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就是打仗，要么就是准备打仗

在当下中国，流行着一种观点：军队只有两种状态，要么就是打仗，要么正在准备打仗。多年来，尽管世界大体和平，包括美军在内的全球军人的主要任务仍是备战。而“准备打仗”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

大多数工作都能获得即时且明确的反馈。市场反馈产品优劣，消费者评价服务质量，考试成绩反映学习方法，比赛结果揭示技战术是否恰当。但如果长期不发生战争，我们如何评估备战的效果？

现代战争中“强军”的定义已变得模糊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在古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相对稳定。只要军队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意志坚定、忠诚可靠，再加上一定的战斗经验，就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经验告诉我们，现代战争中“强军”的定义已变得模糊。

没有人能预知下一场战争的形态。无论武器多么先进，意志多么坚强，训练多么专业，后勤保障多么有力，经验多么丰富，到了战场，可能会发现现实与预期完全不同。我们来看三个准备打仗的实例。

1942 年的中途岛战役是日军主动发起的，目的是打掉美军的航母舰队。作战计划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制定的，山本五十六是个激进的冒险主义者，但是他也知道打仗得好好准备。当时没有计算机模拟，但是有兵棋推演。

5月初，山本五十六让几个作战参谋用兵棋模拟了这场战役。参谋们根据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搞出了两种剧情。这两个剧情里，美军的轰炸机都把日本几艘航母给击沉了，日本舰队被打残，推演结果都是日本败美国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山本五十六心意已决，兵棋推演的裁判们判罚扮演美军的一方违规了，说真实的战斗不是这么打的，日本损失不可能有那么大。几个参谋心怀不满，但是无话可说。

6 月 4 日，中途岛战役按照山本五十六的计划如期开打……结果美军把日本的四艘航母全部击沉 —— 而且打法跟日本人战前推演的非常相似。

如果你都不敢面对现实，演习又有什么用呢？

在2013年11月19日的亚洲杯预选赛中，中国队与沙特队展开了较量。作为主场作战的中国队，在赛前并未进行常规的场地适应训练，主教练也未对战术进行最后的梳理。那么，中国队究竟在忙些什么？

答案是，中国队投入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在会议中。会议内容充斥着领导的讲话和队员的决心表达，但这些讨论与足球无关，而是关于八荣八耻和不忘初心的话题。会议结束后，队员们直接投入到了比赛中，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至关重要，胜则晋级，最终却以0:0战平。

或许认为精神力量的鼓舞还不够，中国足协在2019年世界杯预选赛前采取了新措施。足协组织了一次誓师大会，陈戌源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每位队员、教练，包括主教练里皮在内，都收到了一本厚重的书籍——《红星照我去战斗》。

足协似乎真的将足球比赛视作战争。然而，现代战争的胜利，真的是依靠阅读这类书籍取得的吗？这一做法不禁让人质疑，精神激励与实际竞技准备之间的平衡究竟在哪里。

送里皮《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2004至2007年期间，乔治·凯西（George Casey）担任驻伊拉克多国联军的总指挥官。凯西出身军事世家，曾被视为军方中仅次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二号人物。尽管如此，凯西却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驻扎是引发众多叛乱的主要原因，并急切希望美军撤离。然而，总统的命令是撤军不可能，他必须随时准备应对反叛乱战斗。面对这一挑战，凯西是如何准备的呢？

凯西在伊拉克建立了若干个大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都设在远离市区的地方，美军除了执行巡逻任务外，其余时间都驻留在基地内。凯西相信，美军在伊拉克人民中保持低姿态是上策，叛乱活动越频繁，他越不愿意让士兵离开基地的安全区域。

在这样的策略下，每个基地内聚集了数千名军人，他们的生活设施极为先进，包括空调、电影院、健身房、互联网，甚至还有必胜客的连锁店，几乎应有尽有，每周还有一次牛排和龙虾之夜，让士兵们感受到如家般的温暖。许多军人在整个驻扎期间，从未踏出过这些基地。他们不是去打仗胡，避免挨打的。

在和平时期，无论军队如何训练，都无法完全模拟真正的战争环境。军队为战争而生，但多数军人却是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会逐渐遗忘战争的残酷。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依赖和平时期养成的习惯。

