰秋、 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李元清、易竟长等,皆 不幸殉难。
此外,船上其他工作人员与群众死难者达五十余人。这件惨案,引 发社会的关注与同情。
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等领导在1938年12 月5日《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告,向遇难烈士谨致沉痛的吊唁。吴克坚同 志在12月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引用父亲来信介绍的情况,深情记 述了遇难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德。
在遇难现场,父亲组织同志们分头搜寻死难者的遗体与遗物,把受伤人员 抢救上岸,寻找地方先行安置。他自己带上几个渔民,乘小船去江中救捞幸存 者与残余物资。然后,召集大家把遇难人员的尸体妥善掩埋,并在墓前举行了 简单的祭奠。
因为身边没有专职的医护人员,父亲向王炳南说:“炳南,你和这 两位女士先到最近的农家,请他们准备一些开水、毛巾等用品,我们随后把伤员 们抬过去”。
又转身对王安娜和尤恩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没恢 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二位懂得医务,没有办法,只能请你们考虑一下,怎 样救治这些伤员?”
尤恩是专职护士,参加过白求恩医疗队,有抢救伤病员的经 验。王安娜在德国学过急救,也有医护知识,面临当时的特殊情景,王安娜愿充 当尤恩的助手,参加救护。
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木 头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消毒,用它夹取伤员身上的弹片。农村中能买到的 手巾与作绷带的白布很少,脱脂棉根本没有,她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 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煮消毒,代替药棉。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
天黑了,在昏暗的油灯与蜡烛照明下,两位女士聚精会神地为伤员们治疗,当治 疗到最后一位伤员,她们两人都累得站不住了,在场人员莫不感动。
那天晚间, 父亲派人在村庄里寻找住房,村民们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人打开家 门,热情欢迎。同志们吃过晚饭,分散在老百姓家中住下。父亲又召集边章伍、 王炳南等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选定去湖南长沙的路线。
当晚,大家只能睡在潮湿的地面上,身下垫些稻草,互相紧挨着抵挡寒冷。 王安娜带了一件皮大衣,穿在身上睡地铺,倒还可以。
尤恩穿了一身布军装,许 多东西包括钱包、衣服等留在船上,全都没了,穿单衣睡地铺冷得难受。房东拿 出仅有的一条棉被,五个人显然盖不住,尤恩的肩膀与双腿冷痛难耐,实在睡不 着,便悄悄起来活动。她发现门外有一个干草垛,就爬上去把全身埋进草里取暖,只露出头在外边。
半夜里,父亲与边章伍出来“查床”,看见大家睡得挺香, 可是没有见到尤恩女士。他们急坏了,马上组织分头寻找。边章伍与警卫员小 马边寻找、边喊尤恩的名字,突然发现她在草垛里睡着了。父亲不让惊动她,交 代值班的同志下半夜再去看看尤恩,不要出什么意外。
“新升隆”号轮船被炸毁后,部分幸存者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湖南长沙八路军通讯处后合影。
前排 右起:王安娜、简 ·尤恩,
后排右起:王炳南、李克农、夏之栩、李延禄(东北抗日义勇军负责人)
尤恩醒来后,得知夜间同志们对她的关心与爱护,感觉到八路军内部人们 志同道合、相互关爱,油然产生一种亲如家人的感情。
下船时,父亲把装着经费的手提皮箱带在身边,暗自庆幸没有丢失。他担 心钱不够,便建议把每人身上的钱集中起来,统一使用,节省开支。同时,特别 强调,买卖公平,绝对不准侵犯群众利益。
10月24日,从武汉出发的第三天黎明,大家起床后,把房间院落收拾整齐, 打扫干净,借老百姓的东西归还清楚。
父亲召集大伙说:“武汉即将失守,日军 逼近。我们要尽快离开湖北,到湖南长沙去,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没有轮船, 没有汽车,也没有其他代步工具,只能步行。因为有伤员,临时从村民家中买到一些竹竿、麻绳,捆绑成几副担架,还花钱请了几个民工,把重伤员抬着走,轻伤 员就由同志们搀扶着蹒跚而行,反正一个人也不能丢下。
为了活动方便,父亲 把人员编成几个小组,每组五、六个人,配有武器防身,约定走到一处名叫“沙 河”的小镇子会合。
有同志建议,索性把组分得更小一些,走动方便。父亲没有 同意,他向大家说:“据农民介绍,这一带土匪不少,最近见到难民就抢,把财物 洗劫一空。我们分成几个大组,又有武装战士,佩有枪支,土匪见了就不敢轻易 动手。”
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 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尽快前进!”
