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1937年12月中旬，父亲等乘船来到武汉。武汉市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部 分组成。那时候长江上没有桥，来往不便，所以武汉三镇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汉 口。这里是全国的交通枢纽，水陆运输方便，还有一些外国租界，市面比较繁 荣。抗战爆发后，南京危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人口猛增，一时间成为全国的 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汇聚，气氛活跃。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扫射，战争气息日渐浓 厚，街面上显得嘈杂繁乱。

八路军办事处原先设在汉口安仁里一号，1937年10月董必武以中国共产 党代表身份着手筹办，李涛(李湘龄)为处长，八路军办事处起初规模小，人员 少，但是做了许多工作。

同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八路军南京办事 处人员也迁来此地。办事处任务加重，人员增多。于是，经过交涉，汉口市政府 同意将原来日租界的日商“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1937年12月 下旬，八路军办事处迁入新址(汉口原中街89号，今江岸区长春街67号),1938 年1月1日起对外办公。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同时是新四军办事处，还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根据形 势需要，中央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这个机构以中共代表团为掩护，对外不公开。几个单 位办公住宿都在办事处内，工作难 免交叉，人员互相兼职。

领导成员 如：周恩来、秦邦宪(博古)、董必武、 叶剑英、王明(陈绍禹)、邓颖超、凯 丰(何克全)、罗炳辉、李克农、李涛 等经常在此工作；各地区的领导干 部如：项英、曾山、张云逸等也不时 往来。办事处处长是钱之光，父亲 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内部还是中共 长江局秘书长。

当时团结抗日情绪高涨，国共 两党合作关系比较正常。周恩来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代表团团长， 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 部长，加上他原来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政界威望甚高，所以工作繁忙，非常活跃。

著名的社会人士郭沫若先生担任政治部第三 厅厅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也很出色。上海来的“孩子剧团”,经常街头演出， 深受群众欢迎。

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社会联 系广泛。

毛泽东抗战初期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如：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 法和前途》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为动员一 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

稍后发表的光辉著作《论 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两国国情，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提出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战略战术，与最后抗战必定胜利的结论。

这些论著反响 强烈，好评如潮，连国民党军队的某些高级将领也赞不绝口。不少单位邀请叶 剑英、李涛、边章伍等我军领导干部去做报告，进行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 张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并得到很多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办事处工作范围广泛，按照合作协定，除定期向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军饷， 向军政部军工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信器材及其他物资，补充八路军的武器 装备外，还接受全国各地与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经费物资，一批又一批，次数很多，办事处都开正式收据或复函致谢，并不止一次在《新华日报》将捐赠者 的姓名与捐赠的经费和物资的数额公布，同时表示热忱感谢。

美国纽约华侨洗 衣馆联合会，经济条件不富庶，为了援助抗日作战，他们筹措几千美元，买了两 台雪佛兰牌救护车，车身上写着“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想方设法运到 香港九龙，我方派王应絮等把车接运到武汉。1938年10月12日，父亲与叶剑 英、钱之光等代表八路军接受该车，并合影留念。这两台救护车后来转送至 延安。

武汉市各类抗日救亡团体有200多个，经常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有的宣传 抗日，有的慰问受伤将士，有的捐献钱物，大家热情洋溢，场面感人。中共代表 团与办事处领导人，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或者发表演说，或者书写文章，或者参 加游行，或者带头捐赠，获得群众的赞颂。1938年7月7日，是抗战周年纪念， 政治部三厅组织群众性的献金热潮，短短五天，献金人数达到50万人次。

7月 9日下午，在江汉关献金台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代表团进行献金，首先由王 明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公函 及1000元投入献金柜，接着周恩来把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的一个月薪金340 元，董必武、王明、博古、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参政员，将他们7月份 薪金各350元全部捐献，还附有一封信函，说明献给抗战军人家属和受伤将士 与被难同胞。

