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生，在大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但如果不是遭到康生等人的迫害，也许在1955年开国少将的名单之中就有他的名字。成为党员的几十载岁月期间，他的职务和待遇是越混越低，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师特派员、在解放战争之中当过师政委的他，却曾经被三次开除党籍，两次坐牢，改革开放之后最终落实的职位也只是区区一个北京公安部劳改局的顾问，离休之后更是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北京居委会主任，每月工资都得他自己倒贴钱。

此时，陈复生的很多昔日的战友早已经是开国元勋，风光无限，开国少将龙飞虎曾经当着他的面拍着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说不定，你老陈真的有问题？”

曾经把陈复生从“魔爪”之下救出来的另一位开国少将吴自立点着他的头叹气：“你啊！你这人怎么搞的？”

就连他的老战友，开国中将方正平改革开放后去慰问他时也替他鸣不平：“老陈啊，你的待遇为什么这么低？”

那么陈复生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复杂呢？这就要从他的生平以及他与康生的恩怨说起了。

18岁参加红军，一颗赤诚之心转战四方

1911年，陈复生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之中，母亲为他取名“陈湖生”。1929年，由于他的家乡十分靠近中央红军所在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赣州曾经主持工农革命运动的陈复生正式参加红军，年仅18岁的他先后担任泰和县少先队队长、游击队队长等职务。

1930年5月，泰和县游击队正式编入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年轻气盛的陈复生从此开始转战中央苏区，并且先后担任独立营连长、特务营连长等重要职务。1931年2月，陈复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团直属特务营工作。1932年，为了肃清敌人对红军部队的渗透，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专门负责清除叛徒奸细的领导机构——保卫局。

为了方便工作，保卫局下设若干特派员，这支带着红边绿底徽章的特殊队伍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清除了国民党潜伏在中央苏区的大量敌特分子。由于平时工作成绩优异，陈复生奉命担任保卫局的侦查科长职务。尽管在很多人看来，保卫科是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职务，不用在前方冲锋陷阵，还能够动辄就对队伍内的领导呼来喝去，但在关键时刻，保卫局的特派员也是需要参与战斗的。

土地革命时期的保卫局特派员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保卫局的特派员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逮捕师旅一级领导，这也使得很多红军领导对“特派员”闻之色变，也间接导致了陈复生后来的悲剧处境。

1934年1月，陈复生奉命前往红5师担任特派员职务。在长征时期，一些同志意志不够坚定，陈复生就担任起了战场监督这个会得罪人的工作，甚至在一次战斗之中直接枪毙了一个企图逃跑的师部参谋长。

由于平时陈复生的刚正不阿，因此在长征的时候和当时师领导的几位同志都没有搞好关系。由于在长征途中，红5师师长彭雪枫和政委张爱萍之间关系很不好，经常发生矛盾，导致全师的工作很难开展。后来，身为特派员的陈复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秘密向保卫局汇报，将张爱萍调离了红5师。

事后，张爱萍得知这一在背后打小报告的行为十分恼怒，从此记住了陈复生这个名字。建国之后，张爱萍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且长期担任国防部长职务，这也很有可能是陈复生在建国之后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根本问题所在。

长征途中，红5师由于在过草地时减员严重，被迫整编为13团。由于彭雪枫同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此13团暂时由陈赓担任代理团长，谢富治任政委。13团刚刚走出草地进入甘肃境内，忽然遭到西北马家军三个骑兵团的包围，在全军生死存亡的时刻，陈赓对时任特派员的陈复生说：“我们知道，保卫局的干部都是党的精锐，本来我也没权力命令特派员同志冲锋陷阵，但今天的情况很特殊。在此我命令你率领一支部队，为全团战士杀出一条血路！”陈复生接受命令之后，带领时任13团侦察营营长的韦杰同志一起向敌人包围圈的薄弱处猛攻，终于成功突出重围，并且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暴脾气的陈复生：康生污蔑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拍桌起来就给他一记耳光

