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一个基础问题：《史记》和之前的史书，究竟区别在哪里？它的所谓“纪传体”，创新又在哪里？

在《史记》之前，重量级的史书有《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等，都是编年体或国别体，其中国别类史书也用编年体，而《史记》的纪传体，其实与之并不具备实质区别。

比如地位最高的本纪、世家类，采用的同样是编年体，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哪一年分别发生了什么大事。《史记》中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世家，实际就是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别类、编年体史书。

何况，只要能把历史如实记录下来，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国别体只是体例形式不同，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们不是关键区别。

如何获得第一手的历史，才是关键所在。这就要说到“史官”制度，简而言之，起码自西周以来，周天子、各诸侯国君主身边都是设有史官的，而且是每日记录、周期汇总、撰写存档，类似后世的起居注，这种史官“亲临式”记录下来的历史，当然是极其真实的。

而理想状态下，君主等被记录者无权查看史书，更不要说进行篡改，史官也有拒绝的权利和坚守史德的操守意识。

而这个国家无论幸存还是被灭，只要其史书有幸流传下来，到了后世史家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完全可以通过其史书得到还原，而且基本不会离谱。

但现实当然很复杂，且不说保存条件，政治等原因就足以“消失”很多史书，更不要说秦始皇还有过“焚书”、禁毁书籍等恶劣操作，造成很多史书及其国家历史遽然消失的浩劫。

这还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秦末特别是楚汉以来，天下大乱，包括陈胜、熊心、项羽、刘邦、韩信、萧何、张良、曹参这些时代顶级英雄在内，他们身边显然是没有“史官”的，之前“亲临式”的记录传统被迫中断了。

这个情况堪称前所未有，它也给稍后的史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即：没有了史官第一时间亲临记录这个传统方式，史家如何获得较真实的第一手历史？

换言之，司马迁和之前史家最大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此，他面临着“史官”自诞生以来从未面临过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这个挑战难度当然是极大的，相当于要以新的方式、甚至任何手段和途径，来获取一手历史，而且每一个做法都是开创性的。

解决方案似乎也不难想到，概括起来无非是同时代人留下的见闻、回忆、著作等，或者是其后世子孙、包括天下各地的传说传闻。能够形成文字资料并被史家获取，当然是较理想的。

如果不能，那就只能靠史家亲自走访了。所以司马迁早年间堪称走遍天下、四处寻访，这是他作为新时代史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传闻信息，都势必面临一个核心挑战：相关人等并不是类似传统史官的第一见证人，更没有史官相关的历史素养，再加上现实处境、人性缺点等因素（比如立场相关、回忆错误、信口开河之类），这些只能算是“第一手资料”，注定不是传统史官的“第一手历史”！

即使司马迁在获取“第一手资料”层面的效果极为理想（实际当然不可能，毕竟只有他俩父子），也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真实性研判，通过多方比对、个人判断等方式进行，这个问题只要时间充足、资料丰富，总归是可以解决的。

但第二个可就难了，就算“第一手资料”都真实无误，它又如何能够成为类似传统史官的“第一手历史”？

因为，其他人包括司马迁，毕竟不是亲临记录、亲眼所见，人员、视角换了，这可是个根本性的改变，直白说就是，通过文字、传说等构建出来的“历史”，只能说是对历史本体的还原、逼近，势必要弱于传统史官的真实效果。

后者是如实记录，而前者则是整合、建构、推理出来的，即需要史官的思考、推演、逻辑等思维过程，这就导致司马迁必须创建新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甚至是在从无到有、从有到真的现实困境下，如何达到传统史官的实际真实程度。

司马迁对此其实是很明确的，而且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并为之不断提升自己，这些，都体现在他的那句最有名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未必是司马迁自信自傲之语，而是对新时代史家的信念、才能的目标要求，在没有了“亲临式”、“第一手历史”的前提下，史家要想达成不弱于先贤的成就，特别是真实性层面，必然需要史家在“意识思维”层面有所大成。

说白了，新史家必须要掌握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即“究天人之际”）、古往今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即“通古今之变”），只有如此，新史家才能做到自信判断，即使他是建构、逼近、还原历史，也足以媲美传统史官。

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的自知、自省和负责之语。因为其中还有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算司马迁自信掌握了所有规律、这套新历史研究体系也已经达成不弱于传统史官的实效，但是——

如何真正证明？你说是真就一定真了？

再怎么说，司马迁都只是逼近、还原历史，而非实录，中间必然存在资料性或者思维性错误，甚至，不同的史家，即使面临同样的资料，“思维过程”都势必会有所不同，从而导出不同的“历史真相”与具体呈现，那这个时候，谁真谁假、谁对谁错，如何来辨别评判？

正是因此，司马迁才说“成一家之言”，这只是我司马迁的结论和看法，理论上别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和看法，甚至，这句话涉及到了司马迁作为史官的某种注定的无奈，即无论新时代史官如何努力，都达不成传统史官的实录效果，所以注定只能是一家之言。

以上。正是时代所赋予史家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司马迁不仅全面迎接这一挑战，并以《史记》这一实际成果昭示了他对这一新挑战的全部解决方案，这就是《史记》和之前史书最最关键的区别，也是《史记》伟大等各种赞誉的根源。