父亲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等，把八路军的献金公函与1000元献上。 同时把他自己和叶剑英、钱之光、李涛、边章伍等的当月薪金每人5元全部献出。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孟庆树、廖似光、刘群仙、童小鹏、赖祖烈、龙飞虎、徐绍 棠、邱文禧、张怀礼、巴方廷、刘久长等二十多人，都将个人当月薪资上台捐献， 有的4元5角、有的4元、有的2元5角。

他(她)们的献金活动，受到现场一千 多群众的热烈欢呼，台上台下有人提议，请共产党与八路军代表讲话。

因为周 恩来与几位参政员提前离去，父亲便代表八路军登台演讲，他说：“我们接到了 朱德总司令由前方来电，八路军全体将士7月7日节食一天，得洋1000元，委托 武汉办事处兑付出来，献作救助抗敌军人家属及被难同胞之用”,

“八路军远在 敌军后方艰苦作战，时时打击敌寇，不断取得大小胜利，尚望在后方的同胞，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便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 军阀，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现场群众报以热烈掌声。这些活动，极 大地振奋了人民的抗日激情。

1938年，在 武汉会见 美军陆战 队成员卡 尔逊时合 影。

前排 左起：王安 娜、卡尔 逊、叶剑 英、周立 波，

后排左 起：董必 武、凯丰、 李克农

我党我军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许 多热血青年，把延安看作革命圣地，非常向往，纷纷报名要求到延安学习，并参 加共产党与八路军。

办事处专门成立招生委员会，进行接待。通过谈话、填表， 对他们进行了一般的审查了解后，批准了的就集中起来，由办事处派副官领队， 乘火车到西安，再换乘汽车送到延安。

这个时期，不少社会知名人士通过周恩 来、董必武等的关系，也介绍许多进步青年去延安。我们有些干部子女，包括部 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通过办事处介绍送到延安。

还有一些文化界、科技界知 名人士，如：工程师沈鸿、医生魏一斋、舞蹈家吴晓邦、作家光未然等都先后通过 办事处送到延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

中国正义的抗日战争，受到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支持；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内外公开亮相，表现非凡，更唤起朋友 们的高度重视。接待好这些外国友人，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成为办事处的 一项重要任务。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荷兰著名电影 艺术家尤里斯 ·伊文思，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 ·艾黎与美国作家埃德加 ·斯 诺，“世界学联代表团”团长柯乐曼等著名外国友好人士，以及他们捐赠给八路 军的物资，都是通过武汉办事处送到延安的。

1938年9月，印度国民议会派出 五人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他们是阿尔泰 ·爱德华、巴苏、柯棣、木克、卓 克。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们来中国后，都在自己名字后边加了 一个“华”字，如“柯棣”变成了“柯棣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办事处 亲切接待他们，并请他们在内部食堂便餐，只花了八分钱，让客人们体验了八路 军的简朴生活。叶剑英、凯丰、李克农等还与医疗队的五位朋友合影留念。

1938年，叶剑英、李克农、凯丰等在武汉会见印度抗日援华医疗队员柯棣华、爱德华等客人

上述这些外国友好人士来华后，都为抗日战争做出努力和贡献，有些友好 人士如白求恩、柯棣华还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武汉期间，父亲还接受了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的组织关系。

谢和 赓1912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官僚书香世家，祖父、父亲均是秀才，本人也 很有文采。1933年2月，谢在西北军工作时，由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在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身边担任秘书，做了不少工作，直到吉鸿昌 将军英勇就义。

1934年，为了利用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周恩来与北方党组织 研究后，决定派谢和赓回广西工作。

任务是：

一、打入桂系，站稳脚跟，调查了解 桂系上层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汇报；

二、有所表现地争取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任， 打入到他们身边工作；

三、不露形迹地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与抗日文化运动。

为了保证安全，谢和赓不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只和周恩来、董必武、李 克农、宣侠父单线联系。这时，谢和赓已经担任白崇禧的中校机要秘书，还兼任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中校秘书，在秘书长张群领导下，从事国防会议记录 等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他写了一份上万字的建议书《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 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上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并转呈蒋委员 长。蒋介石看后相当赞赏，李宗仁也说：“和赓很行!”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周恩 来与父亲在武汉见到谢和赓时，大家都很高兴。