1935年长征胜利结束之后，陈复生曾经担任中央红军保卫局科长，兼任西北保卫局工作部部长，由于他平时性子耿直，由此得罪了一些领导同志。这时，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看到，陈复生这种工作态度和方式迟早会给他自己惹来麻烦，于是就找他谈话：“你跟我一起去军队前线的保卫部工作吧，再这样下去你迟早会捅娄子的。”

于是陈复生转而被调任到前方保卫部担任部长职务。2年之后，西北保卫局进行了重新改组，陈复生来到了新改组的陕甘宁保安处，担任侦查部长职务，协助保安处处长周兴侦破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重大敌特活动。

1938年春，为了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国民政府从重庆派遣大学生组成了所谓的“教授团”前往延安进行学术访问工作，他们先后参观了陕北公学等重要地点，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的接见。但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伺机打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内部，刺探重要情报。得到重庆地下党组织报告的周兴和陈复生等人都十分警惕，开始了对这些入境人员的秘密调查。

3月中旬，陕北公学之中新入校了三名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特别学员：其中唯一一名男性名叫张醒，其余两位女性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左右，并且样貌十分出众。

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消息，他们三人的身份那可是大有来头的：张醒是来自黄埔军校的六期毕业生，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山西，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手下的某位军长，但真实身份却是托派（即托洛斯基派）到山西工作的书记员；而另外两位女性，一位是项英的前爱人张亮，在1934年被捕之后“叛变”（翟秋白同志的遇害一直认为与其有关，后终于被平反昭雪），此次来延安也是寻求组织帮助的；而第三位年轻的女性则是来自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宪兵队长的妻子。

周兴觉得他们来到延安肯定大有问题，于是就下令逮捕了这3个人。但关了张醒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周兴没能从他的口中问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就将他交给陈复生进行审问。

对此，陈复生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办法想办法从张醒的口中套话，在得知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之后，他就开始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让他不禁想要急于搞清楚陈复生的身份。在某次审讯之中，张醒越看越觉得陈复生越面熟，于是就问他：

“陈部长，我们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啊？我看你咋这么面熟呢？”

看到鱼儿上钩了，陈复生就抛出了他的“鱼饵”：“当然，你不是黄埔六期的毕业生吗？我们可是同一批毕业的，只不过我当时还在低年级队。”

“啊，你老弟怎么现在在这里呢？而且看起来你好像还混得蛮不错的样子。”张醒一脸羡慕的问着陈复生。

“老兄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当初也是被俘过来的。你知道第四次围剿吗？当时我在59师陈师长手下担任副团长。哎，那一杖打得实在太烂了，我们59师全让那红军包了饺子。好在咱当初上学的时候在这边认识几个人，而且还年轻，所以后来还算混得风生水起的样子。”

陈复生的这一番花言巧语，让张醒开始信以为真，以为他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因此张醒想请陈复生设计营救他。于是，他将自己托派的身份和盘托出，还得意洋洋地说：“你们这里甚至也有高级人员参加了我们的托派组织了呢？”

“是谁？”陈复生装作漫不经心地询问，但实际上心中十分紧张，因为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当然就是康生了。他1930年在上海就被国民党抓了，后来就参加了我们的组织。”

“你没搞错吧！他现在可是身居高位！”为了确认信息的真实性，陈复生又多问了一句。

“肯定没错，这是张慕陶（此时已经被阎锡山扣押）当面对我说的。”

在当时，张慕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另拉小山头，是臭名昭著的“托派”首领，中共中央对其自然是恨之入骨。得到情报的陈复生急忙将所获得的情报全部告诉给了自己的直属领导周兴，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陈复生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让陈复生意想不到的是，周兴在没有和任何中央领导人汇报的情况下直接将这些情报告诉了康生，于是陈复生的倒霉日子就到来了。

首先，张醒等3人立刻就被康生秘密处决，其中两位女成员更是在康生的指使下被残忍绞杀，使得张亮的冤情被埋藏了多年；随后在1938年7月，康生来到保安处，希望陈复生能够向其如实报告工作。