经过动员,这群虽 然穿着不大整齐,甚至有点儿邋遢的队伍,但是精神振奋,有说有笑地沿着崎岖 小路结伴前进。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些士兵、特别是伤兵,被部队丢下不管, 成为散兵游勇,他们得不到妥善安置,生活困难,心中又急又气,见到老百姓就 伸手,要这要那,而且态度蛮横,不但不给钱,有的还动手打人。
现在,农民们看 见这些有武器又有伤兵的人群,不知道是什么队伍,惊恐不安,尽量躲避,有的 跑向停靠在岸边的小船,眨眼间就在水路与湖泊中无影无踪。
几个青年同志低 声嘀咕说:“这里的农民怎么这样无情啊?”“他们对我们难道一点儿也不同情 吗?我们不过是想买点吃的,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而已”。
父亲听到这些议论,就 向他们解释:“看起来,你们还没有离开过城市。你们没有坏心,要求也不高,可 农民们怎么知道?他们遇到过许多当兵的,不是抢东西,就是打人。如果把他 们赖以生存的小船,或是生活物资拿走了,这对他们就意味着家破人亡,你们懂 得吗!
仔细想想,农民们没有什么过错,倒是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群结 队一伙人,又有枪、又是伤员,农民们不了解,看见了害怕,当然要躲躲闪闪。我 们应该试试用别的方法来接近群众”。
用其他方法一试,果然灵验。
父亲带了一个警卫员打前站,一边探路,一边 向农民们宣传解释。他面带笑容,和蔼地叫声“老乡”,聊聊家常,说几句笑话, 消除了老乡们的戒备,打破了隔阂,农民们不感到害怕了,冷淡态度很快变得热 乎起来。
父亲讲明来意,提出晚间要在村里吃住,农民们很快答应。父亲在路 边等候人员到齐了,一同进村,老百姓不但不怕,还提前做好了接待准备。
次日 清晨,大家起床后把借来的东西归还给老乡,吃的饭菜一律付钱,老百姓有的客 气不肯收,他们坚持照付,强调说这是八路军的严格纪律。这样一来,军民关系 变得亲切友好,十分融洽。
两天后,父亲与几位领队商量。现在几十个人,抬着五副担架,还有轻伤 员,每天行进不过三十华里,速度太慢,请来抬担架的民工还想早日回家。几天 没有看报纸,战况如何不知道,要是日军提前占领了湖南长沙,我们跑去岂不遭 殃。因此,必须想出新的办法。
有一天上路时,父亲拉上王安娜一块行动,向她 解释说:“这里偏僻,农民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妇女,或许会把你当作传教 士,你去了一定会引起群众的好奇心。不管好歹,你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涉,人 家看见‘高鼻子’来了,总会客气一些,不会有什么坏处”。王安娜明白了父亲的 用意,加之她会说中国话,便一块儿去了。
他(她)们进村后,先到村长家里,虽然穷得连茶叶也没有,村长还是赶紧端 来白开水招待“洋客人”。寒暄过后,父亲向村长介绍安娜太太:她原本是位贵 妇,由于战争,才踏上了这次灾难性的旅途。
这时候,村长家敞开的门口,挤满 了许多大人小孩看热闹,对外国妇女指指点点,希望走近身边把她看得清楚。
父亲故意开玩笑说:“你们想看一看这个高鼻子妇女就到前边来看,不要不好意 思。但是看要交参观费,每人一个铜板,碰一碰五个铜板”。逗得满堂笑声,孩 子们有的欢蹦乱跳,有的跑开,大人们向王安娜亲切地点头微笑。友好的气氛 中,父亲趁机会和大家聊天,很快了解到日军新近动向,土匪活动规律,到长沙 去的最佳路线等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经过集体研究,他们决定改变从陆路 去长沙的计划,想办法找到船只走水路。
