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应机，1915年11月出生于东兰县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走出家乡参加革命，先后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广西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主席、政协主席、自治区党委书记，
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世有现代“壮王”尊称。
从劳动童子团到红七军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全国各地一样，我的家乡广西东兰县农民，在韦拔群领导下，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我的童年就是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度过的。
当时，人民生活很困苦，就连日常食用的盐巴都常常买不到。由于官商勾结，弄得一斤盐巴要一担谷子，甚至两担谷子或一匹好马才能换到。在官吏、地主豪绅的压迫、盘剥下，人民难以生活下去。
于是，在革命高潮之际，农民便纷纷起来闹革命，向封建地主豪绅宣战。东兰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我家所在的巴纳村是东兰最大的一座村庄，当时它比县城还大。村中有不少外出做事的人，和外界有各种各样的往来和联系。这些人当中，一些进步青年早就与拔哥(即韦拔群，乡亲们亲切地称他“拔哥”)有交往。
当拔哥在东兰各地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村中的父老兄长们便与附近各村的人们相互联络，应时而动，组织农民协会，进而组织农民自卫军。
因此，在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就流传着许多关于拔哥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故事。这些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对我们这些儿童很有吸引力，我常常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甚至废寝忘餐。在我的心里，充满着对这位英雄深深的敬意，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他啊!
有一天，在我的家里，一位中等身材、衣着朴素的陌生大哥，正在和我的叔伯哥哥覃应标，还有我的哥哥覃应物亲切地交谈。两位哥哥告诉我，这就是拔哥!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高兴得怦怦直跳，两眼久久地注视着拔哥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两位哥哥原来是拔哥的亲密战友，他们早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活动了。
应标哥是一个知识分子，后来入了党，是农会的土地委员。那时，他在家乡附近的凤凰小学当校长。我跟他去学校当学童，做勤杂工作，工余时间读书识字。
我就是在这时认识黄超的。他当时名叫黄宣华，在凤凰小学读书，也教我认字。应标哥和黄超的父亲黄翰忠先生一起，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在这里，我开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应标哥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
他还粗通中草药，在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热心为穷苦农民治病，在当地有点名气。后来国民党龚寿仪团进犯东兰时，应标哥不幸被捕，关在东兰县监狱里。家人费了许多周折才把他赎了出来。
出狱后，他一直留在东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当过县政府的卫生科长，县政协委员，“文革”中去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在城市站不住脚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到我的家乡，和当地的革命志士一起，以办学为职业，传播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活动。他
们在我的家乡一带，普遍办起了夜校，招收不识字的青少年入学读书认字。我们这一帮儿童因此也得到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些教师，虽然大都穿“洋”服(西服),讲“洋”话，也有半土半洋的，但他们从城市来到我们这个贫穷的山区，白天到圩场讲演，晚上在夜校讲课，深得劳动大众的拥护和爱戴。
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常常浮现出这些老师们的可敬可亲的形象。
看着农运搞得热火朝天，我的心里痒痒的，怎么也憋不住，几次跑到农会吵着要参加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由于年纪太小，总是得不到批准。后来，我们组织了劳动童子团，我开始从事童子团的工作。
劳动童子团是一个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除了经常进行军事操练，还协助大人们进行革命宣传，印传单，刷标语，散发传单。大人们上台演讲，我们就帮着搬桌椅，帮大人做事。
我们劳动童子团还参加了破除迷信的活动。回想起这段活动还真有意思。
那时，我们村边有座庙，里面有不少菩萨，过去我们对这些泥巴木头做的神像是很敬畏的，谁也不敢轻易冒犯它们。
破除迷信活动开始后，有一天，我们这帮童子团团员胆怯地捡起石头，闭着眼睛，远远地向菩萨身上砸去。砸过后，心里还怦怦直跳，一边抹汗，一边偷看菩萨的动静，生怕菩萨发怒，给我们招来灾难。
