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派系论、出身论等现代流行、庸俗的所谓理论，起码我极少见到有人怀疑过曹参与刘邦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曹参一直是刘邦的嫡系，特别是曹参对于齐王韩信的制衡或抵制，一直都被视为韩信未能彻底独立或谋反的重要因素。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历史的真相倒是很可能完全相反，即在韩信请立“假齐王”的关键时间节点，曹参就已经完全站在了韩信这一边，成为了韩信的头号支持者。

但凡有这个意识，再去看史书，就会发现内里的玄机，以及只有如此，相关的所有逻辑才能完全理顺。

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记载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前202年初刘邦登基皇帝、韩信被封为楚王后，曹参做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操作，即：“归汉相印”。

这个“相印”，实际是曹参的“汉相国印”，在前203年2月韩信被刘邦（委托张良）封为齐王后，曹参亦步亦趋，接手了韩信所空出的汉相国职务，而这个职务，恰恰是韩信在攻齐之前被刘邦所封的职务。

所以，在前203年2月这个节点，刘邦不仅封了韩信为齐王，同步也晋升“左或右丞相”曹参为汉相国，但继续辅佐齐王韩信。

在当时，或者传统的封建时代，这两个任命是完全符合“常规”的，即传统的周天子不仅可以分封诸侯，同时也可以任命相关的公卿大臣来辅佐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实际存在着两类公卿，一类是天子任命的，一类是诸侯自己任命的，但前者显然地位更高。

这类例子，当然很多，比较典型的如鲁仲连义不帝秦、劝说辛垣衍，其中就有说辞，一旦秦王被尊为帝，就可以随意更换魏王身边的大臣，这是周制的传统规矩。

所以，在韩信被封为齐王时，我们能看出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操作，即刘邦、张良不仅是在极力拉拢韩信，同时也对韩信麾下的二号人物曹参也在大力拉拢，谨防韩信与曹参对于接下来的进攻项羽不上心，中立甚至转向。

这个操作本身就已经说明，韩信之所以请立“假齐王”，起码曹参是支持的，作为楚汉战争以来韩信一直的副手、所属军队的“副帅”，没有曹参的支持，韩信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实际请求的。

这有力反驳了惯常的看法，即曹参、傅宽、灌婴等人可以有力制衡到韩信，因为，如果他们仨人真的一直站在刘邦这边，那么他们就该在韩信请求假齐王的时候就予以反对或反制，不该让韩信有此举动。

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韩信不仅请立了假齐王，并获得了实封。同时，曹参也被同步晋升，这两个事情的性质其实是相同的，一来说明韩信曹参已经是一体，二来刘邦固然是对韩信“趁火打劫”大为愤怒，但对曹参也同样不会有好看法。

傅宽与灌婴，或者其它人，比如陈武孔聚陈贺等人，毕竟地位弱于曹参，他们当时支持韩信或许只是人在屋檐下，或者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只有曹参，完全脱不开关系，他对韩信请立假齐王的操作，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码刘邦肯定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刘邦当时一来控制不住韩信、曹参的“自立”，二来又需要他俩未来的帮助，所以在张良、陈平的劝说与建议下，刘邦不仅忍下愤怒，反而加码，韩信直接当齐王，曹参晋升相国。这是刘邦等人的政治智慧。

对此，曹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自己的此举，是完全站在韩信一边，而对刘邦有所辜负。所以，在一年之后，即刘邦当皇帝、韩信当楚王后，曹参很明智的选择了“归汉相印”。

这个举动背后的意思很明确，虽然皇帝（实际是天子）的官职更荣耀更重要，但曹参不想再当了，他归还、辞去这个职务，从此专心当楚王韩信的官，这在封建时代是很正常的操作，难听的说法叫“君不正臣投外国”，刘邦当然不算不正，但起码公卿大臣是来去自由的，不想当天子的官，可以随时辞职。

而曹参的这个操作，实际说明了他不想再跟天子刘邦混了，以后跟楚王韩信混吧。这个立场，显然不是曹参前202年初才有的，是前203年2月或之前，即韩信请封假齐王的时候就有了，只有如此，这一段历史前后的所有事情，才能真正理顺。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楚汉战争中，曹参的个人立场会从刘邦转到韩信身上？

这个问题，史书当然是没有说明的，但从相关记载可以做出相应的推断。

首先，韩信与曹参堪称“亲密无间”的合作肯定是一大原因，从还定三秦之战起，曹参就是韩信的副手，之后无论攻魏、下代、灭齐，这种合作模式就一直没有变过。

可以这么说，整个楚汉战争，刘邦只要分兵，韩信必是首选；而韩信只要分兵，曹参必是首选。

在这个过程中，曹参对于韩信的才能自然会有逐步深入的认知与敬佩，从而立场逐渐转向韩信。

这里大概有两个隐藏在史书背后的细节。

一是还定三秦之战前，韩信包括刘邦，为什么会选择曹参作为副手、负责独当一面的战事，当时已经成为“将军”职务的其实还有周勃、靳歙、郦商等人，其中周勃是主要竞争选项。

考虑到周勃打仗一贯谨慎，所以对于“暗度陈仓”的冒险之举，猜测周勃很可能是不赞成的，所以曹参才获得了这个机会。

这大概是韩信与曹参第一次的“心有灵犀”与认同合作。

二是“修武夺军”前后，韩信与刘邦之间关于汉军“分兵”还是“合兵”的重大战略分歧，当时曹参是不是在修武赵军营中，史书无载，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刘邦不仅夺了韩信的军权，在“易置诸将”的时候，曹参很可能也靠边站了。

