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症的处理是很危险的……”
陪同朱德、 聂荣臻、杨 尚昆会见 总参谋部 会议代表
父亲在党、政、军方面身兼数职，公务忙碌，社会活动增多。因为工作性质 关系，他办公、开会、接待客人等，一般皆在自己住宅进行，这样可以减少人员交 叉，有利于保密。
1950年，父母亲搬至朝阳门内大街一处接收的院落，比弓弦胡 同稍大。毛岸英那时也在社会部工作，并在那儿举办了婚事，新房是一间平房， 父母亲在食堂请新婚夫妻吃了便饭。
1950年冬，弟弟李伦与羡蕴华结婚。这是 父母亲最小儿子的婚礼，全家皆来祝贺，还邀请了有关的几位领导。父亲讲话 时，本来十分高兴，后来说着说着却流了眼泪，感情很激动。他说对不起赵瑛， 几个孩子从小都是赵瑛带大的，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心中难过。
在朝阳门内大街住了一年光景，为便于工作，父母亲等又搬到地安门内大 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处较大的院落，一处整齐的四合院，一座二层小楼，还 有一些平房，据称早先为胡适公馆。院子宽敞，老人们可以散步活动。为了照 顾老人，李伦夫妇搬来与父母住在一起。逢周末或节假日，我们也带着孩子们 回去看望。
这段时间，祖父想到在安徽老家时，欠着别人的钱，现在全国解放了，自己 年老，无法回去清理还债，总觉不安。母亲很细心，便与父亲商量，写报告给中 央办公厅，并在商得地方政府同意后，将我们家在芜湖市的两处房产全部交给政府，由他们变卖处理，用其所得归还债主，处理结果圆满。
这段时间，家乡也 有一些亲戚朋友来函，除叙旧外，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经济困难，希望帮助。 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母亲处理，她按上级规定的精神给予回复。
有一位以前曾 在危急情况下，救助过父亲的王蕴九先生来信，说全国解放了，他很高兴，也希 望参加工作。父亲不忘友情，亲笔回信，一面热情鼓励他，同时坦诚告知，若要 参加革命工作，必须先受训练，按他的年龄与身体状况，恐怕难以适应。建议将 他的儿子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酌情分配工作。这些信函，王先生的 女儿王微始终保存着，二\三十年后，我们在南京相识，她将这些手迹转送给我 珍藏。
建国初期，人们心情欢畅，解放军的优良作风，让广大市民由衷地感到共产 党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父亲担负的职务，公开的我们知道；秘密的，我们也 不晓得。只是看到他比过去工作更忙，活动更多。他的身体不好，有时咳嗽气 喘，十分难受，同志们劝他去医院看病他不去，至多就是大把大把地吃药，服了 药又接着工作。母亲看到这种情况，既心酸，又生气，有时拿父亲也没办法。
那时候，医疗卫生机构较少，各系统没有专门医院，对领导干部看病照顾不 多。为了解决高级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问题，不久，卫生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 员会”与“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傅连暲副部长负责主持，其实人员只有几个。
建国初期，李克农、赵 瑛与孩子 们合影
傅连暲知道父亲身体不好，第一次带了保健医生进行家访，就找到了父亲。他 们中午12点多到达，父亲与傅连暲原先熟识，见面就说：“到这会儿了，在我家 吃饭吧”。真挚的友情，使年轻的保健医生感到家庭般的温暖。
1953年2月21日，傅连暲同志专门就李克农的病情，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 说：“李克农从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 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 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 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 他竟服过0.8毫克，我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总理知道父亲在保健方面不大听招呼，便把报告转呈毛主席。毛主席亲 笔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 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绝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杨尚昆与父 亲是老战友，关系很好。他做工作后，父亲注意了一些。但事情一忙，又顾不上 身体，既不休息，也不住院治疗。
