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声音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 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
我在发言中首先说：“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 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 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接着我针对美国散布 的“台湾地位未定”、“须由美国”“托管”或“中立化”等谬论，引用 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 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公告和一九五O 年一月杜鲁门自己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言论， 一一予以驳斥，又 进面揭露道：“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 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 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发言又 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等话道：“好 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 ……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我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又揭露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 正是一八九五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一九五O 年 究 竟 不是一八九五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 了。”富有反侵略经验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定能驱逐一切侵 略者，恢复属于中图的领土。
最后，我又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 提出了三项建议：
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 罪行；
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
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 军队撤出朝鲜。
这个发言共约二万多字，讲了近两个小时，各国 代表通过同声翻译听到我的发言内容。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的 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 会场给震动了，就象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 一下子吐出来 了。
我倒没在意自己用了多大的嗓门，只觉得我讲时全场鸦雀 无声，包括美黑在内的备国代表和蒋帮“代表”,都以各种不同的 感情和神态在凝神谛听。我讲得相当顺利，中间没有发生什么意 外的事。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来同我热烈握手，向我们表示 欢迎和祝愿，其中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记者斯诺。他 和华裔学者麦仁德教授一起听了我的讲演后，又挤向前同我紧 紧握手。当时我自己也相当激动，感到近五亿中国人民是决不 会孤立的。即使在帝国主义者直接控制着的地方，我们的朋友 也是数不胜数。
人们对我们演说的强烈反应和热情支持，也给 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我发表演说的过程中，美国的电视台还 作了实况转播，第二天各报又发表了有关我国代表团发言的消息和演说的内容摘要，可见其影响是不小的。
安理会会议厅的设计不太一般，十一个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还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的各国主要代表的位置，都并列坐在一条马蹄形的长桌后面，每个位置上都安有听同声翻译的耳机和 选择不同语言的开关，面前的桌上放着小话筒，发言时可以坐在 自己的位置上直接对话筒讲话， 同声翻译则随时将代表的发言 译成不同的语言，传播给各国代表及旁听者。
同声翻译室就设 在会议厅后面的楼上，里面的工作人员通过一排很大的窗户，直 接观察会场内的情况，以便及时配合。会议席长桌前稍低一些 的地方，是会场记录、电传打字和录音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位 置。
一九五○年十 一 月;代表我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前排左起：伍修权同志、英国代表杨格、美国代表杜勒斯°后排左一为乔冠华同志。
再向前隔着一道木栏，是一排排好像剧院观众席似的座位， 那是各国旁听者和新闻界人士的位置。那里的人们都全神贯注 地观察和倾听着会议席上所发生的一切，使得这个安理会会场， 从内容到形式上，成了个名符其实的“国际舞台”,我们这些人也成了这个“舞台”上的“演员”,表演着各自的“角色”。
由于会议席是半圆形的，与会代表虽然是并排坐着，却可以 互相看到。我的座位是长桌右首第一个，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蒋廷蔽则坐在长桌左首第四或第五个位置上，正好同我遥遥相 对。
当时我们所持的立场和所怀的心情，也恰恰是完全对立的。 我在这一头慷慨陈词，满腔义愤地控诉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 及庇护蒋介石残余集团等种种罪行，蒋廷蔽却在那一边连头都 抬不起来， 一直耷拉着脑袋，并且老是用手遮着前额，不让别 人看见他的脸。
有记者形容他当时“面部带着一种丧家犬的神 色”,也许他面对着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多少有点自惭，不大好 受吧!这些场景都拍了照片和纪录影片，当时的美国报刊，发表 了不少有关的报道和图片。
我记得有一期美国《生活》画报上， 并列登着好几张我和美国代表奥斯汀在会议上的照片， 一张是我在挥手怒斥美国的侵略罪行，奥斯汀在尴尬地歪着嘴听着；另一张是奥斯汀在作强辩发言，我则侧目抿嘴蔑视地瞧着他；样子 虽不好看，神态却很逼真。
尽管有的报刊照例污蔑了我们一顿， 说我如何“作了二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讲话”,甚至我的衣 服料子和内战时留在脸侧的枪伤，也被攻击性地描绘了一番。
一九五○年十二月～发表在美国《生活》画报上的新闻人物照片。上左为伍修权同志在安理会发言;右为美国代表奥斯汀听时的尴尬相。下左为奥斯汀发言狡辩;右为伍修权同志听时的坚定神情。
电 视实况转播时，还曾把镜头对着乔冠华正随意晃动着的腿并歪 曲解说道：中国代表虽然讲得气势汹汹，其实内心也很“紧张”, 他们有人的腿就正在“神经质地发抖”。这些褒贬各异的宣传报 道，都从侧面和反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报刊，都十分重视我国代表的发言。
当时的纪录影片后来在我们国内也放映了，我的孩子看到 后说我在会上发言时的样子很"厉害",同我平时的样子判若两 人。我当时倒未有意作什么样子，只是觉得我面对的是世界上 头号帝国主义者及其同伙，他们已对我国侵略欺压了一百多年， 无论是我个人还是亿万同胞的心灵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 痛记忆。
如今我们好容易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打败了国内反动 派，美帝国主义者却又处心积虑地图谋颠覆和消灭我们新中国。 他们如此可恶可恨，我们对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毫 不留情地同他坚决斗争。
我还想到，过去我们同帝国主义及反 动派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斗，如今却站在美国本土上，指 着美国当权者的鼻子，面对面地痛斥他们，尽管他们恼怒万分， 却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奈何我们不得。这在旧中国时代是不可 想象的，今天却成了现实，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毛泽东同 志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意义。也正因此，我们有着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在联合国进行着这场艰巨斗争。
