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是胜利的关键

领导力戴维·巴诺认为是理论、技术、领导力三个适应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尽管军队的教条繁多，但它们无法详尽规定取胜的具体步骤。战争不是简单的流程化操作，真正的适应力源自领导者的才智和洞察力。在战场上，不可预测的事件层出不穷，平庸的领导者可能会将这些视为障碍和压力，而卓越的领导者却能将其转化为机遇。因此，擅长应对意外的领导者，才是战争中真正的指挥高手。

军队的绝大多数时间并非处于战斗状态。作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组织，其领导层通常从基层逐步晋升。这些领导者长期在和平环境中成长，他们的晋升往往基于和平时期的表现：完成计划、节约资源、管理人力和财务、维持纪律、避免事故。这些经验可能使他们本能地回避风险。然而，当战争来临时，这些领导者被赋予指挥作战的重任，这是否构成了一种矛盾？

因此，选拔将领成为军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俗语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但在战场之外，往往难以判断谁真正具备领导才能。一个直接的方法是选择那些具有战斗经验的人，但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性。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可能会过分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无法适应战场的新变化。这种依赖可能成为他们适应新战场的包袱，限制了他们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戴维·巴诺将领导力细化为“战术领导力”与“战区领导力”两个层面。战术领导力涉及前线指挥官在战斗现场的即时决策和应变能力，而战区领导力则关乎军方高层对整个战役指导思想的调整与适应。

战术领导力的典范之一是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这位退役的美国四星上将因其对中东事务的精通而被称为“疯狂的阿拉伯人”。2019年，他被特朗普任命为驻沙特大使。这里要讲述的是阿比扎伊德在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行动中的卓越战术表现，这段历史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伤心岭》（Heartbreak Ridge，1986年，又名《战火云霄》）。

战火云霄

格林纳达，这个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小岛，当时经历了一场由古巴主导的政变。古巴在岛上修建了飞机跑道，准备迎接苏联的到来。里根总统以保护岛上美国人的安全为由，下令美军迅速采取行动，夺取格林纳达的控制权。

阿比扎伊德的任务是率领第一游骑兵营的一个连队率先登陆。这是他首次参与实战，而他的士兵中也鲜有实战经验。行动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展开。

原计划是先由约40人通过空降占领岛上机场，清理跑道后，其余人员再乘运输机降落。但高层担忧机场可能已被古巴控制，遂命令阿比扎伊德带领所有人空降。

他们乘坐三架MC-130特种作战飞机抵达格林纳达机场上空，发现机场确实已被古巴占领，且古巴人正用高射炮射击。只有一架飞机成功抵达预定区域，四十人跳伞，另外两架飞机因高射炮而躲避。阿比扎伊德所在的飞机未进行跳伞，此时他面临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时表现出色的领导者可能会选择退缩，以现实情况为由避免冒险。然而，阿比扎伊德却坚决命令飞行员再次飞往目标区域，确保全员跳伞——因为如果不跳，先前降落的四十人将面临极大危险。最终，强行跳伞行动相对成功，伤亡微小。

阿比扎伊德的连队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抵达机场，而古巴人的攻击正酣。游骑兵连是一支突击部队，士兵们精通多种技能，能够使用敌方武器和民用设备。阿比扎伊德发现机场上有一辆古巴的推土机，便命令士兵将其作为坦克使用。推土机开路，士兵紧随其后，最终成功突破古巴人的阵地，夺取防空武器，猛烈反击。

阿比扎伊德的这一系列行动不仅保住了机场，还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个生动的战术适应案例。面对上级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和现场比预想更危险的局势，阿比扎伊德展现出了勇敢和智慧，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场资源。

1965年11月的德浪河谷战役是一个关键的教训。这场战役标志着美军与北越军队之间的首次交锋。美军中校罗伯特·麦克戴德负责率领一个营穿越山区和丛林地带，目标是占领一个登陆点，等待美军直升机的救援。

越南德浪河谷战役，血战4天4夜，只留下一面国旗

麦克戴德拥有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但已近十年未指挥过战斗，且缺乏丛林地形的行军经验。越南的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草丛高密，丛林密集，为北越军队提供了理想的伏击环境。

尽管其他营长已经发展出行军新战术——用炮火开路，麦克戴德却未能采纳。他可能试图隐蔽行动，但并不成功，甚至在行军中不慎引发火灾，暴露了部队的位置。越南军队因此得知美军的接近，并已做好埋伏。

在捕获两名越南俘虏后，麦克戴德意识到附近有敌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立即请求支援，而当时美军确实有额外兵力可供调配。然而，麦克戴德选择继续按原计划行进。