父亲没有什么嗜好，平常除了喝点酒，有时在家里看看电影外，很少出去游 玩，也没时间疗养，从不上街买东西。家庭生活安排与经费收支，全由母亲掌 管。他生活俭朴，注重整洁，总是一身黑呢制服，黑色布鞋，穿得久了，制服磨得 发亮。遇到外事活动，才穿西装与皮鞋。解放军授衔之前，他与母亲在家中还 常穿军服，授衔后，除了参加正式活动，上将军衔的制服很少穿。
父亲按规定配有一辆苏联造的“吉姆牌”汽车。但他的汽车家属不能使用，包括母亲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有一次父母亲到“新北京”来看我们，午饭时，我们请他们在机关食堂用餐。父亲觉得食堂做的干烧鲫鱼好吃，连声称赞。那天 饭后，他有别的活动提前走了。当时，我们住在“新北京”万寿路地区，不通公共 汽车，三轮车也很少见，更没有现在的“出租汽车”。母亲平常很少出门，道路不 熟，父亲的车不能来接，几十里路走起来确实困难，最后我商得通信部一位领导 同意，临时借用他的汽车将母亲送回米粮库胡同。
赴朝鲜谈 判前，在北 京米粮库 胡同住所 留影
即便父亲在家，汽车空着没事，母亲也自觉地不用汽车。有一次，她牙疼要 去医院治疗，从地安门米粮库胡同到北京医院，路不算近，母亲自己雇了三轮 车，父亲安排一位年轻人骑自行车陪她去医院，来回如此，不能动用公家的 专车。
进城之后，人们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改善了许多。那时，二姐李冰在天 坛华北人民医院任副院长，有一次因公外出，她坐小汽车顺便回家。父亲在门 口看到她回来，故意装着不认识的样子，瞅了她好一会儿说：“哪儿来了一位大 官呀?”吓得李冰再也不敢坐汽车回家。
那时我们年轻，头发多、长得快，蓬松不 整齐，有时候上衣的风纪扣没有扣好，父亲见到便不客气地批评说：“哪里来的 名士派呀?”提醒我们注意，无论衣服新旧都要干净整齐，这也是一种对人的礼 貌与作风。
那时，祖母业已过世，三叔三婶在西北地区工作，大姐李宁一家在西安，大哥李治一家在上海。祖父，外祖母两位老人，平常由母亲照顾，身边还有一个堂妹李慧。她性格开朗，孝敬老人，在师大女附中学习，回家常陪侍老人，还带领几个孙子女们一块玩耍，成为全家喜 爱的“娃娃头儿”。父亲尽管工作忙， 但几乎每天早晚都要到后边院子看望 祖父、外祖母，孝敬老人，有时候还故 意地装个怪样子，逗逗老人开心。
父亲因工作需要，难免参加一些 公众活动，但他不喜欢出头露面，更讨 厌华而不实、弄虚作假一类的坏习气。 我们和他谈话都比较小心，不能有“大 概”、“差不多”之类的回答，弄不好就 要挨批评。
他的保密观念特别强，办 公桌上不放电话号码，不办公时，桌上没有任何文件，文具用品也摆放得整齐有序，这成为一种习惯。有时候我们带 孩子回家，他不办公的时候，孩子们趴在办公桌上玩耍，碰乱了东西。尽管我们 归拾整齐，但他回来一看就知道，立即查问谁动了他的东西。
他办公的时候，我 们不能靠近办公桌，更不可能看他的文件。他在办公室与人谈话或开会，我们 就离开，到祖父房间或别的地方回避。
我们知道他的工作特殊，有时觉得神秘 好奇，想请他讲一点工作中的故事。他总是摇头说不行，说这是组织纪律，我们 也不敢再问。
唯有一次，大家回家吃饭时，他很高兴，饭后给我们每家一张身着 老式军服的半身照片。我们很感兴趣，便问这个照片有什么故事，他笑眯眯地 说：这件事保密，现在不能讲，以后再说。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整理遗物，才看 到这是他与一位外国共产党领袖的合影。过去给我们的半身照片，是从这张照 片剪裁下来，经过放大处理的一部分。
母亲也和父亲一样，她对我们十分关爱，在家中做事最多，勤勤恳恳，从不 夸耀自己，不叫苦叫累，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好榜样。她担任父亲的机要秘书，知 道事情很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曾与父亲一块工作，共同度过艰险的岁月，但是涉 及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也是一点不谈。
她管理家务，勤俭节约，父亲的衣服，除了 公家发的军装、外事活动穿的西服外，不少内衣、袜子，都是母亲洗涤干净，破了的地方缝缝补补。而她自己的衣服更是简朴，只有一两身外装比较好，其他衣 服差不多都有补钉。
一次我回家，母亲看见我的衣服上掉了一个扣子，就去另 一房间取针线帮助缝上。她出门时匆忙，被门槛跸着跌了一跤。我赶快将母亲 搀扶起来，请她好好休息，不要钉扣子了。母亲起来后拍拍土，仍然找出针线替 我钉好扣子。感动得我止不住热泪盈眶，真想跑过去跪在面前叫一声：“好妈 妈”。
母亲还有一大优点，既很细心，又照顾全局。老人们喜欢小孩，有一段时 期，住在父母亲家中的孩子比较多，除了原来的外，大哥李治的小女儿戈美，我 的儿子凯城都在那儿。为了便于照管，我们将看孩子的保姆也一同请去帮助做 事，家中都快成“幼儿园”了。父亲喜爱孩子们，挺高兴，但他工作忙，不管家务， 而且有点偏爱。母亲看在眼里，知道这样一来，会在有的孩子心里造成不好的 影响，便多方面照顾，尽量平衡。
李克农 、赵瑛在北 京米粮库 胡同家中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