十一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
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的代表第一 个发言。我们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 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
南朝鲜代 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蔽接着发言，我们为了便于同他进 行斗争，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蔽的发言 除了照例玫击辱骂我们一顿，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 开脱，硬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小学教科 书上没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来作证明，其论据十分荒谬可笑。
他 的发言形式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辫子",他口口声声“代 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都用英语。 待他发言完毕，我马上就向会议主席举手，要求临时发言。
主席 对我们还是尊重的，允许我作了个即席讲话。我首先揭露他们只 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们 不屑于理会他们。接着我又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 嘲笑挖苦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那位 蒋家"代表"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
按照规定，华 语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中国代表讲话可以直接使用 华语；但蒋廷蔽却不说中国话，老用英语发言，实在有丧国格，我 们去后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党“代 表"一下子。
这是一段即席插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 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 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我这段 话，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听说因为蒋党“代表”发言都用英语，使她这个英语翻译长期没事干，这次好容易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又是大长中国人民 志气的事，所以她翻译得特别起劲。就在我们这次发言后的几个 月，唐笙也回到了祖国， 一直在国内工作，前几年又由我国政府推荐，重新去到联合国机构担任翻译工作。
十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 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奥斯汀极力 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 最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们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 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
对会议的这一无理决定，我再 度作了发言，用美国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事实，朝鲜战争以来美 军飞机侵犯我国领空，破坏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民的确凿数 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血腥内战的 历史，责问美国代表道：“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 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又向会议表达了我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 强决心，“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会场以外有“战场”
十二月七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 “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我们在这一颠倒黑白 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了会场。
美国在这一图谋得逞后，又 操纵联合国组织，在十二月十五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 会，并于十二月十八日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
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 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我们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是为争取 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 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 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 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我说，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 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使我们至今未能就此问题 在大会继续发言，“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 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政治安全委员会的发言， 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 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
最后我又通过记者们 向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 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在我谈话后，我们就将已事先译成英文的发言稿和各种资 料， 一一分发给各国记者。资料中有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的历史材料，还有我人民解放军自蒋军缴获的美国武器 图片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飞机对我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 和其他各种美帝侵华史料。
我们的这次谈话以及散发的文稿资 料，被好几家外国报刊发表和引用了，这成了使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立场和态度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联大会议期间，我们代表团除了同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有外交往来，还同有的美国进步人士进行了友好接触。
龚普生同 志过去在美国受过教育，认识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 ·罗伯逊。 我们在纽约时，龚普生同志曾几次去罗伯逊家拜访，向他转达了 中国人民的问候。我们原拟邀请他访问我国，但考虑到美国政 府正采取敌视我国的政策，在国内实行着严厉的反共反人民措 施，在当时的处境下，罗伯逊不便于接受我们的邀请，双方这一 美好的愿望就未能实现。
