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连队到农场插秧,我当排长时,一个决定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史乎友文 2024-08-07 22:26:42

投稿/吴先群

编发/史乎文乎

注:文章素材有原型,但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因此包含虚构情节。

1970年12月,我应征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来到二连后,我历任二班战士、连队文书、二班班长,直到1974年底,我当兵满四年时,成功提了干,被任命为一排排长。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当时,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有不少战友都因为展露了特长和优点,都分到了好专业。比如,当时我们排里有位战友,他一米八的大个,能说会道,说起话来常常是妙语连珠(普通话非常标准),而且还会唱歌跳舞,再加上五官端正。因此,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即将结束时,他就被师文艺队的领导直接给接走了。当时,看着那位战友坐着吉普车,离开新兵连时,我们都羡慕极了。

同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了在部队里,只要你有优点,有特长,就一定会崭露头角,一定会脱颖而出。而我,虽然来自农村,个子不高(当时十八岁的我,大概一米七二),说话口音很重(地方方言),对唱歌跳舞一窍不通,身体素质也一般,但我字写得好(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我都写的还行)。

在当兵前,在读高中时,无论是我们班,还是我们年级,亦或是我们学校出的板报,都离不开我的身影。其实到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我,字写的也说不上有多好,只是比别人的字,稍微工整了些。可就是因为这个“稍微工整”,再加上我是高中毕业,所以让我在去到二连仅仅当了半年战士后(二连一排二班),就被调到连部担任文书(班长级)。

在文书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两年多,直到1974年3月底,当年的新兵下连队后,我离开文书岗位,下到了二班担任班长。在班长的任上,我工作九个月后,在当年年底(1974年底),提干的命令下来了,我被任命为二连一排排长,23级,每个月52元工资(当时,是营教导员在一天晚点名时,坐着吉普车来到我们二连宣布的)。

因为当过两年多文书和一年班长,因此,对于这两个岗位,我都有比较清晰的认知。首先说文书岗,第一,在七十年代,在连队里,文书是不用站岗,不出早操,也不用参加日常训练的,因此有不少独立的自由时间(在工作之余,可以练练字,写写文章);第二,虽然文书相对比较自由,但工作还是比较繁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记得我刚担任文书时,因为不熟悉具体工作,都是自己摸索着慢慢掌握的)。总之,要想当好一名称职的文书,最重要的就是尽职尽责,踏实灵活。

其次说当班长,要想当好一名班长,首先自身技能和素质都要过硬;第二,对待班里的战士,要做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第三,要从细微处做起,要善于发现战士们的思想变化,妥善处理班里战士们的情绪。其实,在很多时候,班长就像是大家的兄长,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照顾和督促大家。

而我,因为当了两年多文书,所以刚下到二班当班长时,我的身体素质和训练能力,甚至不如班里一半的战士。但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知道当班长就要做表率,因此每天在工作之余,我就多学、多问(问技能过硬的战士)、多练。就这样,还不到一个月,我的各项技能都走到了班级前列。因此,直到今天,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我圆满完成了文书和班长的全部工作。

提干排长后,我每个月的工资是52元,扣除13.5元的伙食费后(战士们免费,但当了干部,就要自己交伙食费了),实发到手38.5元。记得在我提干排长一个后,当我从司务长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38.5元“巨款”时,一股悲伤忽然涌上我的心头,让我不自觉地想起了我入伍前(1970年11下旬),一次跟着生产队去拉煤的经历。

当时,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我(在生产队已经是一名合格社员了),跟着队里挑选出的几名青年一起,到距离我们大队五十公里外的煤矿拉煤。当时,因为没有粮票,出门在外,我们买不到馒头和面条(其实也没有钱,当时一个社员一天满工分是0.3元),所以我们都带着烙馍(我的烙馍,是母亲连夜给我烙的)。

同时,我们拉煤用的是“架子车”(各地称谓不同),到了晚上,我们就睡在架子车下边。因为当时正值11月底,已经是天寒地冻,那北风是呼呼的吹。到煤矿后,我们用围子(高粱杆或者芦苇编织的围挡),把架子车上装满煤。装满后,我们用铁锹把煤拍平,然后撒上一些水(这样就会上冻,我们怕在路上时,被风刮掉一些煤)。

那一次,我们大概拉有五百斤左右的煤。因为身上没有钱,没有粮票,那一路,我们真可以用“风餐露宿”来形容(当时,看着别人在饭馆吃饭,晚上还能到旅馆住宿,我真是打心底的羡慕)。

而且,在家时,我们当地的鸡蛋是0.05元一个。现在,我提干当了排长,每个月的工资能买将近1000个鸡蛋。在家时,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吃上一个鸡蛋。平时,那鸡蛋都被母亲用箩筐高高地挂在堂屋的房梁上(舍不得吃,都攒在一起到供销社,换些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因此,在拿到那38.5元“巨款”时,我才会悲伤不已、感慨万千。

同时,在我提干排长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75年4月中旬,我们二连轮值为了生产连。生产连,顾名思义,就是去到部队农场,轮值生产。当时,我们在部队农场的任务是插秧。