踏进沙河镇,父亲找到镇长,要租几条木船到洞庭湖。几位船夫见有钱可 赚,都表示愿意,并且出主意选一条小的水道,避免敌机发现。他们还介绍,小 船在洞庭湖要走好几天,但从洞庭湖去长沙就容易些了。这一天,同志们在路 上只喝了开水,还没有吃饭,父亲就在镇上让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又嘱咐说, 抓紧时间上船赶路,一定要抢在长沙陷落之前到达目的地。
三十多人坐在几条船上,比走陆路轻松多了。父亲为了安全,让警卫人员 持枪坐在船头,观望四方,保持警惕。又请两位外国女士尽量坐在舱内,减少露 面。同时与船家商量,在行船期间,如何搞好同志们的食宿与照顾好伤员。
结 果,每天能吃两顿饭,主要是大米、豆腐与蔬菜,偶尔船夫钓到鱼了,大家一饱口 福。父亲比较清闲了,还亲自下厨房,做点家乡小菜,如辣汁豆腐等,供大家品 尝。
全国解放后,父亲与王炳南同志皆在外交部工作,一次宴会上,王安娜与父 亲谈起这段往事,开玩笑说:“我忘不了你,豆腐做得好吃极了。你这么高的地 位,也没有你做豆腐那样使我佩服,那真是少有的杰作啊!”
父亲一向注意遵守纪律,行船途中有两件事却让他伤了脑筋。
一件是,船 上睡觉大家不脱衣服,舱底铺设竹席,人们挤着睡,上半夜还可凑合,下半夜湖 面上寒潮袭来,特别是下雨,船蓬漏水,被子潮湿,把大家都冻醒了。
有人建议, 每晚让大家喝一杯白酒,预防感冒,也可暖和身体。人们知道父亲爱喝酒,估计 这个意见会被采纳。孰料父亲回答说: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们军队纪律规定, 这种情况下不能喝酒,恐怕许多同志也会抵制。
尤恩听到解释就反驳父亲说: “现在主要的不是军规,而是健康”。最后达成一致,规定每人每晚饮一小杯白 酒。这个白酒疗法,证明了在防止感冒方面还确实起了作用。
另一件事,船上伤员的治疗,受条件限制,每天早晚,尤恩与王安娜到各条 船上,给伤员们洗伤口、换绷带,涂抹一点“万金油”。
后来船队停靠在一个大点 儿的镇子上,那里有个芬兰教会办的诊所。父亲请王安娜与尤恩前去联系,讨 要了一些敷料与药品,大家很高兴,伤员们的包扎状况因此得以改善。
由于船 民们的宣扬,沿途村庄的老百姓对这批乘客不但不怕,反而有了好感,有的村长 还送来一点礼品表示慰劳,其中有少量本地产的鸦片。
对此,父亲坚决拒收:八 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绝对不能沾染鸦片。这时船上还有三位重伤员,疼痛难忍。 尤恩向父亲再三解释,有点儿鸦片可以当药用。
父亲仍不肯松口。他说:鸦片 确实可当药用,可是船夫们容易误解,以为八路军也抽大烟了。两人争辩不休, 其他同志也参加建议:如果不积极治疗,几位伤员的病情可能恶化,增加痛苦, 弄不好还会影响大家的行程,可以规定只准重伤员用少许鸦片。
父亲感到同志 们讲得有理,不再反对,便召集会议,向大家说明情况,限制使用。同时,重申了 军队的纪律。
船行数日,已进入11月份。在尤恩、王安娜的精心护理下,伤员们的病情 好转,痛苦减轻。其他人员也都比较健康,没有新增病号。只是在船上待得久 了,大家有些烦闷。
父亲就讲红军长征中亲身经历的故事,帮助大家解闷。同 志们不仅觉得生动好奇,而且,比起红军长征,眼前遇到一点困难,就算不上什 么了。
有的同志提问:“共产主义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父亲回答:“我也说 不清楚。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到那时候没有人会挨饿受冻。”
王安娜是位作家,这趟惊险奇特的旅程,好似一小队八路军的“短征”,给她 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与父亲等领导干部交谈外,她向同船的六位年轻的红军 战士,逐一访谈,收集资料。
警卫员小马是个年轻战士,但经历了许多艰难险 阻,参加了八路军,投身革命。
王安娜问他:“什么原因使你相信现在你参加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呢?”
