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中咱们说过，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清廷曾经向地方的机器局索要过抬枪“军行以利器为先，现在中外既经交战，洋枪无从再购，我国家向有背枪、抬枪，未尝不可制敌。河南既有机器局，着裕严饬局员赶紧将抬枪、背枪速行制造，源源接济，并将子药等件一律配齐，听候调用”现在看来这段还是有那么一些迫不得已的感觉，毕竟抬枪也好，甚至于鸟铳也罢，有总比没有好。如果咱们继续看晚清的一些资料，那就是真的很难绷得住了，就比如在1900年8月1日赵炳麟所上之奏折：
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火绳枪。
“炳麟观我国之抬抢、劈山炮，子多而能击远，体轻而便行营，虽发响稍缓，然能多给各军，以后队继前队，蝉联不绝，定能制胜；且子药皆我能自造，不致受制于人。宜速谕天下工匠，能加工精造者，朝廷不惜重价购之。此最急要之事，不可少缓。又戚继光之无敌大将军，造法载在《练兵实纪》甚详，能照法制造，置守要隘能退大敌，弹多、力猛、机活、易带，拟请多造，《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此之谓也”。
军事博物馆收藏火绳枪。
不是，您这都1900年了，怎么还想制造抬枪、劈山炮之类的玩意儿？这还不是最重量级的，后面连戚继光和《练兵实纪》都拿出来说了？戚继光《练兵实纪》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明朝作品，拿着一个16世纪水平的《练兵实纪》去操练20世纪初的军队？当然赵炳麟在前面也说了“我国近数十年，一切枪炮购之外洋。枪则以哈奇开斯、毛瑟为精；炮则以克虏伯、格伦为善。天津、江南、湖北等局，仿西法制造，似不及彼国之精，是以军营所用，多购自外国。今兵端已启，我子药稀少，最为可虑”大致意思就是：大清朝和西方已经发生战争，没地方买洋枪洋炮了，所以还是得看大清自己制造的火器。
都1900年了，还在这“抬抢、劈山炮，子多而能击远，体轻而便行营，虽发响稍缓，然能多给各军，以后队继前队，蝉联不绝，定能制胜”这是真的很难绷得住。
海洋博物馆收藏清末银锭。
赵炳麟还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洋务运动军工厂的制造水平“天津、江南、湖北等局，仿西法制造，似不及彼国之精，是以军营所用，多购自外国。今兵端已启，我子药稀少，最为可虑”总结一下就是，无论是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也好，天津机器局也罢，还是张之洞所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武器产量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清廷不得不从外国购买大量的先进枪械装备军队，由大量从外国购入的枪械武装的清军就成了这个德性““近十数年来，每有战事，多因平时储备不足，事急始向外洋购，时日既促，价值又昂。每枪所带之子药，只有此数，种式参差，口径不，往往此营所用之枪，不能用彼营所带之子药；甚至一营中枪式竟有一二种、三四种者，虽同营子药亦不能公用。临阵之际，子药放尽，则枪为废物，兵皆徒手矣！此必败之道也！”
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清末银锭。
造成这种窘况的原因只有一个：至少在19世纪，由清朝地方实力派所创办的这一批近代兵工厂无论是从管理水平来说，还是从技术水平以及产品质量来说，都是相当不理想的，而清廷官员将领对于20世纪初相对较先进的武器的认识水平也是很低的，如张之洞在1900年说“近年各将领谙晓新式枪炮者实不甚多，百人中不能一二，文员则千人中不能一二，此臣等所考校而深知者。若不令切实讲求，则械弹潮锈，零件损失，全然不觉，药力弹路，相时取准，全然不知，至于修理机簧、开花引信，更所不解，平日不能操，临战不能用”。
这是当时清廷相当一部分地方实权人物以及政府军队内部人员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军事科技认知水平的问题。但是，19世纪末由清朝地方实力派所创办的这些兵工厂本身的问题也很大。
天津博物馆收藏火炮。
就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1898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禀文“兹据地亚士洋行将洋厂枪机价值及减少数目，开具清单呈送前来。据称目下磅金昂贵，计每日造枪四十枝机器全副暨水脚、保险须银六十余万，其次三十枝须银五十余万，其次二十五枝须银四十余万”最大的问题就是机器太贵了，花的钱太多。花一堆的钱，最后产量也不理想“即如湖北枪厂机器，当日原议出枪四十枝，追兴工之后，仅造十二枝，近能造十六枝，日后多不过二十枝而止。闻所费已在二百万金左右”效率又差，花的钱又多，最后不得不停止购买新式机器。
