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64年，也就是周惠王十三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当然也是鲁庄公三十年。这一年之所以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是南北国际争霸格局发展进入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形成，是由发生在南北各自一方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塑造的。从北方来看，齐桓公这年冬天的伐山戎之举，不但救燕国于危难之中，同时也展现出了齐国存亡绝续的大国风范，故而“诸侯皆服”。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的评价。从南方霸主楚国来看，申公斗班在这年秋天发动政变，一举除掉了秽乱楚宫的令尹子元。在政变之后，斗谷於菟当上了楚国令尹。以理推之，这时的楚国一定也是被折腾得够呛，故而才会有鬥谷於菟毁家纾难以救楚国的历史壮举。
这两件事情，看似各不相干，但其实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南北国际格局。其所形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投射所造成的国际人心向背，进一步加深了南北新的国际格局的演变。其结果就是齐桓公的霸业进入了新的高潮，而与此相反的是，楚国的霸权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只有深入理解这一影响所能促成的新的国际力量的演变，才能更好地理解后续《春秋》与《左传》所展现的历史记录。
先说一下楚国这次政变（准确的说应该是一场内讧）的起因、发展、结果和影响。
第一，按照《左传》的说法，令尹子元打从伐郑失败归来之后，就干脆搬到王宫住了下来。言下之意，就是令尹子元彻底放下顾忌，正儿八经霸占了楚成王的母亲，也就是息夫人。这种行为，当然是对楚成王的冒犯，更是对王权的挑战，如果包含着把楚成王取而代之的野心，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对于令尹子元这种行为，楚国王室成员自然不会放任不管，因此就有了“鬥射师谏，则执而梏之”后续发展。这也就是说，面对令尹子元的狂妄和放纵，王室成员对令尹子元心怀不满者大有人在，而鬥射师则率先进行了谏阻。但令尹子元不但不反思，反而把鬥射师给抓了起来。这，当然会引起王室成员更大的反弹。
第三，楚国王室内部针对鬥射师被抓的这一情形，爆发了激烈的对立。尤其，鬥氏一族，家族庞大，人物荟萃。早年就有鬥伯比、鬥廉，现在又出现了鬥射师这样的直臣。尤其还有鬥班、鬥御强、鬥梧一班人马，这三人正是令尹子元前年伐郑大军中的主力干将。再加上这年政变后作为令尹的鬥谷於菟，可见是实力雄厚，怎可小视。鬥氏一族，在鬥射师被抓后，肯定是被逼急了，因此才会密谋把令尹子元除掉。
第四，要除掉令尹子元，就必须有军事准备。而做军事准备的人，应该就是申公鬥班。申公二字可见鬥班此人被分封于申，这应该是申国被楚文王灭国后发生的事。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这里是通往中原腹地的关键，更是楚国人早期活动的地方。以理推之，封地在这里的申公鬥班一定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领，更是最具军事实力的地方领导人。由这样的人作为政变军事牵头人，实施剪除令尹子元的重大行动，自是十分合适。也只有依靠鬥班这样的人，政变活动才能有效防止其他军事派系介入，从而有效控制郢都。
第五，这次楚国发生的政变，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会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甚至有可能导致郢都受到很大损毁。正是因为这次军事冲突的烈度和损失，才会有斗谷於菟毁家以纾楚国之难的义举，否则毁家纾难就无从谈起。那么作为纾难，鬥谷於菟所花费大量的个人财产首先会去做什么工作呢？我以为，首先应该是弥合楚国王室内部的裂痕，而要弥合裂痕，则需要对失败一方的贵族进行抚恤，尤其是对死伤于这次政变的贵族家属进行安抚，如此才能更大范围的团结楚国贵族。其次，应该是修复被毁坏的郢都设施。其三应该是重组楚国的军事系统，而这个系统应该是被政变严重削弱了。
第六，关于楚国这次政变的影响：