小马回答:“八路军战友之间的情谊、关怀,是我没有见 过的。”
和小马谈过后,王安娜又与船上其他的几位红军战士,详细地交谈询问, 每天谈一位。他们几乎都有悲惨的身世、苦难的童年,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 地,翻身成了主人,就踊跃报名加入了这支穷苦人的队伍,成为光荣的革命战 士。这几位红军战士,大都是四川人。
王安娜问父亲:“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四川 吗?为什么?”
父亲解释说:四川省有苏区政府时,很多人参加红军,有的还参加 了长征。因为担心国民党与地主回来要打击报复,而且通过亲身体会,也不愿 意放弃在红军中的新的生活,所以都留在了红军部队。
接着又向王安娜介绍 说:你已经听到了许多故事。年轻人愿意到我们的部队来,是由于他们感受到 了“人”的尊严、战友间的情谊、官兵间的平等,又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所以,不 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以此为荣,而不以为苦。
一路上王安娜通过亲身体会,与战士们密切交谈,掌握了许多真实可贵的 资料。她把这些资料当作在艰难“短征”中的重要收获。
数日后,船队进入了洪湖老区,四周景色非常美丽。王安娜听说洪湖老区 出过一位贺龙将军,他的姐姐也是著名的赤卫队指挥员,也在这里战斗过。
于 是,她就问老船夫,洪湖曾经是苏区吗?你们知道贺龙和他的姐姐吗?
船夫们 都回答不知道。有的还反过来问王安娜:红军现在怎么样了?红军真的和国民 党一起打日本吗?弄得王安娜十分困惑。
父亲低声告诉她:“他们不会向不认 识的人讲过去老苏区的情况。因为血的教训很多,他们因无意说漏了嘴,遭到 过国民党政府严酷的惩罚。这些事实,让他们学会了小心谨慎。你可不要埋怨 他们。”
又过了一天,阳光照耀,比较暖和。父亲在甲板上晒太阳,随便给大家讲述 洪湖地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还低声哼起了一首苏区的革命歌曲。
船 夫们这几天听到父亲的讲话,有些相信他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像过去的红军,只 是佩带的臂章上有个外国字“8”,怕他们是冒牌的假红军。
听见歌声,一位老船 夫突然发问:“这,这首歌叫什么?”
父亲反问他:“知道这个歌吗!”
老船夫犹豫 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父亲看穿了他的心情,就直接说:“你是知道的,这是红 军唱的歌。我们几个人都是红军、今天的八路军,你们不用害怕”。
船夫们听此 一说,立即高兴起来,几乎同时嚷道:“是啊!我们会唱这个歌。红军的事情我 们也记得清楚,那时候,我们就住在苏区”。
一层薄纸捅破了,大家情绪立刻活 跃起来,原先少言寡语的船夫们,成了健谈的朋友。他们不但对父亲一行人热情服务,而且还提前通知下站停靠的村庄,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船一到岸,父亲 一行人便受到村民们的热诚欢迎,不仅招待好吃住,还不肯收钱。船上的同志 们进入村庄,发扬八路军的好传统,高兴地挑水、洗菜、扫地、做饭,帮助群众做 好事。妇女小孩围着外国女士看,十分高兴。
父亲就说:我们八路军,来自天南 海北,外国朋友也和我们一起战斗。他又向群众宣传现在的国共合作,和抵抗 日本侵略的事迹。还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实行减租减息,消除 苛捐杂税,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等情况,并说:希望你们也能过上好日子。村民们 像是遇见了亲人,个个笑着点头,听得入神。
父亲又一再向村民们表示:八路军 是人民子弟兵,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吃饭、用东西,都要按规定 交费,请村民们一定收下,并开玩笑说:“否则,你们会认为我们是冒牌的八路 军哩!”
