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美军顶级官僚体系

这篇文章的重点聊一聊美军在越战以后，特别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理论、技术和领导力变革。

巴诺，这位退役的军方高层，以其坦率的笔触提供了一个内部人士的深刻洞见。在他的书中，他并未试图美化美军的形象，也没有对任何总统或高官进行颂扬。反而，书中揭露的决策过程有时会让人怀疑，这支被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高层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不仅不合格，甚至可能从未真正思考过。

这本书或许能让你窥见官僚体系的脆弱性。从外部看，它是一个庞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的组织，似乎拥有“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惊”的力量。人们可能会推测，这个组织的高层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他们在做出每一个重大决策之前都已考虑周全，政治、经济、军事、民心等各个方面都已在他们的计算之中。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每一步棋都是大局中的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深思熟虑，考虑到了未来的许多步。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越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其深谋远虑、步步为营的操作就越不可能实现。重大决策往往经过层层委托、多级执行，高层的意图能够原封不动地传达到基层已是不易。官僚系统根本没有能力执行复杂的阴谋诡计，能够清晰地贯彻简单的策略就已经很难得了。

因此，官僚机构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理论”——必须是简单明了且易于执行的，必须能够被组织中上下各级人员理解和接受，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变动。这样的理论必然受到组织文化的限制。它必须符合一定的传统，同时还要满足相关人员的心理偏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看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理论转变。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在这场作为侵略者、在他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中，美军本应致力于扶植当地武装力量，建立群众基础，然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以杀伤敌人为主要目标的误区。越战并非两支常规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占领者与当地反抗者——或称为“起义者”——之间的冲突。美军从越南耻辱地撤退后，本应深刻反思“岂在多杀伤”的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对抗叛乱，甚至借鉴中国文化，比如通过《三国演义》来理解“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学习如何赢得民心。

然而，美军并未如此深思熟虑。他们从越南战争中得出的唯一教训是，未来将避免参与此类反叛乱模式的战争，而只参与正面的歼灭战。

这一决策与美国政治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毛泽东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最根本的军事思想应来自最高统帅，甚至是文官。但美军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军的军事思想并非源自总统、五角大楼，甚至不必然来自陆军最高指挥官。总统是民选的，可能毫无战争经验，他们认为只要指定攻击目标，具体的作战方式则是专业人士的职责。美军各兵种的军事理论实际上是各兵种自己的事务。

越战的失败，在文官、媒体和民众看来，是美军的无能；但在美军内部看来，这种结果恰恰是因为受到了文人的干预。当时军中的年轻军官暗自发誓，将来指挥战争时，将不受那些不懂军事的人的干扰。

美国对越战的反思

美军原本拥有一些关于反叛乱的理论，但越战后为了抹去惨痛的记忆，甚至放弃了这些理论。1976年版的《陆军野战手册》中甚至没有包含反叛乱的内容。当时正值冷战期间，美国陆军正集中全部精力，准备与苏联在欧洲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美军打这种仗有传统，即利用最先进的武器和压倒性的火力直接摧毁敌人。至于穿插、利用地理条件、巧妙打法等战术，美军缺乏耐心。越战后，这一理论更是强化为用物质换取伤亡，即尽可能减少自身伤亡，不惜花费更多资金和消耗更多弹药。如果有一种新武器能实现非接触式战争，那就更好了。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陆军被视为专门使用重型武器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力量。美国在此期间进行的一些小规模行动，如应对政变或救灾，都是依靠特种部队在小范围内完成的。美军完全没有计划再次像越战那样作战。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以其120万大军和四千多辆坦克的雄厚军力成为强敌。美军对伊拉克的全面进攻——“沙漠风暴”行动，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拉开序幕，而地面战役仅持续了100小时便告结束。美军不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而且伤亡极小——战场上阵亡的仅148人。这场战争展现了“降维打击”的震撼力量。

不对称的两次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中，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黑人，他一战成名，其形象遍布当时中国的军事杂志。鲍威尔曾参与越战，是那些在越战撤军时发誓将来要狠狠打仗的年轻军官之一。美军对自己的理论信心倍增。

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萨达姆的屈服和美军的撤离告终。美军得到的经验是，只要萨达姆认输，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小布什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发现，伊拉克人并不按这个剧本走。

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成为一场灭国之战。美军不仅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官方武装力量，还抓捕了萨达姆。但战争并未因此结束。美军不得不留下几年，参与伊拉克的重建，确保至少有基本的秩序，并扶植新政府。结果，叛乱出现了。

不对称的两次海湾战争

伊拉克民间成立了各种武装力量，游击队、路边炸弹等层出不穷。到了2004年，美军终于意识到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他们需要一个反叛乱理论，但反叛乱早已不是陆军的训练科目。有军官曾在陆军图书馆寻找相关书籍，却被告知那些书曾有，但已被丢弃。美军基层官兵不得不自行摸索如何应对叛乱。

反叛乱的智慧，深藏于细微之处，与正规军的打法截然不同，它是一场源自底层的分散抗争。故事的萌芽，始于一群基层军官与文职人员的觉醒。他们目睹美军单纯依靠武力的策略，只会让仇恨之火愈燃愈烈，每多一名亡魂，便多一份深重的敌意。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新思路，这些思考如同星星之火，迅速在《军事评论》上燎原，一篇篇关于反叛乱的新见解层出不穷。关键在于，这一切皆源自基层的自发行动。

尽管陆军学院也曾举办过几场反叛乱研讨会，却未能引起高层足够的关注。然而，2005年，一切悄然改变。在美国本土的利文沃斯堡联合军备中心，一位名叫戴维·彼得雷乌斯的指挥官，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与实战经验，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催化剂。他不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更是越战反叛乱理论的先行者，且在伊拉克担任过101空降师指挥官，理论与实践兼具。

尽管彼得雷乌斯仅是一个训练中心的指挥官，但他深知美军急需一本反叛乱手册。他联合多方力量，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成立了专项小组，甚至在《军事评论》上发布问题清单，广泛收集一线士兵的意见，最终编纂成册。2006年12月15日，《反叛乱手册》问世，短短一周内，下载量突破150万次，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书评》。

为何此书能引发如此轰动？彼时，伊拉克战争正面临崩溃边缘，暴力事件激增，撤军呼声高涨，小布什政府压力山大。12月，国会正式提议撤军。正是在这危急关头，彼得雷乌斯的《反叛乱手册》犹如及时雨，为小布什带来了希望。彼得雷乌斯随即被任命为伊拉克美军总指挥官，他上任后立即推行反叛乱策略，将保护当地居民作为首要任务，而非单纯杀敌。效果惊人，自2007年初起，伊拉克的暴力活动显著减少，局势逐渐好转。若非奥巴马政府后来决定撤军，伊拉克战争的结局或许将截然不同，更不会孕育出“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

与此同时，阿富汗战场也上演着类似的战略调整。美军意识到，军队不能仅限于战斗，民政事务同样重要。这一改革并非高层规划，而是源自维和、救灾部队的实践。美军在阿富汗建立了多个“军民行动中心”，军方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成效显著。曾任阿富汗美军总指挥官的戴维·巴诺，正是这一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他的著作《火线上的适应》记录了这一过程。

综上所述，美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略调整，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高层起初毫无准备，是战争的艰难迫使基层官兵反思。当中下层军官与学者自发创新理论，总统在重压之下顺水推舟，变革才得以实现。

这场改革，无疑打破了我们对官僚体系的固有认知，充满了戏剧性。然而，能否复制这样的变革，无论是美军还是其他军队与官僚体系，都尚难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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