周恩来说：“没想到，你在察哈 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作战纲领和方案来，确是难 得”。父亲夸赞谢说：“小鬼，真行!”并嘱咐他“注意身体，小心谨慎”。

1938年5月，白崇禧要向师以上军官发表演讲，布置谢和赓与另外两名秘 书帮他起草讲稿，题目是：《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要求一周内各自交 稿，供他选用。

谢奋战三天三夜，写出一万四千多字的初稿，拿到办事处请父亲 与周恩来副主席帮助审核。第二天，父亲把修改稿还给谢，指着原稿中用红笔 删除的部分解释说：删去的是那些揭示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过火言论和指 责他们在政治工作上种种毛病的意见，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原则与方法 和我们党的方针太相近了。

周恩来指出，这是白崇禧以军训部长的身份讲话， 不是站在副总参谋长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所以对原稿作了部分修改。

谢 听后非常高兴，回去后将原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不几日，白崇禧讲话完全采 用了谢起草的讲稿，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把他的军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

事后，谢和赓到办事处汇报工作时，谈及此事，父亲笑着对他说：有周恩来 做你的老师，帮你修改文章，这恐怕是两党合作中的一件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 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

接着又说：小鬼，你真幸运。有党作 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奋斗，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战无不胜”是我党 对中国革命的最大信心，我们每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信心!分手时，父亲像往常一样，将谢紧紧拥抱。谢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同志的情谊，心情 十分激动。

隐蔽战线斗争稍不警觉，就会酿成大错。

1938年，南京沦陷，武汉市临时成 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气氛活跃。谢和赓与著名女演员王莹早就认识，而且相爱，彼此只想到对方是进步青年，并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那时王 莹在中国抗日演剧二队工作，队长洪深、副队长金山看到谢和赓才华出众，表现 进步，都想多做谢的思想工作，让他接近一些拥护共产党的文化界知名人士。

有一天，王莹和于立群邀请谢和赓到太和街26号郭沫若家中聚会。谢未加考 虑，就高兴地去了，看到胡愈之、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文化人士正在谈诗论画， 挥毫泼墨，抒发爱国忧民的豪情壮志。当他们知道谢也喜欢书法和赋诗时，欢 迎他也即兴题词。

谢年轻气盛，壮志满怀，便拿笔在宣纸上写了：“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理不能离”,表达了个人修身养性的宗旨，并赠于立 群留存，大家高兴地拍手叫好。

正在此时，周恩来笑容满面地来到聚会的大厅， 高高兴兴地与在场的每个人一 一握手，当他看到谢和赓写的字时，便装作不认 识谢的样子，冷冰冰地走过他的身边，大步跨进郭沫若的内室，弄得谢和赓十分 尴尬，王莹莫名其妙。

第二天，董必武老人约见谢和赓去办事处谈话，开门见山地批评他不该去 郭沫若家，并讲了许多理由，还声色俱厉地警告谢，恩来要我转告你，如果今后 再发现你去郭老家，便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

谢意识到自己疏忽大意，行动不 妥，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保证决不会再去郭老家。

董老见他态度端正，又安慰 说：“你知道恩来一向是怎样关心爱护你呵!

你在‘小诸葛’身边工作，他早就提 醒过你，要特别谨慎小心，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你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组织上对你过去的工作是满意的。但绝不能麻痹大意暴露了身份，因为去郭老 家的人很多、很杂嘛!”

批评尽管严厉，一席谈话却使谢和赓心里热乎乎的，感受 到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如果不是周恩来、董老那样及时提醒，自己在复杂多 变的岗位上战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不仅年轻的谢和赓为去郭沫若家中，受到批评，有过教训。就是久经战阵， 一向细心谨慎的父亲，偶尔情不自禁，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同样受到严肃批评。

那是在桂林时期，有一天谢和赓坐小汽车上街，他看见父亲与金山、王莹一起在 路边交谈，想到自己在武汉受过批评，现在公开场合与他们见面不合适，便想叫 司机转弯回避一下。但是路段狭窄，行人拥挤，汽车不好掉头，那时汽车很少， 目标显赫，父亲眼光很尖，看见车里坐的是谢和赓，一时高兴，竟迎着汽车招手，连声喊叫谢的名字，让司机停车。