若干年后,王安娜女士回到德国,以亲身经历的见闻为素材,写了一本书, 名叫:《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向德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书 中写到父亲留给她的印象是:“机智灵活、任何时候也不会束手无策的我们一行 的队长李克农”。
大家熟悉了,接下来的行船,气氛亲切,心情欢畅,旅途虽然艰辛,但人们谈 笑风生,疲惫被丢在了一边。只是船队进入洞庭湖后,日本军队就在湖的对岸, 大家情绪上有点紧张。没多久,船队到达湖南省北部的新市县。
好些天来,人 们都是在船上或是农村生活,新市县城虽小,但大家住在旅店里,几个人一个房 间,每个人皆有床位睡觉,还有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许多。同志们兴高采烈, 纷纷聚在凉台上、庭院里谈天说地,很晚才进房睡眠。更高兴的是县城内有电 报局,可以和外界联系。父亲立即给湖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发电报,告知父亲 他们一行已到新市,请办事处速派车来接。
“新升隆”船遭受敌机轰炸,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领导部门已经知晓, 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一直担心父亲与同志们的安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 兴,连夜派出两辆卡车赶往新市县,第二天就把他(她)们几十个流浪者,接到了 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长沙办事处租用了一家富豪的房子,条件较好,宽敞明亮。父亲一行到达 长沙,立刻受到周恩来、叶剑英与办事处全体人员的热忱欢迎,他们看到这群饱 尝艰难困苦归来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心情十分激动,一一握手拥抱。
周恩来搂 住父亲非常高兴,他说:“克农,我们一直担心你们啊!”一向沉稳的父亲,紧紧抱住周恩来,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同志的关爱,友好的氛围,让流浪的人们像回到 了温暖如春的家。
由于突然间增加了几十个人,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办事处的 同志们都把自己的床铺或者床垫子让出来给新到的同志们睡,他们睡到地板 上。父亲等一再推让,甚至于提出抗议,坚决不让周恩来等领导睡地板,可是周 恩来、叶剑英无论如何也不改变,最后只好说服大家领受首长们的一片好心。
刚刚安稳了几天。11月12日深夜,大家正在睡觉,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四 起,人群的嘈杂声把大家都惊醒了。放哨的战士大声呼喊:“起来!失火了!这 条街都烧起来了”。
大火来得蹊跷。办事处的哨兵巡逻时,看见几个国民党士兵在房角点火, 以为是坏人,便大声喝问,进行制止。
可是放火的国民党士兵满不在乎,只回答 说:“这是命令!”仍旧点火烧房。
这时四处火光,天空发红,哨兵无力扑救,便赶 快把同志们叫起来躲险避难。人们出门一看,不仅附近地段,整个长沙市都成 了一片火海。
周恩来、叶剑英与父亲立即指挥全体人员,把重要的文件资料、贵重物品, 及必备的生活用品等收拾好,放到车上。再安排大伙儿登车,撤出长沙市区,暂 到南边的下摄司待命。
从大火中跑出来时,父亲衣衫破烂,满脸黑灰,虽然狼 狈,总算无恙。想到离开武汉以来,先是轮船被炸,再遇长沙大火,不由感慨万 千,开玩笑地向大家说:“我们可真是赴汤蹈火啊!”
那时候,日本军队尚未逼近长沙。头天晚上,国民党前线指挥官陈诚还在 电话里告诉周恩来说:“前面打得很好,敌人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所以, 大火不可能是日军炮火引发的。
数日后,人们才了解到,原来,这场大火是国民 党军队在惊慌失措中,自己动手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遵照蒋介石委员 长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战”,他与长沙警备司令谋划,派出警备团的武装士兵, 三五人一组,共一百多组,佩带枪支,手持汽油桶、小火炉,在长沙市内到处点 火,迅即烧遍全城。因事先未发安民告示,许多民房被毁,不少居民还在睡觉, 来不及逃避,竟被活活烧死,人为地制造了这场“长沙大火”惨案。
大伙儿匆忙撤出长沙,沿湘江往南到达下摄司,周恩来、叶剑英与父亲三人 商量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南下赶到衡阳市。到衡阳后,他们三人又开会决定:留 少许人员在这里设一通讯处,便于联系;大部分人员随周恩来、叶剑英去四川重 庆;另一部分人员随同父亲去广西桂林市,成立新的八路军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