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历史最美作者团队-白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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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即北宋“差一点就灭掉西夏了”,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如果不是金国崛起灭了北宋,西夏就会被宋军的“堡垒战术绞杀”,北宋后期“离灭夏就差临门一脚”;那么,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大宋自神宗皇帝上台后,对夏国转守为攻,逐步扭转了自真宗朝以来面对西夏被动挨打、丧师失地、姑务和议的窘境。
但是好大喜功的神宗对西夏战略操之过急,无论是发大兵穿越瀚海朔漠企图一举倾覆对手、还是逐步进筑边城试图打通便利可靠的进军之途以收蚕食鲸吞之效,宋朝都用力过猛,敌寇未灭,就给自身造成了太大的负担,加之神宗用人不当,使得神宗朝的两次大举伐夏都功败垂成;灵州之溃与永乐之陷后,北宋暂时放弃了短期内灭夏的目标。
到了哲宗朝,经过旧党一时的退让后,亲政的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再次展开了对西北积极经略的态势;与神宗朝不同的是,哲宗朝的对夏攻势规模要小得多,但是更加稳当,既然西夏短期内难以消灭,就转而全面采取“浅推多筑”的战略行动,对夏用兵的主要目标由灭夏变为削弱夏国、争夺地利。
经过哲宗一朝的经营,到了徽宗上台,战略主动权已基本被宋朝掌控,顾宏义称这段时期“屡屡丧师失土的危局”已经转到了西夏那边[1];于是,宋徽宗拾起了父辈未能实现的“覆亡西夏”的野望,将其再次定为宋朝对外用兵的既定目标[2]。
宋徽宗朝对夏战争的结果,坊间不少说法称为“宋尽取横山、天都山之地,西夏屏障尽失。”并且认为在此种形势下,宋军可以不费多大功夫直捣夏国京畿。
那么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断代辽金西夏史》里谓这时期的状况是:“面对宋朝的进攻,夏国基本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粮食窖藏多被宋军洗劫。(夏国主)乾顺常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但无力相争……元德元年(1119年,宋宣和元年)三月,宋军深入夏国兴、灵腹地,乾顺命晋王察哥领步、骑万余人迎战,给宋军以重创。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国的名义再次向宋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国议和。”[3]
另一派观点则以这次战事作为宋夏战争的终点,认为北宋以惨败收尾。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1119年的宋夏战争,给予宋军重创的察哥与其对手北宋名将刘法交战的地点并不在“兴、灵腹地”;西夏的兴州(即其首府兴庆,治今宁夏银川)、灵州(西夏陪都西平府,治今宁夏银川灵武西南)一带即是夏国的核心京畿地区,这一带地方位于河套地域的西部,称为西套,西套乃是朔方(自唐以来称黄河几字湾西段的东西区域为朔方)的核心,在今天被称为宁夏平原或银川平原,有“塞上江南”的美称,该地宜耕宜牧,相对于周边的恶劣环境就显得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了,党项人从宋朝手里夺取此地后,就有了立国的基础,可以说,要灭亡西夏,就必须拿下西夏的兴灵也就是朔方的腹心地带。
虽然史书多记载宣和元年三月刘法的出兵是要“取朔方”[4],但只要看看地图,便可发现,刘法与察哥交战的统安城位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北部的永登县之西南一带;这个地方,不仅远离朔方(兴灵),而且其所处的交通线也并不是宋军要进取兴灵能走的最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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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标记注释:
①统安城大致位置
②朔方——西夏的京畿地区兴、灵一带
红色箭头为宋军进军朔方的较近路线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宋军要进军朔方较为快捷的路线是从泾原、环庆两路出兵,或沿葫芦川过赏移口、割踏寨,然后折向鸣沙方向再抵灵州,或沿白马川经旧清远军再取灵州川附近道路过瀚海走这条当年北宋向灵州运粮的旧粮道抵达灵州;神宗朝元丰五路伐夏时,最先抵达灵州的宋军正是如此进军的泾原、环庆两路。