到了农场后,我带领着一排全体战士,按照连里的任务分配,开始插秧。当时,我们一排的稻田地,跟当地老乡们的挨着。同时,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一个决定,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记得那是我们在农场插秧的第十天,那天傍晚结束工作后,我带领着一排战士们,前前后后的朝营地走去(没有排着队走,因为一天的工作,大家都很累,所以相对比较放松)。这时,在后面的一班长忽然快步走到了我的面前。见一班长过来,我知道他有事,就问他怎么了。

听了我的话,一班长先是环顾四周,然后把我拉到了一边,低声说道,“排长,我们班里出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想着来问问你。”听一班长说完话,我一时间还纳闷起来 ,平时,对于排里战士们的情绪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感觉大家的状态都很好,怎么一班长忽然说他们班里出了问题。

见我一脸疑惑,一班长继续说道,“我们班的小张(1973年兵),他最近跟当地老乡家的一位姑娘走的很近,不仅工作时经常聊天,而且一到休息时就凑在一起。我看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才来问问你,该怎么办。”

听一班长说完话,我也认真了起来。要知道,当时部队有规定,战士是不允许跟驻地附近的女青年谈恋爱的。一经发现,轻则批评通报,重则处分离队。于是我在短暂思考后,决定先找小张谈一次话,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于是我对一班长说,“这事,现在还不好说,你先别急,我找小张了解了解具体情况再说。”听了我的话,一班长点了点头,就快步走了。

等一班长走后,我又开始思索起来。小张,平时虽然不怎么说话,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当兵的这两年多里,也没犯过错误。而且,我上次听一班长说,他已经准备在明年3月退伍回家,到钢厂当工人。要是现在,我选择对这件事从严处理,那小张,问题就大了(他要是受到处分,这工人肯定是当不成了)。

知道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因此,在当天晚饭后,我就去一班宿舍找到小张,跟他谈了心。在宿舍外,我俩挨着坐在路边。等坐下后,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小张,最近是不是跟当地老乡家的一位姑娘走的太近了。

听了我的话,可能是没想到我会问的这么直接,小张先是低着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就抬起头坚定地对我说,“排长,是的。我们班插秧的稻田地,旁边紧挨着的是当地老乡们的。而站在我旁边插秧的那位姑娘,她姓田,跟我同岁。”

见我认真听着,小张又继续说,“打第一天我见到她起,我心里就对她有好感。但我也知道,咱是战士,不能犯错误,可小田她对我,也有好感。前两次,她来找我聊天,我还装作没听见,没有回答。可每次,她插秧都站在我旁边,看我的眼神,也跟看别人不一样。我知道,我俩都是认真的,我也不想错过她,所以这两天,我们两个确实走得很近。”说到此,小张也没了刚才的坚定,默默地低下了头。

而看着小张说话时认真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动了真情,同时,想到他们两个是互相喜欢,两情相悦,我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在短暂的思考后,我对他说,“现在你俩的事,不说我跟一班长知道,估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你们两个先不要再见面了,以后的事,等你明年退伍再说,现在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听了我的话,小张低着的头,瞬间抬了起来。而后,他眼中充满泪水、哽咽地说,“知道了,排长。我明白以后该怎么做。”听了小张的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就站起身来离开了。

此后,我们二连在农场插秧的半个月里,小张不仅再也没跟那位女青年说过话,而且还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在插秧时,他换到了一班的最里面)。看着这种情况,当时的我,心里也很是欣慰。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事,算是短暂的结束了。剩下的,就要看明年退伍后,小张自己的选择了。

就这样,完成插秧任务,从部队农场回到二连营地后,半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6年3月,也到了当年老兵们退伍的日子了(小张也在其中)。记得在退伍离开部队的前一天晚上,小张还来找了我。见了面,小张诚恳地说,“排长,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知道,那件事要是严肃处理,我肯定要受处分。明天我就要走了,回到家我会给你写信的。”

听了小张的话,我笑着说,“你俩自那以后,不是也没再见面嘛,所以也说不上什么处分。每天你就要退伍了,回到家去了钢厂,也要好好干。虽然以后的事,我也管不了了,但作为你的排长,我还是祝福你们。”听我说完话,小张抹着眼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在吃完早饭后,小张就背着大背包,离开了连队。小张退伍后,因为排里工作繁忙(当时的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慢慢地,我也淡忘了这件事。可就在一个月后,小张忽然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小张说,他当时退伍回到家把工作安排好后,就立即跟父母说了他跟小田的事。

他的父母听后,因为知道小张跟那位姑娘是两情相悦,所以也没有办法拒绝。就这样,小张又跟他的父母一起,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那位姑娘家(当时在农场,小张跟那位姓田的姑娘互相留了地址,并约定等明年他退伍后再见)。见了那位姑娘,小张的父母也很满意。就这样,这门婚事算是定下了。

在信的最后,小张说,现在的他,只想好好工作攒钱,因为他们年底就要结婚了。随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小张跟那位姑娘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笑的都很开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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