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将赵充国，“上兵伐谋”的典范，“戍边屯田制”的奠基者】

说一个名将不喜欢开战、打仗，是个“鸽派”，自然会让人奇怪。

但道理不仅讲得通，反而更具至理。《孙子兵法》说的很清楚，“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能通过谋略和外交手段，就达成战略目标，性价比自然要胜过军事战争手段。

之前文章有过辨析，所谓“上兵伐谋”，便是惯常理解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意思，只是实际应叫“善兵者无赫赫之功”或“善谋者无赫赫之功”，如此就不会有歧义了。

而昭宣名将赵充国，便是个中的典型代表。

先说他“上兵伐谋”的实际表现，主要有两次。

一是前78年霍光考虑进攻乌桓。对此赵充国反对，范明友支持。虽然之后的实际情况是按照范明友的主张演进的，但赵充国的主张也未必没有道理。

当时，赵充国主张的核心精髓是“坐山观虎斗”，乌桓刨了匈奴祖坟，匈奴自然要报复，再加上乌桓稍前和汉朝也闹翻了，汉朝不出兵相助并不算“失道”，既然如此，那就不掺和，让他俩打呗，至少是两败俱伤吧？

而大概率的结果，是乌桓被匈奴彻底修理，那它之后自然会转向汉朝寻求帮助、庇护，这样汉朝自然坐收巨利，啥都没干，就借匈奴之手搞定了乌桓这个刺头，还削弱了匈奴。

显然，这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只要汉朝保持战略定力，坐观成败，至少不会出现后续乌桓这个敌国，成为东北部边境的不安定因子。

可惜，当时霍光的主要追求是要在国际上有所表现，甚至开启与匈奴的新一轮竞争，所以放弃了赵充国的“上兵伐谋”，取之以范明友的直接“伐兵”。

二是前61年的平定西羌之战，也是赵充国最知名的代表作。

这一战战略研判最大的关键与玄机，其实在于，一旦汉朝和西羌打成大仗或持久战，北方的匈奴势必要掺和进来并支持西羌，从而使得这一战变得彻底不可控。

而当时汉廷内部，主张开战的人那是相当之多，甚至汉宣帝、文臣集团都是如此，更不要说辛武贤、许延寿等武将集团，表面看起来，这一仗不可避免，甚至汉廷都在计划调动西部很多战区的兵力，达六万之多，自然是想和西羌大决战。

所以赵充国对此非常着急，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如果汉廷决策正确，或者他赞同汉廷的决策，那他完全没有必要再出头，让年轻将领锻炼锻炼，他在家养老多爽。

所以，赵充国回答汉宣帝此战主将人选的时候，当仁不让的说：“没有比我老赵更合适的！”

汉宣帝包括很多后人，都并未真正理解赵充国究竟为何要这么说，怎么就非他不可了？估计还觉得很好玩，老赵这是要致敬老廉颇么？

所以，这个事情，充分说明了赵充国在战略大局观和军事造诣上的“孤独”，而接下来，就是赵充国三番四次，给汉宣帝为首的满朝文武“授课”的过程，到底为什么不能快战、决战，以及还有哪些更高效的办法。

前文已述，这一仗不能大打，容易失控，这是最重要的战略研判；其次，西羌内部豪强林立，挨打他们自然团结，耗着他们就会生变、内斗；因此时间有利于汉廷，而汉廷又要保持战略威慑，所以在西羌边境“戍边屯田”便是综合下来的上策。

以上是不是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而为了给满朝“军事外行”上课、说服他们，赵充国甚至都玩起了引经据典，包括如下常见军事名言——

“攻不足者守有余。”

“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

“先计而后战。”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效果还算显著，经过老赵的多批次CPU，满朝文武渐次被他争取过来，最终站在了他的一边。

实话实说，春秋战国秦汉三大时代，自《孙子兵法》诞生以来，到名将赵充国出现之前，“上兵伐谋”、“以全取胜”的军事思维，的确一直存在，特别是很多优秀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都是如此。

但因为军事战争的频繁出现，这一点并未得到显著体现，几乎没有过“典范战例”，而赵充国却将之彻底凸显、树立，并被时人和后人真正认知到位。这就是赵充国在中国军事史上的独特地位吧。

而所谓“鸽派”，并不是指不想击败敌国，而是用更温和更高效的方式来击败敌国，取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

相比军事手段这一极为直接、见效极快的方式，“伐谋伐交”自然需要更长远的时间，因为它见效慢嘛，但不可否认，它的性价比更低，效果也更稳定长久，从而更有说服力。

而赵充国的“伐谋、伐交”等军事思维，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平定西羌之前的进攻乌桓，赵充国就已经明确有此见识，前文对此已述。