尚平以徽宗朝在1106年(崇宁五年)至1119年刘法的主要作战地域为引,指出徽宗朝在收取河湟地区后,一方面压制当地的吐蕃部族反抗以稳定新辟疆土,一方面又加强河湟外围地区的经营,以使之成为进攻西夏的新战略要地,而对夏用兵的主要目标,不在朔方,在于西凉(原凉州,治今甘肃武威)。
刘法在这一时期的几处作战地,分别位于会州(治今甘肃白银靖远东北)、会州以北偏西的马练川一带(大致位于今甘肃白银平川西北)、以及会州段黄河西北的景泰草原(甘肃白银景泰西)、古郭隆地(古骨龙城所在,即宋震武军,治今青海海北门源东偏南东川镇克图口)、仁多泉城(一说在今青海海北门源珠固乡初麻院,一说在今青海海北门源东南,一说在今甘肃兰州永登民乐乡卜洞),再就是1119年统安之战所在的原西夏割牛城(宋军夺取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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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标记注释:
①宋会州治所
②马练川一带的马练城
③景泰草原
④震武军(原古骨龙城)
⑤⑥⑦仁多泉城可能的三个位置
⑧统安城(原割牛城)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宋将刘法的诸次作战地点分别位于兰会之北的陇中北部、河西、河湟北部,由东及西,其针对的西夏区域明显是河西走廊一带,并非朔方兴灵一带;而作为西夏河西地区的重镇西凉府,自然也就成了这一阶段宋军攻略的重点目标。
西凉府,原为北宋前期设于河西凉州的羁縻州府,用以羁縻河西吐蕃六谷部,随着党项的崛起,河西吐蕃人愈加靠拢大宋,希图背靠大国抵御党项人的威胁,并多次表态愿出兵助宋收复被党项人攻取的朔方地区;宋朝君臣(彼时为真宗朝)却对吐蕃人怀有警惕心理,认为吐蕃是前朝大患,不可信任,对于吐蕃的出兵请求只是敷衍,并没有因党项的侵扰而加强河西经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东北方面辽国这个大敌的存在,北宋在未能取得幽蓟没能使契丹辽国妥协的情况下是不会往西北投入过多军事资源的;结果就是,河西逐步被党项人吞并,宋朝派往西凉的流官也死于凉州陷落的战火。虽然之后党项人还在河西与吐蕃人、回鹘人多方拉锯,但在真宗、仁宗两朝君臣眼里,河西的战事只是戎人相争,既然党项人已经臣服并接受了大宋的职衔封册(真宗朝与党项赵德明达成和议,册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等等诸多官职以及其它爵位、功臣称号),那么,大宋也就羁縻了党项;所以不管是党项人还是吐蕃人亦或是回鹘人占据河西,对于当时厌兵、保守、短视的宋朝君臣来说都没多大区别,全然不顾兴起势头越来越旺的党项日后将带来多大的威胁。
尚平引用王安中的《定功继伐碑》中所载:“上(徽宗)尝以御贼形胜语诸将曰:‘古郭隆(古骨龙)地,下瞰西凉;清水河逼乌尔戬渡,压贼右厢,城此则贼在吾股掌中。’于是(刘)法出乐州(即湟州,治今青海海东乐都东南),据古郭隆,筑震武军;(刘)仲武出会州,据清水河,筑徳威城。”[5],提出“宋朝古骨龙城进筑的目的在于向西夏的凉州方向用兵。”[6]顾宏义也认为,西夏“迫于熙河方向宋军的压力,乾顺命于宋、夏分界处癿六岭筑割牛城,屯筑重兵守卫,以为西凉府东南方向之捍蔽。”[7]尚平进而指出北宋在这段时期的军事行动意图“指向除了凉州外还包括右厢之地。”[8]
也就是说,宋徽宗欲吞并以凉州为首的河西走廊东部与中部地区;但实际上,宋军在面向西夏右厢的军事行动虽然屡有斩获,并一度深入,但出了山区地带后,宋军很难立足,故深入行动只能限于劫掠,并且离凉州仍有相当之距离,何况宋军在陇中地区往北推进虽然取得了不小成果,但仍未能全据陇中北部的西夏“河南地”,其渡河往西的进军路途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宋军自兰会一线渡黄河取坦途之路西进拿下凉州缺乏可行性;而自河湟地区北进,虽然要翻山越岭,其通往凉州之路多在山区,但好歹贴合宋军筑城推进之法,这也是为什么刘法的作战地域逐渐从兰会西移河湟北部。