所以，“修武夺军”不仅恶化了刘邦与韩信的关系，也可能恶化了刘邦与曹参的关系。

而之后不过半年的战事进展，有力证明，这一重大战略分歧，真理是在韩信手上，曹参作为高级将领，无论他当时在不在修武，相关情况他肯定是很清楚的。

而这次战略分歧，有力证明，韩信的战略才能肯定要超过刘邦，打仗、将军出身的曹参，自然会做出相应的选择。

其次，光是钦佩韩信，应该不足以彻底改变曹参的立场，这就要说到，曹参与刘邦包括萧何之间的关系演变。

这块史书记载很明确，没起事之前，他们仨关系很好，但起事之后，曹参主要负责打仗，萧何主要负责人事、组织与后勤，任务有别，所以两人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相互龃龉。

刘邦整体上应是偏向萧何为多，所以曹参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一种“疏离感”，难免有说话不起作用、不被真正认可等心理，从而与刘邦、萧何产生距离。

而当时的时代，所谓“忠君”之类的思想是几乎不存在的，大臣是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上层“主公”的，包括韩信的请立假齐王，在当时都不算事什么多过分的事情。

相比陈胜麾下那些随意自立的“王”，韩信还跟刘邦打招呼、请求，已经算是当时比较讲究、讲政治的做法了。后人总是不自觉会犯“以今度古”之类的认知错误，还茫然不觉。

所以，对韩信的认可，以及对刘邦萧何等人的疏离，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拿下齐国后，曹参的立场就已经完全转向韩信了。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知，不仅韩信请封假齐王，韩信南下攻楚留下曹参镇守齐地、曹参“归汉相印”等一系列史实可以获得完全合情理、合逻辑的解释，就连之后刘邦对于曹参的一应处理，都可以获得顺理成章的解释。

曹参对于韩信的一系列支持，包括曹参归汉相印，刘邦其实同样是心知肚明的，他对此当然是不高兴的，但他当时左右不了曹参的选择，只能默认。但这个恨意或怨念，他肯定是记下了。

所以，前202年12月楚王韩信垮台后，对于齐地的安抚工作，刘邦不仅没有指望曹参出力，反而很可能是大力戒备曹参的。

前202年归汉相印之后的曹参，应该是被楚王韩信任命为齐地的类似“假齐王”的职务，所以，拿下楚王韩信之后的最大风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曹参，只有他才有可能有所异动。

史书明载，安抚齐地的工作是傅宽和陈涓搞定的，没有曹参什么事。这也说明曹参一贯的立场，以及他对刘邦突袭擒住韩信，肯定是懵逼、不满的。

但曹参显然也不会有所异动，毕竟形势已经是一边倒。刘邦没有抓到曹参的把柄，自然也不可能有所动作，又为大局计，很快于前201年正月开始封侯工作，曹参被第一个封侯，也说明了刘邦对于曹参的安抚。

这显然是权宜之计，真到论功排座次的时候，刘邦当然不会把公认功劳最大的曹参作为“第一功人”，甚至不惜力排众议，硬要萧何压着曹参。

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也看似有理，但刘邦对于曹参的心结、记恨、怨念肯定是主因，更不要说，曹参的功劳都是跟随韩信得到的，曹参要是功劳第一，不是直接打刘邦脸么？

包括接下来对于曹参的任用，终刘邦余生，曹参都没有进入过汉廷中央，一直都是齐王的丞相之类。再想成为天子之臣，自然是不用指望的。

而曹参自此之后一直待在齐国，与刘邦可能也就是在平定英布的时候见过一面，与萧何可能都再没见过面。

包括曹参在齐国奉行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固然有时代原因，但也和曹参在韩信垮台之后的失望与困惑有关，索性逍遥自在。

其他人不说，萧何对于自己和曹参的关系以及功劳论定，自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临死前希望曹参接手，这也算是对曹参的某种认可与歉疚吧。

以上。其实曹参与韩信的关系，很像近代的陈粟，尤其是战争年代，所谓陈粟一体、韩曹一体。区别在于，韩曹关系，韩信是主导，曹参是跟随，所以，韩信的成就与名望，离不开曹参的辅助；而韩信垮台之后，曹参能过逍遥日子，也算福气了。

我们看历史，一旦深入进去，也许就会发现，历史的真相可能会和大而化之的流行理解完全背反。但要相信，真相肯定只有一个，即使后人可以随意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