稍后前60年匈奴大举进攻燕代之地，赵充国也是稳守反击战略，让其不战而退，而不是直接决战，一来是四万对十万的悬殊兵力差距，二来赵充国早已认知到，汉匈的对抗，军事决战手段绝非上策。

这就要说到赵充国的人生履历，以及他是怎么练就“上兵伐谋”、“以全取胜”等军事思维与造诣的。

首先，赵充国其实是个大器晚成的名将，他大概生于前137年，前99年汉匈之战时赵充国才真正“出名”，即率领敢死队，为被包围的李广利大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前后身中二十余创伤，让汉武帝大为感佩。

此时，赵充国已经三十八九岁，临近“不惑之年”。这说明赵充国在士兵、低级指挥官的层级上“积累”了近二十年，也说明他似乎不擅长搞仕途。

这一点在之后也得到了验证，赵充国再次进入高层法眼，已经是前80年平定武都氐人的造反之战，他和范明友、韩增等人一起获得了霍光的青睐，由此才真正晋升高级指挥员，而他此时已然年近花甲。

在正常都该退休的年纪，赵充国却才实际起步，这份经历是否也够励志的？

其次，赵充国自小喜欢研读兵法，估计《孙子兵法》等兵书早就烂熟于心，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喜欢站在指挥员或决策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估计没少把自己当作卫青、李广利甚至汉武帝。

可惜，他固然没有实践指挥机会，甚至这些年汉军的战绩都很不乐观，这就是李广利与匈奴的三战三败，以及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这个过程中赵充国除了郁闷，自然也会逐步提升自己的军事认知，也许深入匈奴、远征作战本身就是战略错误，不仅打不赢反而劳民伤财，严重削弱国家实力。

正是这些残酷教训，以及停止对外战争的前后对比，让赵充国逐渐领悟到，战略层面的“以全取胜”、“上兵伐谋”，要远比战役战术层面的直接“伐兵”要更有效、务实。

作为将军、军队高层指挥员、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赵充国当然不会害怕战争，但战争毕竟只是政治的延续，是手段而非目的，即算开战取胜，但国家实力受损，那也是得不偿失。

史实证明，当赵充国成为霍光、汉宣帝的主要军事助手后，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观点和立场，也说明他相关的军事思维和造诣已经成熟了，这当然不奇怪，他都60岁往上了，还有啥看不明白的？

而可能作为新教训的，则是前71年的乌孙之战，虽然汉军调动了16万骑兵、五路进击，但战果实在寥寥，赵充国是其中一路主将，估计这操蛋的一战，也让他彻底坚定了自己的战略认知。

所以之后特别是霍光去世后，赵充国因为职务、年龄和资历，拥有了真正的军事话语权，“上兵伐谋”而非“伐兵”就逐渐成了汉廷军事战略的指导方针，前61年赵充国给汉宣帝等人上课，就是典型体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赵充国“上兵伐谋”的高维度战略存在，避免了汉宣帝成为“汉武帝第二”的可能性。

要知道，汉宣帝是个明确“以霸王道杂之”的有为皇帝，颇有汉武帝雄才大略的遗风，如果他没有见识到“上兵伐谋”的精髓，他不是没有再次进攻匈奴的可能，从而引发第三轮汉匈大战。

而历史接下来的实际进程呢？我们很清楚，实际都不用汉朝再打，匈奴自己就内讧内战了，导致最终臣服汉朝。

由此反观，如果在前60年左右，汉朝不是玩“上兵伐谋”而是直接进攻西羌、匈奴，匈奴内部势必团结起来，不仅不会内讧，也会大幅延长汉匈的对抗史，甚至结果都不好说。

因此，赵充国其实是在历史演进的关键拐点，从战略层面真正“力挽狂澜”，打消了汉宣帝等人力主开战的决心，从而主导出“汉升匈降”的明确趋势。

我想，这就是高维度战略的真正价值吧，也是赵充国“上兵伐谋”、“善兵者无赫赫之功”的真正体现。

而此时的赵充国，其实有些像汉匈第一轮开战初期的名将韩安国，两人都是“鸽派”、“反战”，能不开战就不开战，但两人的区别在于，韩安国是认为打不赢也打不起，赵充国则是认为，就算能打赢，那也打不起。

从韩安国到赵充国，六七十年的汉匈战争与对抗已经充分证明，军事战争手段注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取得最终胜利，势必需要一些高阶玩法。

这便是赵充国留给后世真正的军事遗产，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都依然有十足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至于“戍边屯田”的做法，其实秦朝就已经出现，汉武帝末期达到顶峰，比如在西域等地实施屯田，但是中间一直颇有反复。

关键是，恰恰是因为赵充国的“上兵伐谋”，才让时人和后人真正认知到了“戍边屯田”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作为一项标准制度敲定下来并流传后世，本朝的所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是个中传承。

就此来说，赵充国当然是“戍边屯田制”的真正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