在中美建交后，罗伯逊却已去世多年， 当年的这一愿望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是罗伯逊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却令人难以忘怀。
除了这些友好人士，还有一些美国人怀着不同目的来找我 们，有的是想同我拉关系、套近乎,有的则是大公司的推销员， 找我们拉生意来的。我们通过他们也买了一点国内有用的东西， 其中有不少资料性书籍，单是大百科全书就有几部，都由跟我 们的美国保镖帮助搬回了旅馆。
只是由于美国对我国的敌视政 策，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银行的全部存款，我们代 表团去时，也将带去的用费存在纽约银行里，真要冻结住，可就 麻烦了。
幸好我们事先得到消息，在银行即将关门时，赶去提出 了全部余款，没受到影响。倒是苦了有的推销员，他们拿了我们 的支票没有马上去取款，结果取不出钱来了，满头大汗地跑来求 我们想法，我们只得又付了一笔钱给他，收回了原支票。好在被冻结的钱早晚还是我们的。
会议的空隙时间里，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那几个美国保镖，还陪同我们游览了纽约市容，参观了大铁桥、摩天大楼和一些新型设施，接触了一下美国的现代技术和文化。
后来我们分送了 一点小礼品给包括几个保镖在内的美国人和联合国工作人员， 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他们也十分高兴。美国保镖同我们熟悉 以后，也常同我们谈美国情况和自己的事，对我们表示了一定的 友好感情。
联合国派给我们的联络员是一位姓吴的华侨，我有 时也同他谈谈心，向他讲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后来他果 然抛弃了在联合国工作的优越条件，返回祖国参加工作，只是听说在十年动乱中他不幸去世了，十分可惜。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代表团内部工作相当紧张，但是相互团 结一致，配合得十分协调，每人按照分工，工作得很有秩序。
有 的发言稿及有关资料，是到纽约后临时写出的，又从那里发回国 内审查。得到国内的修改稿后就日夜加班地翻译和找地方打印 出来。每次发言前后，都在代表团内部讨论和征求意见，以求更 好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由于工作劳累，加上美国做的 饭莱不合口味，大家饭量都减少了。我们买到一些墨西哥小辣 椒和华侨做的豆腐乳来开开胃。吃饭时还互相开开玩笑，生活 既紧张又活跃。我们套间里还常开着收音机，不论是新闻报道 还是广告宣传，都在不断地“收听”。其实并不是在欣赏什么节 目，而是为了干扰可能的窃听。
陈忠经同志分管了许多对外联 络的工作，经常同联合国办事机构和美国的有关方面打交道，干 得十分认真尽职。负责机要通讯工作的同志， 一直坚守岗位，很 少出门活动，保证了和国内的联系。同志间相互也是很关心照顾，做到了思想上的团结和行动上的一致。
强大的后盾，巨大的反响
我们在联合国工作得紧张的时候，也正是朝鲜战场上打得 最激烈的时候。装备着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的所谓“联合 国军”,在我们主要靠步兵、轻武器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打 击下， 一败涂地，不断南逃。这造成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和混乱。
美国本来希望利用我们代表团到联大发言的机会，同 我们进行接触，看看是否有妥协的可能，但是我们去后态度一直 很强硬，除了公开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外，不作任何妥协的表 示，也不同美国当权者有任何来往。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捞不到 的好处，在我们这儿同样什么也得不到。
相反，朝中军队在战场 上打得越好，我们在联合国的态度也越强硬。看起来我们只有 很小的九人代表团，但是却同朝鲜前线的朝中大军密切配合着。
有他们作我们的后盾，我们同样无所畏惧，坚决奋战。
对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祖国人民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声 援，党和政府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除了 对我们作了许多直接的指示和支持外，从我们代表团一离开北 京，国内的报纸就以显著位置，连续发表有关我们代表团活动的 消息、文章和图片。《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几篇社论，我于十一 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的首次发言，三十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 报，都从一版到二版用大字标题整版地刊登了有关消息和发言 全文。
《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开头就说：“我国特派代表伍 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独立与世界和平而奋起反对美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 的正义呼声。它与我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在朝鲜前线的英 勇作战，同是对于制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与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我后来翻阅当时的报纸时看到，有的工人读了我的发言全 文后说：“伍修权同志真是我们的好代表，他的话就象是我要说 的话一样，读完后，心中就象出了一口恶气，痛揍了美帝一顿似 的。”
一些大学教授说，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叩头外交一去不复 返了， 中国人民的真正意志已从自己代表的言语中充分表达出 来”。青年团中央也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发言“是近百年外交史上 表现了中国人民正气和民族尊严的文献，使得美国帝国主义万分狼狈，除了使用表决机器作无耻的否决外，更无词答辩……”。
国外的反映也是这样。苏联报纸曾经评论说：“联合国中第 一次响彻着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政府，其稳 固与人民对它的拥护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比的。”
特别是一些海外 侨胞，从我们的活动和言论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感到扬 眉吐气，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添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正如 作家聂绀弩当时在香港写的文章所说，在一九五O 年的世界十 大新闻中，第一条是朝鲜战争，“第二条大新闻，无疑地应该是伍 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那控诉的义正词严， 理直气壮，自不用谈，最重要的却是这样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 斥他的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
正 是在我们发言的直接影响下，好几位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那位 最早赶到安理会会场，旁听我的演说的吴仲华博士，还有后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原国民党政府派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李铁铮，包括那位驻纽约总领事宗维贤，在旁听了我们演说 后，都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克服重重阻难，先后回到了祖国。
各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于我国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讲台上 这一当时的“头条新闻”,当然不能不闻不问。有一家美国杂志 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代表来到联合国后，“美国人民的目光就都转到成功湖来了"。有的报刊则歪曲报道，说什么“红色中国在成功湖蔑视联合国",使美国压服中国的“希望破灭了!”
