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三十一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天气记载，这就是“不雨”！“不雨”作为对天气现象的描述，自然而然读者会联想起“干旱”这个词来，并进而认为春秋之前的汉字较少，词汇也少，所以只能用“不雨”来代表“旱”。但其实，这是想当然，因为在《春秋》中，形容天气的“旱”字本身就有，而且《左传》明确指出，“不雨”并不等于“旱”！而《公羊传》更是指出，这是“记异也”！
把“不雨”等于“旱”字是许慎《说文》的发明。但许慎的这一观点，与《春秋》的记载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第一，在《春秋》记载中，旱字作为天气现象是独立使用的，比如，鲁僖公二十一年的《春秋》就明确记载“夏，大旱”。而且《左传》在鲁僖公三年的文字中，明确把“不雨”是“旱”的可能性排除了，原文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按照这条《左传》记载，鲁国从上年十月开始，直到本年五月，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不雨”！但是，即使“不雨”的程度如此严重，可仍然不能称之为“旱”。按照这句话的前后文去理解，之所以不能把这种天气称之为“旱”，存在两点原因：其一是夏六月，开始下雨了。而这次的下雨，解除了鲁国之旱。其二是，尽管鲁国长达八个月“不雨”，但未能发展成为灾害性天气，所以不能称之为“旱”。因此，是否能称之为“旱”，关键在于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人类灾害！
但是这样的理解，仍然不能让笔者释疑。因为，按照现代社会关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长达八个月不下雨，尤其整个春季都不下雨，这样的天气如果还不能发展成为旱灾，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天气状态？如欲释疑，则至少可以有以下推论：
其一，鲁国或许还不是一个依赖农业生产而获取绝大多数食物资源的国家。估计当时的鲁国境内，植被非常好，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气候整体湿润。这也就是说，鲁国社会食物的主要来源会是渔业，乃至畜牧业，只要水草丰茂，打鱼田猎即可果腹，因此日久不雨，亦不足为灾。这也就是说，鲁国整体上还没有进入典型的农耕社会；
其二，《春秋》所谓的“不雨”的天气现象，其涉及的地理范围以及对社会生产所构成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比如仅仅限于曲阜周边，而非鲁国能够征收赋税的全部区域，因此不足为虑；
其三，从最积极的角度去考虑，或许当时鲁国农业形成的灌溉系统已经十分发达，只要周边河流没有断流，只要有足够的地面水资源，鲁国就可以维持它的农业生产，因此不容易发展为旱情；
其四，如果不是以上三种情况，则“不雨”天气或许并非没有降水性天气。比如有下雪，但在古人眼中，下雪天气是称之为“雨雪”，雨在这里是动词。因此如果鲁国出现极端异常天气，不但在冬季、春季多次降雪，甚至在夏季也曾下过雪。则如此“不雨”，也非不降雨水，因此土地墒情良好，故无从曰旱就能说得通。
以上推论，究竟哪个更靠谱？亦或是每一条都存在一部分？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春秋》关于“不雨”以及“旱”所涉及的历史氛围。关于“不雨”的记载，除了在鲁庄公末年到鲁僖公初年的这三条，其余主要集中在鲁文公时期，分别是：
1、鲁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这次“不雨”，在上年十二月没有记载。时间长达九个月，因为本年闰正月。《春秋》不言旱，不言有灾。《左传》无传。
2、鲁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这次“不雨”，时长七个月。《春秋》不言旱，不言有灾。《左传》无传
3、鲁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这次“不雨”，时长七个月。《春秋》不言旱，不言有灾。《左传》无传。
从以上三条记载可知，结合鲁庄公三十一年，鲁僖公二年“不雨”的记载，最长“不雨”时间多达九个月，而最少也有七个月之久，可见不论“不雨”时间的长短，仅从时间上是不足以发展为旱灾的。其次，从《左传》说明，尤其通过五次“不雨”的记载可以归纳出，“不雨”并非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发生“不雨”年份的鲁国，不光没有“旱”的记载，也没有其他非正常状态如“饥”、“无麦苗”、“无禾”的相关性记载。其三，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何以书？记异也”。也就是说，这是天作“异象”！但究竟“异”在何处，《公羊传》并未给出解释。
相对于“不雨”，“旱”字在《春秋》中出现了两处，而且都是“大旱”：
1、鲁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此年《左传》记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音wang）。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可见这次“大旱”，形势严峻，以致鲁僖公要烧死女巫“巫尫”，但在臧文仲的建议下，没有杀人，而是通过“贬食省用，务穑劝分”等节俭措施，加之民众相互接济，从而渡过了“大旱”造成的艰难局面。
2、鲁宣公六年，秋“大旱”。《左传》无传。也未见记载“饥”、“无麦苗”、“无禾”等灾害。
通过对“大旱”和“不雨”的对比，可以明确得出，“大旱”与长期的“不雨”的天气状态完全不同，比如以下几点：
1、“大旱”是灾害性天气，而长期“不雨”却不是。前者国君需要出面禳雨，后者国君可以没有动作。
2、“大旱”时间短，而“不雨”时间特别长，这是重要区分！
3、“大旱”之下，需要“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显然，旱灾首当其冲的影响在于食物资源的匮乏！所以需要“省食”“省用”以节约食物资源，需要“务穑”以增加粮食，需要“劝分”以共度时艰。
4、结合“旱”字的字形，可知“旱”是日光暴晒加干燥所造成的农作物灾情。而“不雨”不等于万里晴空之下的暴晒，也不等于气温过高蒸发过大造成的干燥。作为旱情，从时间节点上看，应该在农作物正在成长的季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蒸发会导致土地缺水，而日光暴晒会导致植物脱水，从而造成禾苗死亡，庄稼绝收。从植物的经受能力看，这样的日光暴晒天气不需持续太长时间，只要天气炎热，持续暴晒，又正值庄稼成长季节，就很容易被晒死。
综上所述，鲁庄公三十一年到鲁文公十三年的半个世纪期间，曲阜区域乃至华中、华北地区，甚至全球都遇到了重大的气候变化事件。这个气候事件的显著特点有可能是极端天气增多，尤其出现了中原地区平均气温下降，春夏偏冷的气候现象。在这个期间，气候很不稳定，既有“不雨”的异常天气，也有“大旱”出现的灾害性天气。而这个期间，也正是齐国力量由强入衰，中原政治动荡加剧的历史时期。
总之，《春秋》以“不雨”作为天气状态的描述，除了当时没有更加准确的文字加以记载外，作为今天的读者，的确更应该相信《公羊传》的说法，古人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气异常现象。至于这个天气现象，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是如何表现的，为何没有发展成为灾情，以及我们的古人是如何面对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历史学家、气象学家、地球考古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