过了几天，这些挨了砸的菩萨并没有惩罚我们，大家胆子又大了一点，便一个个试着走上前去，向菩萨身上撒尿。这些菩萨也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胆子就更大了。
于是，我们一边大声叫嚷着，一边使劲推它们，拿木棍、扁担狠狠地敲打它们，直打得这些菩萨一个个头断臂残才罢手。过后，我们生怕菩萨会报复，便一把火把菩萨连庙堂一起烧掉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有些地方一些人还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实在是不应该。
童子团还常常参加禁大烟的活动。不管哪个抽大烟，我们都敢收他们的烟枪。虽说我们年纪小，但这些人还真怕我们三分。当然，我们敢于这样做，是有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在背后为我们撑腰的。
拔哥他们经常教育我们要学文化，要童子团积极组织少年儿童参加夜校学习。当时，我们上夜校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到傍晚，同伴们就拥到课堂，听老师们讲课。夜深人静了，教室里还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那时，我们读的课本先是《国文》,后又是《白话文》,读来读去都是读的第一册。尽管如此，这一段夜校的学习，仍然使我认得了不少字。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革命转入低潮。而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的右江、红水河地区的农民运动却仍然处于高涨，革命农民在韦拔群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卓绝的武装斗争。
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主政后，我党中央先后派出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广西领导革命，帮助俞、李推行一系列进步措施。这对左右江农民运动影响很大，各地纷纷组织农民武装。
8月间，俞、李拨给东兰、凤山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我的家乡派出了许多人到南宁领枪、受训。当时，我的哥哥覃应物也随队到南宁领枪、受训。
1929年1月，我到东兰县劳动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原是东兰县高等小学，一般穷人孩子很难得到这所学校读书。
改为劳动小学后，学校向劳动大众的孩子开放，穷苦人民的孩子才有到这里上学读书的机会。当时，劳小校长是白汉云(共产党员)。为给革命培养后备力量，县里抽调各区乡的一部分童子团骨干到劳小学习，我因此被推荐入学。
在劳小，主要是学文化，同时还学习政治。学生自带伙食行李，每星期回家背粮一次，吃的大都是红薯玉米粥。
这是一所完全区别于旧式学校的新型的革命学校。
那时，拔哥在劳小办公，他常叫我帮助印传单。拔哥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有时亲自给我们讲课。在劳小，我还认识了拔哥的弟弟韦菁。他当时在东兰负责青少年工作。
1929年7月，他介绍我参加CY(共青团)。韦菁同志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干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帮助。离开劳小后，我就再也未和他见过面。后来，听到他壮烈牺牲的消息，我感到很悲痛。
我入团后，和覃士冕、黄宪谋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CY 还是秘密的。黄举平、黄昉日经常到学校来上课。我们边学习，边开展革命活动。这使我逐步接受了许多朴素的革命道理。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农民自卫军和农会都扩大了组织。大约是1929年8月以后，劳小的一些同学陆续参加了农军。我就是这时参加农军的。参加农军后，我即被派到三石区，当了一段时间的劳动童子团的区团长。
1929年9月，拔哥在我们乡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大会，到会人很多，这是个千人以上的大会。我们劳动童子团团员们一个个脖子上系着红布领带，肩上扛着木枪，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走进会场。
拔哥见了，高兴地说：“好!你们跟上来了，革命有希望!”
我们的歌声响彻会场：
走上前去啊!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
稳着脚步，
要高举我们少年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少年先锋队!
1929年11月，我随农军队伍离开东兰，经凤凰、仑圩，到达平马(今田东县城),被编入二纵队二营。
接着党领导了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于12月11日宣告成立。我所在的连队即是红七军二纵队二营，我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从此以后，我便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在种种锻炼和考验之中逐步成长。
当时和我一同参加农军，开到平马，编入红七军二纵队的，仅我们三石区就有100多人，覃士冕他们坡豪区也有100多人。
他们当中有覃士冕、韦杰、覃恩忠、覃恩、黄超、黄昉日、黄冕昌、黄天祥、覃健、覃福、黎干、韦瑞求、陆鹤灵、韦编经、陆湘灵、韦球、韦尤、韦日由、黄士肖、黄品山、黄曦、黄仪、黄雨、黄日谋……
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大多数已经牺牲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同志，每当想起他们，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