甚至吓唬美国人民"不要抱什么幻想",叫嚣要同中国“打一场战 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说，中国代表的发言，使“我的 政府感到不愉快， ……尤其不赞成这种攻击"。“战争贩子”杜勒 斯懊丧地自供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们发言后马上恼火地说：中国代表的控诉 “猛烈面完全荒谬”,威胁说“要对中共采取行动”,“一切武器都 必须加以考虑"。美国的这种态度，正说明我们的斗争击中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痛处，这更增强了我们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时至十二月中旬，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 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十九日启程回国。”
行前，我 们将原拟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 稿，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将此发言列入大会文 件。
我们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了声明，首先就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一九五一年新年，向美国人民表示了祝愿。接着声明，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 虽然我们的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 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
当 天，我们按照赴美原路返回。次日下午，我们飞抵伦敦。我又向 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再次对美帝的行径进行了揭露。二十二 日到布拉格，二十五日到达莫斯科。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这时 候才感觉到了疲劳，周砚同志到布拉格后， 一下子就连睡了十几个小时，可见她困到什么程度。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们一行九人分批离开莫斯科 回国。为了能让我们赶回国欢度新年，国内专门通知驻伊尔库 茨克的我国民航办事处，要那里的中国民航班机留出几个位置， 等我们代表团赶到以后再起飞。我们及时赶上了回国的班机， 机组的同志见到我们也很高兴。这样，我们便在新年前夕顺利 地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
当我们走出机舱时，机场上一片欢腾， 各界代表都来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郭沫若(他当时是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致欢迎 词：“我们的特派代表在成功湖， ……把美国和他的仆从国的外 交阵线打得落花流水了。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世 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感谢伍修权代表的负责传达，已经响遍全世界。”
我在欢迎者高呼“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万岁”等口号声中， 也兴奋地讲了话，以感谢祖国对我们代表团的大力支持和热情 欢迎。
我简要说了我们执行党和人民交付的崇高任务，受到美国 人民热情欢迎的情况。又即兴地说：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的第二 天，恰巧碰上一场大风暴，我们看到当时的纽约， 一切都笼罩在昏暗阴沉的气氛中，感到它正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末日。
然而今天，当我们飞回祖国的时候，天气却格外晴朗，我们在西伯利亚 的上空，就看见光芒万丈的太阳正从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冉冉升 起。我说，这也是一种象征，它预示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人民民主世界正在崛起，世界上的条条大路，都在走向人民的胜利。
我们在祖国迎来了一九五一年元旦。至此，我们历时四十 七天(在美国二十六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了。我们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国际讲坛上当 面痛斥了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 政策，其影响和作用都是很大的，也为以后同美帝国主义和霸权 主义的外交斗争，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我们代表团全体同志，受 党和政府的委托，在美国本土同当代的头号帝国主义者面对面 斗争，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锻炼和学习，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
回来以后，我们向中央和外交部的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刘少 奇同志和周总理分别听了我们的口头汇报。周总理详细询问我 们在联合国的各方面情况，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少奇同志也对 我们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对这次联合国之行要广为宣传。
于 是在一九五一年初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代表团的几个同志，应全 国政协、和平委员会及北京大学等许多单位的邀请，先后去作了 多场报告。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也在天津组织了上万人的群众 大会，专门请我们去报告联合国之行。
我们从人民群众的热烈 反映中深深感受到一点，饱尝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 一旦能扬眉吐气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国 际舞台上，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自豪感情。
也正因此，我们的联合国之行，在诞生刚满一年的新中国，成了人人关心、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我们个人由于参加了这一工作， 一时间也颇受 人们的注目。
但是我对此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同 志，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一个演员。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也 就像演员担任一个角色，既然上了台，就要演得像个样子，把各 自的角色演好，决不能马马虎虎。但是下了台就不再是那个角 色，而是普通一员了。我总是以这个想法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自己只是一个执行党的任务的普通工作人员。
以上叙述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自那次联合国之行 以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终于改变了对 我国的态度。
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正式席位，接着尼克松总统访华，签订上海公报。 一九七九年 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尽管在目前和将 来还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曲折，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 东流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中美两国人民必将同世界人民一 起，把当年杜勒斯之流的反动政策和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图谋， 永远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同样，台湾回归祖国的呼声也日益 深入人心，我们同国民党的许多人士，虽然在国内战场和国际讲 坛上都曾交过手，但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并且我们也有过两次 合作的经验。现在应该既往不咎向前看，为着子孙后代，早日结束台湾同大陆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