在汇报之中，心地险恶的康生抓住了陈复生的3个小辫子不放：

其一，陈复生经常不服从周兴的命令，想要调离岗位（陈复生性格高傲，看不起周兴的做法，因此几次要求调离岗位）；

其二，陈复生在工作之余进行打麻将等赌博行为（这种事情非常方便拿来挖坑），思想意识严重落后；

其三，保卫处还私自贩卖xx（虽然此时确实存在，但当时却是保卫处人员私自贩卖xx用来弥补工作经费，并且很有可能是得到了周的批准，但是陈复生对此并不知情。）

鉴于以上行为，康生马上就给陈复生安上了“反革命、反党”的小集团分子。

听到康生的污蔑之后，一向脾气火爆的陈复生当即就拍了康生的桌子，猛然站了起来给了康生一个大嘴巴：“反革命？你说谁是反革命？”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个小时过后，陈复生就被开除了党籍，并且被康生抓了起来。

康生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尤其是对于陈复生这种知道自己底细的人。一个多月之后，被关起来的陈复生在妻子探监的时候偶然得知，康生准备秘密将他干掉！好在当时陈在保卫局还认识不少熟人，急忙写了3封求救信给当时的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等人。

在老首长的直接干预下，陈复生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死罪可免，活罪难受”，康生见杀不了他，所幸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暂时羁押在清凉山高级法院。康生的整人方法是十分阴险的，因为当时的高等法院根本没有权利过问陈复生的案子，而保安处的人只是让法院代为看管，并没有具体的期限，结果陈复生这一坐牢就是6年又11个月的时间。

1944年6月，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找到了陈复生，为他恢复了事实上的自由。获得自由的陈复生前往看望自己的老首长彭德怀等人时才得知，康生依然对他耿耿于怀。

和雷经天同志商量之后，他想到了一个脱身之法：要求法院给他判刑！因为判刑之后的他就能够脱离保安处，从而逃离康生的魔爪。最后，高等法院经过慎重思考之后结束了陈复生被非法羁押数年的历史，并且为他之前的行为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1945年，陈复生终于回到了久违的部队，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还让他干老本行工作，让他去热河区担任保卫处担任侦查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热河军区工作，挂名师政委职务。

建国之后：“三反”时期又遭迫害，官越当越小，最后变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复生被安排到公安部工作，曾经担任三局一处处长。新中国的成立让陈复生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日夜刻苦工作，为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工作条例》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然而，在随后的“三反”运动之中，因为先前被康生污蔑的“贩卖xx”问题，陈复生又被再一次开除党籍，并且被关在监狱之中长达2年之久。

费尽艰辛出狱之后，陈复生又被远远发配到青海省公安局工作，被任命为德令哈农场五站站长。在氧气稀少、土地贫瘠的青海农场，明知自己是被人整的陈复生也依然没有放弃希望，在当地努力工作，头一年就取得了大丰收，为国家带来了20万元的丰厚收入。在被变相发配的日子之中，陈复生短短数年就让自己负责的农场蒸蒸日上，成为当地行业的楷模。

60年代初期，陈复生刚刚回到北京，就再一次被“强迫退休”，成为了北京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文革”时期，陈复生反而因为官小职轻，从而避过了风头。然而陈复生并未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屡屡一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出现，以自己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微小身份，对那些遭到破坏的干部战友们施以援手，还与那些康生手下的所谓“专案组”进行了勇敢奋斗，从而保护了众多人的生命……

图：被授予荣誉勋章的陈复生

“文革”的风波过后，陈复生虽然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在最后落实政策的时候，其最终待遇也只是一个北京劳改局的顾问职务。

对此，胡总书记在接见陈复生的时候曾经拍着老友的肩膀笑着说：“老陈啊，你没有搞好！”

但是陈复生却从没有气馁和灰心丧气。在1981年离职退休之后，他依然为祖国散发着余热，依然担任朝阳街和平街的一个小小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80岁高龄的陈复生同志尽管行动十分不便，双眼也几乎失明，但他还是多次前往基层社区讲解党的很多故事，每次给大家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迟到过，他的这种精神让周围群众十分感动。

2013年12月，这位103岁的高龄老人在北京医院安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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