也是在走访天下的过程中，司马迁真正拓展了对于历史、现实和史书的认知，这种经历和收获，传统史官不仅从未有过，甚至都难以想象。

相比传统史书只关注最顶层及其国家视角，司马迁不难认识到，天下不是只有天子、君主，还有更多的中层下层，及底层的芸芸众生，历史不该只是书写最顶层的人物，视角更不该限定于国家。

由此，司马迁抓住了更为重要的人，以人而非国家的视角来写历史，由此开创了“纪传体”并历代延续。这算是“人本主义”的先声吧。

同时，司马迁势必要写更多的人，历史的主角或许仍是天子、皇帝、君主等本纪世家人物，但还有更多的列传人物，甚至包括循吏、儒林、游侠、刺客等社会圈层，乃至经济、文化等领域，这是之前史书从未单列的，甚至都被拒绝于史书之外。

在此之上，因为收集、甄别、思维推导等获取真相的过程，让司马迁意识到，历史其实很复杂、精彩，极具想象空间，史书不该只是冷冰冰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它完全可以写成“活剧”，以更鲜活、更形象、更直接的面目呈现在阅读者面前。

这种追求，《史记》体现的淋漓至尽，本纪、世家人物固然比传统史书鲜活，而论起精彩程度，他们又远远不及列传人物记载的平均水平。

而为了尽可能的逼近真相，取得类似亲临者的实际真实效果，司马迁势必做出大胆的想象，甚至有时需要冒险。这也是《史记》有时真实性存疑、备受争议的一些原因。比较典型的如很多精彩的故事、对话等，难免让人怀疑，司马迁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如果了解前述司马迁解决新挑战和《史记》成书的过程，对这一点应该可以做到充分理解。

首先，后世赞许《史记》的文学成就，甚至可以当小说看，司马迁对此估计是无所谓的，甚至有些得意，因为这是他的“思维想象”成果，实际只是“一家之言”，后人认可并陶醉其中，司马迁当然不反对。

其次，但如果有人质疑《史记》的真实性及其史德，司马迁对此是绝不会让步的。他或许因为资料收集不到位，或者原始资料有误而搞错相关史实，但绝不会故意写错，这是他作为史家的基础要求、底线。

举例来说，比如著名的《鸿门宴》，因为当时项羽刘邦身边没有史官，当事者也没人留下第一手记录，所以司马迁只能通过后世其他人特别是樊哙后人的讲述，予以还原。

这一单纯历史事件，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最基础的，如果是传统史官来记载，可能压根不会写具体的过程，只说刘邦去项羽那里赴宴，然后成功离开了。也许不超过十个字就搞定了。

也即是说，司马迁《鸿门宴》的记载，首先保证了事件本身的最基础真实性，无论这几个小时中发生了什么，至少刘邦活着来了、又活着走了，这个层面绝对是真实发生过的。可以质疑其中间的具体过程，但这一点毫无疑问。

至于具体的过程，比如范增有没有吹胡子瞪眼、项庄舞剑有没招呼到刘邦面前、樊哙又是怎么发飙的之类，因为没有传统史官在旁亲临观察、记录，也缺少最直接的记录资料，那它注定只能靠综合后世资料、传言后的想象推导，而具体呈现出来的，实际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他在用自己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造诣和修为，做出了大胆的想象和推测，将之变成一幕真正精彩纷呈的“活剧”！

也许历史真相可能完全不是如此，甚至都很乏味，比如压根没有项庄舞剑、樊哙发飙、范增多次示意杀人等冲突情节，就是项羽刘邦等人聚了个餐，喝顿大酒，刘邦做个检讨、项羽做个处理，然后就散了。

但是，首先，没办法，这个真相到底如何，除非有更坚实的证据来证明，否则它是很难得知的，这正是司马迁等史家所面临的新挑战，不仅是这个问题上，其它同类事情多如牛毛。

其次，没关系，就算司马迁这么写，后人也完全可以不当真，因为司马迁很明确说《史记》都只是一家之言，何况是这个小事件。

第三，司马迁是对这个事做出了他自己的想象推导，出于他的史家职业和专业能力，他无疑是相对值得取信的。特别是，《史记》几乎是楚汉历史唯一流传下来的史书，《汉书》、《资治通鉴》对此基本属于沿袭《史记》，实际是没有选择，总不能拿着《史记》质疑《史记》吧？那未免有些无厘头。

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刘邦听说韩信死了，“且喜且怜之”，刘邦当时真是这个心理状态？怎么确定？

但司马迁之所以这么写，正是想追求传统史家“亲临式”记载的效果，这是他努力的终极方向，有资料或传闻最好，没有，他就自己“想象”。重要的不是他对不对，而是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需要给出答案，哪怕是“想象上的冒险”！

而这些“想象冒险”的前提，是事件本身的基础真实性，这个前提，是传统史家的下限，司马迁不会故意突破的。除非他是基础性的史料错误，比如他下功夫极多的苏秦，本想着彻底梳理清楚，结果却是做的越多，错的越多。这是没办法的。

也正是所面临的时代新挑战和现实困境，司马迁对于他走访过程中所得到的各类传闻异常重视，并尽可能的写入《史记》中，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起码向后世昭示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不得不看到，史书撰写、历史学研究，其实也是需要想象力和天赋的。而司马迁，大概便是个中的天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