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入伍,75年提干排长,在雷达33团工作的九年,难忘

史乎友文 2024-08-13 22:51:06

投稿/冯齐许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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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尽艰难困苦,方能百折不挠。在雷达三十三团工作和生活的九年时光,让我能更加地辨别甘苦,理解幸福,懂得珍惜,感悟生活。

1970年底到1979年春,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雷达三十三团工作和生活。在锡林郭勒盟的九年里,面对极其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我们全团官兵是同甘共苦,和衷共济,求生存,谋发展,出色地完成了上级领导安排的任务,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艰苦奋斗凯歌。在这里,谨以亲历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片段,来一睹当年雷达三十三团全体干部和战士艰苦卓绝、奋斗不懈的战斗倩影。

1970年12月底,十八岁的我,从家乡湖北孝感应征入伍。到今天,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在1970年12月17日那天,我们全公社的新兵到公社武装部领取了新军装。那也是当时的我,第一次见到我们去内蒙古时要穿的衣鞋:一双大头鞋,足有四、五斤;一顶羊皮帽,羊毛黑又长;一套棉衣裤,穿上“鼓囊囊”(在当时,因为新兵们大多都很瘦弱,再加上新军装尺码有些偏大,因此大家穿在身上都显得比较臃肿)。

自小在中原长大的我,虽然从没见过这样厚的衣服,但我心里明白,我们一定是要去很冷很冷的地方。同时,别看这身衣服比较厚重,但等真到了内蒙,它还是不够用。

记得那是1971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轮到我站岗值班。当我站在雷达连的山头上,虽然已经穿着一件皮大衣,但风一吹,我还是被冻得直打哆嗦。记得当时,我戴着一顶大帽子,帽扇两边和眉毛、胡须上,都结了冰霜。那大头鞋,在内地时穿着流汗(我们为期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在内地进行),但到了内蒙,穿上还是冻脚。因此当时的我,也是在哨位上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以此来缓解寒冷。

当时,连队为了改善伙食,还养有不少羊。记得那是1971年冬天,一次我跟两名战友一起去放羊时,天空中正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北风也是呼呼的吹。因为天气寒冷,我们三人都是头戴蒙古帽、身穿蒙古袍、脚踏蒙古靴,那一身打扮,真是与蒙古乡亲们,别无两样。记得我们放羊回来时,连队养的两条大狗都没认出我们来,一直追着我们狂吠不止。直到我们三人取下了蒙古帽,它俩才摇着尾巴,恢复了平静。

我们这批1971年的兵,乘坐闷罐火车,千里迢迢地来到位于锡林郭勒盟的连队营地时,吃的第一顿晚饭是窝头、稀饭和咸菜。记得当时,那是十八岁的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见到窝头(大家都叫黄金塔)。当时的我,看着这窝头金黄金黄的,十分惹人馋,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于是我就一口气拿了三个。但等到我真正吃到嘴里时,才意识到不对劲。

这窝头不是米,不像面,咬不动,嚼不烂,也很难下咽。因此当时的我,看着手里的三个窝头,也是犯了难。但没办法,已经拿了,因为从小养成的勤俭节约习惯,肯定是不能浪费。因此,我就决定去盛上一碗稀饭,配着把这三个窝头给吃完。但当我走到盛着稀饭的木桶前时,我再次傻了眼。这稀饭才真叫“稀饭”,那一大桶清水里,若隐若现地有些许米粒。

我拿起大铁勺,满桶来回地摇摆,可还是捞不起几粒米。后来听老兵们说,这稀饭是中午剩下的米饭,加上白开水煮出来的。没办法,我只好再次把目光转移到咸菜上,希望这咸菜可以让我成功把那三个窝头给吃完。走到咸菜盆前我一看,那餐的咸菜是白萝卜丝裹精盐,看起来是白晃晃、亮晶晶,很是养眼。当时的我心想,这下,终于没问题了。可等我吃到嘴里,感觉先是冰凉,然后就是又苦又咸。当时的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真是好看难下咽。”

记得那是1977年初,当时的我,在东红花山连当排长(我1975年初提干排长)。因为大雪结冰封山(将近一个月时间),山上少雪无水,战士们每天的洗漱用水不说,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当时,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连长和指导员带着我们全连战士,每天到山坳里找雪、取冰,然后用脸盆和铁桶装着,带回连队化水煮饭。回到连队炊事班,那冰块残雪化开后,大锅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草渣,锅底也沉着一层碎石泥沙。

可没办法,就这水,当时还都是勉强够吃饭用。因此,每每炊事班的战友,都是把上面的草渣捞一捞,把下面的碎石刮一刮。捞了刮了后,就倒进大米,煮米饭吃。那米饭,盛到碗里后,颜色是灰黄的;吃到嘴里后,也是“咯吱咯吱”(有沙石磕牙)。没办法,因为没法咀嚼,所以当时的我们,都是囫囵吞枣,直接把那米饭大口吞下。