因为父亲呼喊，谢只好下车与他们见面，并随 机应变，假戏真唱，故意当着司机的面，把正在忙着办理的中国救亡剧团赴南洋 演出，已经获得白崇禧批示“照办”,并批给10000元活动经费，还特别批给金 山、王莹正副团长每人500元营养费，补助他们保养身体的事，讲了出来。

谢将.批件拿出来给他们看，既提前让金山知道，也免得让司机看出破绽。几个人看 过批件，更加高兴。

王莹看见父亲与谢和赓关系非同一般，立刻猜出他是共产 党员，原先被人误解她所热恋的“国民党军官”,竟是可敬可爱的无名英雄—— 党的地下工作者，心情更加激动。

金山心领神会，拍着谢的肩膀说：“和赓同志， 我们剧团能这样顺利成立，多亏了你呀!请代我们向白将军致谢”。

王莹更感幸福，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喊出：“谢谢你，荷根同志!”

这是她在武汉离别时，为谢 和赓取的名字，别人都不晓得，她以“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词义，表 达了对谢的爱戴与崇敬。现在都明白了对方是共产党员，彼此更加觉得自己是 世间最幸福最自豪的青年了。

事后，父亲发觉了自己的失误，一面让王莹转告金山，不要与任何人说起在 马路上和谢和赓见面的事；一面主动向周恩来、董必武进行汇报检查。

周副主 席知道后，严肃地批评父亲，指出谢和赓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绝密党员，绝不能 把他暴露在任何人面前，尽管金山、王莹都是极其可靠的党员，也不应该把谢和 赓暴露给他(她)们。如果谢和赓出了问题，李克农要负责任。

这件事，对父亲 教育很深，直到全国解放后，与同志们谈起此事，还感到十分内疚，万一谢和赓 因此出事，他真无法向党交代。

因为谢和赓担任上校机要秘书，常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受职务限制，出来活 动不大方便，必须选定一位政治可靠与桂系有密切关系，能在那里立足的同志， 充当谢的助手，负责与党组织的秘密联络。

经过慎重考虑，父亲选择刘仲容担 当此任。

刘仲容是湖南益阳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任学生会主席， 政治上比较活跃。其父刘承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有联系。

刘本 人去过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与关怀，思想观点与共产党靠 近，被称为“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他不仅年龄比谢和赓大，在桂系上层的 社会地位也比谢高。

1938年8月，刘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希望他争取去 白崇禧身边任职，暗中做谢和赓的助手。刘仲容的思想境界很高，不计较个人 名利，心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从此成为党的特殊的高级联络员。

安排妥当之 后，周恩来与父亲在汉口约见谢和赓，对他与刘仲容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周恩 来说：“仲容现在没有组织关系，但你要把他当作党内同志一样看待，一样相信他。除了你认为必须亲自向我们直接汇报的事，都可以托他转达。因为你的地 位关系、时间关系，为了争取迅速反映情况，你得多靠他协助工作。”

父亲看到刘 仲容不仅是一位很好的联系人，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关系，所以谈话 中提醒刘，为了长期工作，首先要搞好与白崇禧的关系，要注意两点：

一、生活上 保持清廉作风，取得白的尊敬；

二、政治上不损害桂系利益，取得白的信任。

这 样做，也符合中共中央争取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此外，还提醒刘仲容提高警 惕、注意安全，遇事冷静沉着，不可惊慌，特别要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与诬陷。 临别时，父亲特地送他一把手枪，防备万一。

后来，刘仲容不仅配合谢和赓做了 许多工作，他本人由于担任桂林行营参议，一直随同李宗仁、白崇禧到桂林、重 庆、南京等地活动，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获得了桂系上层政治动向与蒋介石组织 反共阴谋的许多绝密情报，对中共中央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编者注：据袁殊的回忆中提到，王莹与他的关系很“密切”，日本人还专门问袁云日本时要不要见王莹，还有军统的王新衡也追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