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个极为宏大的题目。

答案的核心应该是围绕：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除了地理疆域、政治组织等可见层面，在不可见的文化层面（即“想象共同体”、社会整体秩序等）又是如何构建的。

浅层次的典型内容包括：秦始皇虽然强制开启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但在秦末汉初的执行、延续程度如何？有没有落到实地？

比如最基础的文字，在山东六国推翻秦朝、复辟故国之后，之前的六国文字是否重新被使用？不说刘邦张耳等中年人，即使是项羽韩信这些年轻人，幼年时所学的文字，都是其故国文字，虽然有秦朝十五年的存在（这个时间对于文化改变来说实在太短），但时人根深蒂固的东西，改变起来也是很难的吧？

何况当时的潮流还是“逢秦必反”，即使刘邦鼎立汉朝，山东六国实际是独立的诸侯王国（异姓或同姓），以三秦大地为主的汉国多数是延续秦国官方文字，但山东六国呢？

其它如度量衡、货币等，还有更虚的社会舆论转变、秩序建设以及共同体想象，这些当然都是极为复杂、史料缺失严重的领域，很难做到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还原。本人也完全没有相关历史功底，所以接下来只说说一些比较简单的感想与理解。

首先放开视野，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存在两种大一统概念的，即周制、封建式大一统，与秦制、帝制式大一统，两种的根本区别也很明显，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区别，是“万国林立、诸侯朝宗”还是“六合一统、唯一帝国、中央集权”。

在文化、秩序上的根本体现，则是“礼乐制度”与“独尊儒术”，这一点其实两者不是对立，而是传承的关系，开创儒家的孔老夫子整天念叨、渴望复辟的，就是礼乐制度即周礼。

所以，从周制发展到秦制，要建立起稳定、可持续发展、成熟的社会秩序，推崇礼仪、纲常、等级等核心内容的儒家，无疑具备其它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汉初所推崇的黄老、刑名之学，最终是败给了新儒家学说。

因此，虽然周制和秦制制度、组织模式、国家数量不同，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文化精髓却是相通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当时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也只有儒家这套学说。

但儒家学说得以实施的前提，无疑是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孔孟等儒家领袖在现实中常常碰壁的原因，未必是各国君主认知不到儒家的精髓，而是国家生存压力所迫。

这其实是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不架构在生存之上的文化或文明，注定是空中楼阁。

由此，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从周制演变到秦制，首先是国家生存间的竞争，而造成这种生存竞争的源头，却是社会秩序、文化层面的崩坏，即礼乐制度的礼崩乐坏，郑庄公堪称挑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最顶层核心规则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所以后世儒家最恨他。

直白说就是，周天子做不了主了，而一时能够做主的人，却又不敢或很难直接取而代之，真正新的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只能在生存竞争中诞生。

因此，由周制发展到秦制，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相对成熟的帝制，必然需要两个过程，一是生存层面，由周制所衍生的众多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缩减到唯一的一个，即六合一统于秦；二是文化层面，从礼崩乐坏开始，到重建完成新时代的礼乐制度，即汉朝新儒学、独尊儒术。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则是前者要想持续发展的保障。

所以，秦国与秦始皇的历史使命与贡献，是完成生存层面的构建，首创帝制。这既是个竞争结果，也是个必然。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无疑是法家学说。

后世对法家学说，多数是深恶痛绝的，但作为推动两大时代制度变革的核心动力，法家也有其历史进步意义所在，即真正发动了贵族阶层之下的士阶层特别是庶民、野人阶层（即底层百姓），让其真正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

这在传统西周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包括在汉初传统封建制的复辟，游侠豪强之风的兴起，恰恰是因为汉初类似“世卿世禄制度”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垄断，遭到了不满与抵抗。

只是，对于百姓阶层来说，这个登上历史舞台的门槛，或者说投名状，着实很残酷，实际就是“拿头来换”，要么是敌人的，要么是自己的，甚至包括自己人的。

也许从法家开启在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肇始，就注定是既给机会，又充满原罪。

但没办法，这是时代潮流，变法不是只有秦国在玩，当时天下所有国家都在玩，甚至秦国都不是首创者，只是秦国玩的最彻底且世代传承发展，甚至演化成一个军国主义怪胎；而一个阶层要想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注定需要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

只是因为所属阶层、群体人口数量的庞大，导致这一牺牲显得更加残酷而普遍。如果只论实质，诸侯、公卿、大夫等贵族阶层，他们之前的崛起同样如此。

而春秋尤其是战国的历史、战争则证明，只有法家才能真正高效发动底层百姓的全部力量，形成领先时代的国家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六合一统中笑到最后，并最终创立帝制，结束长达五百多年的国家生存竞争的历史阶段。

所谓“君以此兴，必以此灭”，以法家为核心发家理念的秦帝国，一旦失去了外敌，它的这套耕战体系、军事帝国就不可避免走向崩溃，决定这一点的，同样是现实生存需求，秦帝国已经没有了这个压力，毕竟因为地理和时代思维所限，它又不能无限对外扩张。

而指望一个新兴的帝国完全转型，无疑是一种奢望，特别是“二世而亡”的结局，基本反证它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是将法家贯彻到底。