第二天，麦克戴德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召集所有连长和无线电报务员到队伍前开会，导致所有基层指挥官在敌军当前的情况下离开了他们的连队。就在此时，越南军队发起了攻击，美军因毫无组织和防备而遭受重创。

面对新的战场环境、敌情和危险，麦克戴德显得无动于衷，未能做出任何适应。他的行为仿佛是在进行常规训练，完全没有应对新情况的准备。

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军队只适合机械化战斗，无法适应丛林战？并非如此。这一案例更多地反映了个别领导者在战术领导力上的失败，而非整个军队的局限性。

1942至1945年间，英国及英联邦军队司令威廉·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如何在缅甸与日军展开丛林战并取得胜利。最初，英军在缅甸的丛林战中显得不适应，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作为一支现代化部队，英军依赖车辆补给，而车辆只能沿公路行进，易受攻击。英军逐步后退，士气低落，最终整个部队被迫撤出缅甸，退至印度。

廉·斯利姆（1891～1970）一直都是英国在缅甸地区的主要将领

在印度，英军与来自印度、非洲的英联邦士兵重新集结，组建了第十四军，由斯利姆指挥。斯利姆深刻反思，决心改变策略，与日军在丛林中对决。为了减少对公路的依赖，斯利姆采取空中补给策略，部队深入丛林，飞机随时空投物资，伤员则由小型飞机送回印度治疗。他还特别针对丛林环境进行了疟疾防治，确保补给线和士兵士气。

斯利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擅长凝聚军心。他的部队由多国多民族士兵组成，语言各异。斯利姆学习了部下的语言，用他们的母语交流，倾听下层军官的意见，撤换不适应丛林战的军官，提拔擅长丛林战的人才，并根据这些意见重新制定作战理论。

斯利姆的作战理论是“进攻性的巡逻”，主张在丛林中主动出击，不畏惧日军。他还特别强调夜间行军训练，以适应日军的战术。

从1944到1945年，斯利姆指挥的部队在与日军的所有交战中均取得胜利，最终将日军彻底赶出缅甸。斯利姆因此被封为子爵，并曾任澳大利亚总督。斯利姆在缅甸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天生擅长丛林战，而是因为他能够适应环境，灵活调整战术。

在美国越南战争的历史中，战区领导力的失败尤为显著。1964年，面对美军在越南的不利局面，肯尼迪总统特别指派威廉·韦斯特莫兰为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韦斯特莫兰在二战中的表现卓越，参与过北非战役和柏林之战，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在越南，他的指导思想却出现了偏差。

韦斯特莫兰坚信美军必须利用火力优势。初到越南时，美军仅有16,000人，他坚持要求增兵，最终美军人数激增至543,000人。韦斯特莫兰试图通过增加兵力和火力来消灭北越的武装力量。然而，北越并不畏惧伤亡，其共产党武装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美军的武力再强大，也无法将所有北越民众消灭。北越始终能够从民众中补充兵源，而美军派出五十多万人已是国内民众容忍的极限。

巴诺认为，正确的策略应是支持南越武装力量，因为他们是越南人，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美军应以防守为主，保护越南人民，争取民心，逐步削弱北越的力量。但韦斯特莫兰坚持自己的理论。

战争后期，美军的战绩衡量标准变成了杀害敌人的数量，导致美军开始屠杀平民，严重损害了美军的诚信和声望，而越南人的抵抗却越来越自信。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和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美军最终只能耻辱地撤退。

巴诺评论道，战区指挥官的首要任务是准确评估战争的性质。越南战争与欧洲战场截然不同。在欧洲，德国是入侵者，民众支持盟军，因此盟军可以专注于击败德军。但在越南，美国是入侵者，北越拥有民心，单纯的杀戮战术注定失败。

遗憾的是，韦斯特莫兰始终未能意识到自己的理论错误，他沉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未能看到其他可能的策略。

在战争的复杂棋盘上，领导力的适应性是取胜的关键。以下是几点关键的总结：

首先，对战争性质的准确评估至关重要。这要求领导者深入理解冲突的本质，从而制定出合适的战略。

其次，领导者必须倾听一线官兵的声音。他们的反馈能够揭示哪些战术最为有效，哪些则需要改进，为战场的实际情况提供直接的视角。

第三，创新战术的积极开发不可或缺。有效的战术应当因地制宜，适应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例如，通过“找亮点”的方式，即识别并推广那些取得成功的部队的战术，可以为整个军队提供宝贵的经验。

最后，高级领导人需要克服官僚体系的阻力，推动必要的变革。这要求领导者不仅要有远见，还要有决断力和执行力，以确保战术和战略的及时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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