巴诺对美军未来战争的准备状态持极度担忧态度。在《火线上的适应》一书的结尾，他列举了美军的多项准备不足，值得我们关注。

美军的演习缺乏真实性。各国军队都会在演习中模拟敌军，使用敌方的武器和战术。中国称之为“蓝军”与“红军”，而美国则相反，自称为“蓝军”，敌军模拟为“红军”。美军的红军有时会采取非常规战术以更好地训练蓝军，但这些战术往往不受欢迎。

在“千年挑战2002”演习中，由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保罗‧范里佩尔指挥的红军，以创造性的战术使蓝军海军陷入瘫痪。然而，演习中心的裁判为了使演习继续，要求红军撤出战场，并透露位置，以便蓝军能找到他们。范里佩尔因此愤然退出演习，此事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美军的演习通常都有脚本和规则限制，蓝军通常都知道红军的行动。

如果演习旨在测试某种武器，部队不仅事先知晓，还会将武器调整至最佳状态。此外，红军的思维方式与美军高度相似，巴诺建议红军中应包括文职人员，如人工智能专家和黑客，以提供不同的战术视角，但这一建议尚未被采纳。

美军从未经历过电子技术中断条件下的战争演练。如果战争中网络和卫星定位突然中断，美军将如何应对？此外，美军在过去几十年中未经历过重大伤亡。二战中美军伤亡超过四十万人，诺曼底登陆第一天就有2500名士兵阵亡，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超过四万人，而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冲突中，阵亡人数仅有几千。

这意味着当代美军的各级领导者都未经历过部队被打散、士兵失去组织的情况下的战斗指挥。然而，在真正的战场上，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

美军在二战后未与俄罗斯等强国交战，如果未来真的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军将如何应对？这些都是美军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巴诺在其著作中围绕理论、技术和领导力三个维度探讨了适应性问题，而美军在这三大领域均面临严峻挑战。

在战争理论方面，美军的更新周期通常为三至五年，每次修订从起草到审查再到批准，标准流程需耗时十八个月，即便是快速通道也至少需要一年。《反叛乱》手册的诞生是彼得雷乌斯将军领导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创新奇迹，他绕过了常规军事机构，联合基层官兵和学者直接在线发布了手册，这在美军中极为罕见。通常情况下，新理论需经过三十个不同部门的审查。

在技术层面，尽管前线官兵总能迅速发掘武器的新用途，但后方的支持却总是滞后。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军在1986年的一次改革，将战争指挥与练兵权分离，导致前线指挥官只关注当前战斗，而后方军种领导人则专注于未来战争的训练和装备。

美国国防部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负责武器采购的人员超过20万，比整个海军陆战队的人数还要多。他们制定的采购流程极为繁琐，导致即便是最简单的装备，通过正常渠道也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获批，到那时装备可能已经过时。这种低效率也抑制了供应商的创新动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防部设立了“快速野战办公室”以绕过常规流程，但随着这些办公室本身流程化，又不得不成立新的办公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官僚体系愈发膨胀。

美军注重学习，高级军官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有两次机会进入军事院校深造，但即便如此，美军的领导力仍未能适应新型战争的需求。一代军官未曾经历过二战或第一次海湾战争级别的正规战，美军最尖端武器的实际应用未经实战检验。大多数军官甚至连在没有空调和热水淋浴的营房中生活的经历都没有，更不用说在艰苦条件下指挥作战了。他们的思维可能仍停留在过去二十年的非正规战争模式中。

巴诺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核心理念是将“适应”深入融入战争准备的每一个环节：

• 演习应更注重自由发挥，以模拟真实战场的不确定性；

• 加强在技术受阻和部队受损条件下的训练，以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 让士兵掌握如3D打印等能在战场上即时改进武器的前沿技术；

• 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和开发创新的战术和策略；

• 在考核军官时，将其适应力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 确保年轻一代的声音能够被高层领导听到，以引入新鲜视角和创新思维。

这些建议强调，无论平时的战争准备多么周密，战场上的随机应变和适应能力才是军人最关键的素质。真正的战争不是考试，也不是体育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可能没有规则。

《火线上的适应》的到此结束。戴维·巴诺以其坦率的笔触描绘了美军当前的不足，这些深刻的教训建立在丰富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之上。如果你认为和平时期的许多挑战与战争有相似之处，那么这些教训或许能为你提供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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