之前还有敌人存在，现在敌人没了，那折腾的就只能是治下的原六国百姓，甚至秦国百姓都难逃新帝国的暴政。

以上说明，在从周制演变成秦制特别是成熟帝制的历史关键拐点，即秦国完成生存竞争、构建大一统帝国的历史使命之后，是继续寄望于法家，希望法家可以成为长久维持帝制社会秩序的指导学说。

但事实证明，法家所营造的暴政与高压，必然导致一个和平社会的崩溃，这种情况注定不可长久，更枉论可持续发展。

这有力说明，构建帝制秩序的法家探索之路，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而作为对新兴秦制的时代强烈反弹，楚汉、汉初其实都是回归了传统周制，西楚霸王项羽是如此，汉高祖刘邦所最终构建的，同样是极为纯正的封建式大一统。

汉初从周制发展到帝制，其实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从周制演变到秦制的一个缩影，或者说螺旋重复，时代在七十年内高效走完了之前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但这次的根本区别是，相比之前的生存竞争、战争方式，这次却是以较为温和且又极为高效的方式进行。

虽然也出现了汉高祖削除异姓王、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即同姓王，但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战争烈度，都和春秋战国时代完全不可比拟，真正消灭分封诸国的主要手段，是汉武帝时代较为温和的“推恩令”，甚至之前的削藩令实质同此，只是遭到了一时反对。

也就是说，从秦皇到汉武，从周制到帝制的再次回归，不是通过战争方式，而是文化方式，这种相对和平、温和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社会秩序重建、指导思想摸索难得的时代环境。

更不要说，因为秦朝暴政覆亡的前车之鉴，导致汉初选择以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为基本国策，反正就是官方不折腾，社会何去何从，随其自然。

但汉初和周初的根本区别则是，如前所说，如果周初是纯贵族政治，士阶层处于政治底层，百姓阶层更无缘政治舞台，那么汉初则是贵族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士阶层主导政治并演化为新时代的贵族阶层，而百姓阶层已然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重要力量。

同时，时代由于生产力、经济、文化等层面的进步，大一统汉朝内部的各种联系已经大大强化，崭新的社会秩序，和统一的共同体想象，在这七十年中开始产生并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北方匈奴这个强大外敌的存在，对于汉朝帝制的回归、大一统汉帝国共同体的构建，其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绝对不可忽视。

首先，是匈奴的长期入侵、骚扰，让汉朝再次面临到了生存威胁，这就导致汉朝必然由清静无为走向奋发有为，文景时代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汉武帝，继位初始就按捺不住。

至此，作为对抗黄老之学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并作为他和窦太后竞争权力的意识形态武器。

其次，在汉武帝初期，以前129年关市之战惨败为主要标志，汉朝甚至面临着“灭顶之灾”，后世蒙古等游牧民族南下的事情，不是没有提前发生在汉武帝初期的可能。

而正是这一严重生存威胁，让汉武帝不得不集中国家力量，为汉朝、华夏人的生存而战。为此，中央集权、削藩王侯封国就成为必然举措和时代呼唤，作为佐证的，推恩令发布时间在前127年春天，从先后时间上就不难看出相应的动机与内在逻辑。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重拾了法家的某些精髓，比如“军功爵”、斩首虏之类，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在发动百姓、凝聚力量上，法家的确是灵丹妙药、效果显著。

第三，正是和匈奴长达三十多年的对外战争，以及对于四夷、西域的征服，让汉朝、华夏族人，第一次以一个国家和种族的整体形象一致对外，这本身就是“共同体想象”。

而以推恩令将传统封建制送出历史舞台，伴随着的，自然是帝制的同步回归，只是这次，虽然战争依然存在，但却只是外部战争，反而有利于凝聚内部人心和社会新秩序的搭建。

此时，汉武帝选择儒家学说，固然有他本人的喜好以及时代风向，但实际也几乎是唯一选择，毕竟法家早已被验证不行，黄老之学又必须摒弃。

至此，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周制到帝制的第二阶段使命，即在内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了大一统帝国文化层面的构建使命，以新儒家为指导思想，构建了新型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秩序。

以上。俯瞰中国古代历史大的脉络，从周制到秦制帝制的历史演变，实际是从春秋时代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代才真正完成，其中秦始皇完成了生存层面的六合一统，汉武帝则完成了文明层面的华夏一体。

特别是汉初到汉武帝时代，相当于短期内重复了这一历史进程并完成创新，这也说明，文化文明层面的改变与建设，本就比生存层面更为漫长、反复而艰难，但它才是真正的成果。

而且，这一宏大的制度摸索与演变，几乎是世界史上的特例，其它国家或民族，就算有过统一，但几乎没有真正的大一统，更无所谓长久传承。

可以说，在人类农业文明整体阶段，中华文明不仅早慧，而且独特，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意义。华夏先人在生存和文明的持续探索中所走过的路，肯定是有其价值的。

不能因为后世对于帝制的弊端、历史周期律等情况的反感与唾弃，就将之彻底无视。

起码在汉武帝时代，帝制的回归，首先是应对自身生存和外部威胁的时代需求，也是完成历史级制度演变的成功探索。

甚至，汉朝之所以最终制胜匈奴，并不是哪种文明或制度必然先进，而是谁更善于根据时代需求予以顺势改变。

这算是从秦皇到汉武，中国再次选择帝制的内外部综合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