1978年3月底,我跟着团长(姓王,没有一点架子,对我们这些战士非常好),到四连检查工作。四连是雷达三团撤编后,刚调入内蒙的一个连队。因为是新连队,营房还没来得及建好,所以他们暂住的是泥土房。记得在四连,一天中午快到吃午饭时,我到厨房转悠。进了厨房,只见一口大锅上正架着木架子,是在“压合酪”。旁边还烧有一大锅水,热气腾腾,炊事员正在把压出的合酪往锅里放。因为不停地冒着热气,那热气把低矮厨房顶上的冻泥化开了,炊事员一边放合酪,那蒸气和着泥水,也一边滴答滴答地往锅里掉。

就在我心里思绪万千时,屋顶忽然掉下来了一块泥巴(足足有半个巴掌大)。那位炊事员眼疾手快,他抓过铁勺,猛地朝那泥巴入锅的地方舀出了一勺浑水,然后就接着放合酪。看着这场景,我朝那位炊事员看了一眼,感受到我的目光,炊事员无奈地说,“没办法,时间不够,来不及重做了。但就算重做,还是一样,那泥巴块还是一直掉。”当时听了炊事员的话,我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就算是这样的合酪,别说我们要吃,就连团长也要吃。

边防雷达连,住低矮平房,干打垒,蒙古包。低矮平房光线昏暗,空气浑浊;干打垒粉尖密布,虫蚁出没;蒙古包阴冷、潮湿。当时,我们的值班室一般都设在地下,或者半地下,所以工作条件也可想而知。

记得那是1972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我从值班室起床后,想出去检查一下雷达天线。但我推了好几次门,都是纹丝不动,按照以往的经验,当时的我立马就明白了,这是门被冻住了。同时,因为雪下的太大,值班室的门窗和地下通道也都被大雪掩埋。我出不去,只好一个人待在值班室。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足足在那间狭小的地下值班室里待了两天,连里的战友们才把我“挖”了出来(当时因为天气寒冷,大雪封山,所以战友们破冰铲雪十分困难)。

还有一次,记得那是1973年的冬天,也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我跟着营长(姓华)一起,带着通讯员小李,到回头梁勘测新营地。因为路程很远(大概有三十公里),我们三人每天奔波跋涉,很辛苦,也很劳累。记得当时,我们晚上借住在当地老乡家的一间小土屋里。那小土屋,没床、没炕、没炉火,屋顶和四壁还挂满了冰碴。当时的我,看着这场景,心里不禁升起了疑惑:这还能住吗。

可脚踏茫茫雪原,迎面寒风呼啸,还是深更半夜,不住这里住哪里。因此,在华营长的带领下,我跟通讯员小李架起木板,解开背包,铺上了单褥薄被,然后把大头鞋再扎紧些,把羊皮帽再压低些,就那样和衣蜷缩在那间小土屋里。可因为天气太过寒冷,躺在那床上,真是没有一丝暖意,全身上下也都是冰冰凉。当时只打哆嗦的我,心里不禁咕叨道:“回头梁”,你可真是“回头凉”。

但就在这哆哆嗦嗦中,因为一天的奔波实在太过劳累,我们三人还是相继沉沉睡去。就这样,一夜时间过去了。那次,我跟通讯员小李跟着华营长,一直在回头梁工作了三天,在那间小土屋里住了三夜,竟没累垮,也没冻病,还顺利地完成了勘测任务。如今已年过七十的我,每每想起这事,都感到不可思议,当时的我们,真是坚韧顽强。

在七十年代,在内蒙,九成的主干道,都是由石头铺垫的,坑洼不平。便道则是人踩车轧,自然形成。当时,我们团里的每辆长途汽车车顶后半部,都布满着大小深浅不等的圆坑,那是汽车颠簸时,后排乘客从座位上弹起,脑袋撞到车顶形成的。因为我经常外出学习、开会、下连队,所以坐长途汽车的次数较多。我想,那进出锡林浩特的长途汽车顶上的圆坑,大概有几十个,都是我的脑袋撞的。

1977年冬天,锡盟下了一场五天五夜的大雪,那积雪深达一米,交通基本中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跟团政委一起(姓徐),乘坐着从友邻部队借来的履带牵引车,前往四方山连指导工作。那辆履带牵引车狭小的驾驶室里,坐着六个人。当时的我,坐在驾驶座位后面的一个铁箱上,腿不能伸,背不能躺,是站也站不起来,坐也坐不下去。与其说是坐着,不如说是”卡着”。

这样的乘坐姿势,时间短不要紧,但当时的我们,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个难受劲,真是难以形容。记得当时,我对幸福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也都集中到了一个点:谁能让我把腿伸一伸。

履带牵引车在雪地里艰难前行,十个多小时后,直到夜幕降临,我们一行人才到达四方山前。眼看那四方山连的营房已经依稀可见,雷达天线也若暗若明。可好巧不巧,突然咔嚓一声,履带牵引车的履带断了。没了办法,我们只好弃车步行。

因为积雪太深,再加上冰冻不均,我们走在雪上,是一脚深、一脚浅。前两步还踩在冰上,后一脚就踏入了深坑。就这样,几公里的路程,我们前前后后折腾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半夜十一点,才到达四方山连营地。

当时的我,刚满二十五岁,年轻,倒没什么。可怜可敬的徐政委,当时的他,已年近五十,还跟着我们走这样的路,吃这样的苦。真是让人打心底的敬佩,多么好的政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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