钱少导致了更重量级的问题，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的手工步枪“窃以职局枪厂原有机器新旧杂凑，搀用手工，成件既不能多，工作尤难尽善。职道前于禀陈筹议整顿八条案内，请将枪机改配刀架零件，另购造机槽、望牌、机管等机十数部，练习稍久，约可日成枪二十枝，系指造七密里九枪而言。据厂员禀陈，因局款不充，筹此搏节整顿之计，仍须杂用手工，不能全用机器”。
上海博物馆东馆收藏的清末银锭。
“仍需杂用手工，不能全用机器”这导致的问题，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江南制造总局有关是否停购新式机器的禀文的批文中也说了“兹据该道向洋行确探，知新式枪机价值昂贵，款难应手，自属实在情形，应即暂缓议购。惟项据面呈另折，拟将原有枪机添购机器为改造小口径毛瑟枪之用，约估价银十五六万两。查该局自造快利枪，颇为人所称许，但闻多用手工制成，不独工繁费巨，并恐口或有参差，装弹至有格碍，今以旧机添配机器改做小口径毛瑟枪，究竟合用与否，务须详细考核，以期允当”
其中提到江南制造总局“自造快利枪，颇为人所称许，但闻多用手工制成，不独工繁费巨，并恐口或有参差，装弹至有格碍”。
上海博物馆东馆收藏的清末银锭。
从产量上看肯定是有大问题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季的三个月的小口径毛瑟枪的产量仅为700余杆，还有不同磅数的快炮十余尊，剩下的要么是炮弹要么是火药以及各种杂项装备。只看步枪的产量，这是非常难绷的：三个月700多杆，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的产量要少于250杆，按30天算的话，江南制造总局步枪的产量一天也就8杆。光绪三十三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步枪产量是3000杆左右，平均下来一天也就8~10杆，造一杆步枪的成本是十七两白银。
这种生产速度如果要真是能满足当时清军的需求，那倒是怪了，所以无论是甲午也好，还是更早的中法战争也罢，清廷会选择从外国购入枪械，辅之以少量国内生产的步枪，以及大量的老式火绳枪和各类冷兵器。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中后期铜钱。
这还是官办的大厂，清朝地方兵工厂那更是重量级，比如云南机器局生产的步枪“非特机钝制劣，且时有炸裂之虞，每遇配发，各营团多半不愿承领”云南机器局生产的枪械质量差到清军自己都不愿意用，问题就在于枪管材质以及机器“推原其故，盖枪简系用土铁，炼法不精，灰砂夹杂，故一受涨力，炸裂随之。且局中机器本系旧式，机身笨拙，零件不齐，除车床略具外，其余均用手工制作，无怪乎种种不合，徒滋糜费旷时也”。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咸丰户部官票。
所以看到这里，清廷官方向河南机器局要抬枪的行为也就好理解了“河南既有机器局，着裕严饬局员赶紧将抬枪、背枪速行制造，源源接济，并将子药等件一律配齐，听候调用”毕竟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抬枪也算是少数比较可靠的国产火器了。这里还纠正之前文章的一个错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抬枪多为后膛枪，相比明末还是有些进步的，但是这东西设计理念本身就已经不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战场了，很明显清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清廷官吏在中法战争期间对抬枪的评价“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我都无力吐槽了。
天津博物馆收藏火炮。
而且在1890年代清廷依旧有制造前膛枪炮的记录，如湖北巡抚谭继洵在1895年10月18日所上之折子曰“查湖北向有军火所，制造前膛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等项，上年解京劈山炮一百尊，即系湖北用中法所制者也。但均系前膛，总不及后膛枪炮之灵捷。盖后膛制造之法，枪筒、炮筒以炼就整钢用机器钻成，钢质既纯，厚薄相称，口径线路不差累黍，是以致远命中较有准的”炮管枪管的质量提升了，可喜可贺。
可问题在这句话“查湖北向有军火所，制造前膛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等项，上年解京劈山炮一百尊，即系湖北用中法所制者也”也就是说1894年的时候，清朝湖北当局的兵工厂还在生产劈山炮，这玩意儿在几十年前倒是挺受曾国藩的湘军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