但自河湟一线实际上仍难以推进至西凉,1119年刘法的战败即是明证,统安一战,刘法两万之兵,被西夏万人之众前后夹击,宋军前、后、左军皆败,刘法本人也坠崖被斩;一方名将就这样覆军身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战西夏兵力仅为宋军一半,其正面迎战之兵仍能分为三阵阻击宋军达七个时辰,还能再分骑兵绕至宋军阵后夹攻;说明这一带的地形即使是中小规模兵团也极不便展开,不熟悉地形的进攻方即使兵力倍于对手,也难以发挥数量优势,反而可能陷入被包抄的窘境。从河湟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至西凉,在这种地形下难以想象,宋军只能继续以浅攻筑城之法慢慢推进;但是从地图上看,宋军要从这一线兵临西凉府,得再控制一片与徽宗朝在河湟地区新拓之疆(不包括青海湖以西)差不多面积的山区,而这难度,要比宋军取青唐难得多;一来西夏国力更胜青唐,二来从河湟向北翻越的山脉比之宋夏边境其它主要山脉要更为险峻,且纵深更长,其难度明显不是自陇西向西进军河湟谷地的难度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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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箭头并不表示真实具体的进军路线,仅做示意参考
宋军靠夺城、筑城推进至震武、统安一带后,其实已经难以为继,这一带被称为不毛之地,其环境不仅不如河湟谷地,甚至也不如宋夏在今陕北交界的横山地带,要长期支撑在这等险恶之地继续加倍筑城驻兵推进的态势,以宋新取没多久还谈不上很稳固的河湟后方来供应的话,是不足以长久维持的;即使增调关陕的人力物力来供应,勉强维持了河湟北线的推进,那么,于宋更为重要的泾原、环庆一线也会受到影响,何况鄜延路的将帅亦野心勃勃,争相筑城,并提出以鄜延为出发地进取西夏兴灵的方案。在宋西北数个方面都在争夺有限的军事资源的情况下,北宋徽宗朝对河湟北线加码的军事行动,其负面影响已经反映在了泾、环、鄜延对朔方地区进取计划的搁置上面,关陕亦在这一时期更加困弊,使宋人也感觉到需要议和息兵了。
在如此难度下,以这一阶段的宋军战线来看,并没有体现出拿下西凉的可能;那么,宋徽宗所说的“压贼右厢”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如果拿不下右厢之地,则以牵制乃至截断西夏河西右厢兵力对西夏京畿朔方地区的增援,以为泾原、环庆、鄜延宋军夺取朔方创造条件,如此可行乎?如要做到这一点,宋军需要全取陇中北部的河南之地,遮断朔方西南与河西的联系,但是徽宗朝的宋军也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方面的详情,且看笔者的下回解析。
1119年三月的统安之战,并非宋夏战争的终局,宋军为报复统安之败和震武之围,于四月出鄜延、环庆路北进,击破萧关(今宁夏吴忠同心南,北宋萧关比秦汉萧关更加靠北)夏军,又破夏国永和寨(今宁夏吴忠同心),击败割沓城(今宁夏吴忠同心北)西夏守军,一路挺进至鸣沙城(今宁夏中卫东偏南中宁县),鸣沙夏军不敢抵御宋军,弃城而走。宋军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逼近了朔方腹地,但宋军没有继续进军,而是就此返回了;这也反映出此时宋朝仍然不以取朔方为行动目标,西夏依然没到“唾手可取”的地步。
参考资料及附注:
[1]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第五章:边塞胡笳残 三:徽宗继位 第309页
[2]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第五章:边塞胡笳残 五:战尘暂歇 第325页
[3]白滨 李锡厚《中国断代史辽金西夏史》下篇《西夏史》第十一章第二节《西夏王朝的兴盛(崇、仁时期)》493页
[4]《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宦者传》一百四“以至萧关、故骨龙砦斥池置烽燧扼据要害,谓可制西贼死命,逼大将刘法使北取朔方”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列传第二百二十七《童贯传》“将秦、晋锐师深入河、陇,薄于萧关、古骨龙,谓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将刘法取朔方”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传》二“宣和元年,童贯复逼刘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万出,至统安城”
[5]《初寮集》卷六《定功继伐碑》
[6][8]尚平《北宋徽宗时期凉州用兵史实探析》 《凉州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嬗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
[7]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第五章:边塞胡笳残 五:战尘暂歇 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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