其一，这次政变所导致的楚国内伤，必然会让楚国继续楚文王死后停止的对外扩张步伐，从而休养生息。这对于北方国家联盟应该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个时间窗口内，北方诸侯合力伐楚，则楚国必会遭到沉重打击，使其再难以北顾。
其二，楚国军事力量衰弱，将会导致部分原来已经臣服于楚的汉东诸侯离心离德，甚至心向北方。比如蔡国，如果能在这个当下背楚投齐，自是最佳机会。蔡哀侯如果复辟，应该就在这个时间窗口。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机会，才有可能让蔡哀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桓公。如果蔡哀侯没有复辟，也是其子蔡穆侯重新投入北方国家联盟的新机会。类似蔡国这种情况的，还应该有徐国等等。因此，这是北方国家争取汉东诸侯的绝佳机会。
其三，楚国控制的南方诸侯联盟有了松动的可能。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北方国家趁机添一把火，就有可能彻底熄灭楚国崛起的势头。
再说齐桓公伐山戎的大致脉络及其政治影响。
第一，齐桓公讨伐山戎，动机应该是来自燕国的求救，而这时的燕国君主是燕庄公。这儿的燕国应该是位于今天北京的燕国，史称北燕，即燕召公立国的燕国。燕国的都城蓟去齐国都城临淄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70公里。这中间几乎没有有影响的诸侯国。这个现象至少说明，燕国离齐国很远，燕国孤悬北地，当时的华北平原有可能就是一大片断断续续的沼泽之地，还不适合农业人口的耕种，因此许多地方依旧属于人迹罕至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齐桓公要出兵救燕，是下了血本的，是决心很大的。
第二，从鲁庄公三十年《春秋》的记载可知，这次齐桓公北伐山戎，事前是找了鲁庄公的。即“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的描述。但是可想而知，鲁庄公可能拒绝了这次北伐，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鲁国的这次拒绝出兵，给鲁庄公造成了很大麻烦，尤其是在齐桓公胜利北伐之后，鲁国受到了齐桓公的打压和挤兑，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了鲁庄公的病死，以及公子庆父在鲁国势力的崛起。比如鲁庄公三十一年，齐桓公之所以会到鲁国“献戎捷”，就是对鲁庄公的一次无情嘲讽。这些事情构成了鲁庄公末年鲁国政局的崩溃。
第三，齐桓公成功北伐，不但严重打击了山戎的力量，也给燕国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态势，这是燕国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北方强国的重要基础。
第四，齐桓公在班师过程中，燕庄公一路送齐桓公来到鲁国境内。齐桓公十分大方，按照诸侯相送不出境的老规矩，把分别位置以北的齐国之地让给了燕国。这个位置据后世学者研究，在今河北省沧州市沧县东北。而沧州市距离临淄也在200公里开外。据说，齐桓公的这次仁义之举，大得天下诸侯之心，由此诸侯皆服。
第五，这次齐桓公北伐，有可能是一次单独出兵，因为未见宋、卫、邢等国家的赞助。如果赞助，则会如鲁僖公十年《春秋》所记载的那样，记录“夏，齐侯、许男伐北戎”一样被记载。而齐桓公之所以能长驱千里，北伐山戎，足见齐国国力之盛。
第六，齐桓公这次北伐，虽然在政治上十分得分，但是齐桓公并没有把这种政治优势继续扩大，使其成为齐国图霸天下的野心，却仅仅陶醉在“诸侯皆服”的虚幻之中。而楚国的大国崛起，却是另有一番景象，即具有了经营天下的雄心壮志。比如，齐桓公的力量投射，还没有到达洛阳以西，虢公、晋献公仍然不买齐桓公的账，依旧自说自话，各自独霸一方。其次，齐桓公没有因此主动向南发展，积极打击楚国霸权，终究留下隐患，以至于楚国最终灭了齐、鲁等北方诸侯。因此，齐桓公虽然在这一年达到了其人生的高光时刻，但终究由于缺乏改朝换代的愿景而无所作为，更没有抓住楚国有可能分崩离析的机会。而一旦缺乏天下一统愿望，则难以激励齐国后人前赴后继的去达成这个目的，从而只能成为偏安小朝廷，难有更大作为。
总而言之，这一年是南北两个区域霸权力量此消彼长的重要转折点，但是齐桓公所在的齐国因为奉行”尊王攘夷“的大旗，失去了乘势经营天下，尤其打垮楚国霸权的机会。而楚国，正是由于鬥谷於菟的“毁家纾难”，才有了楚国新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否则，一国一旦出现重大的政变事件，则往往会成为衰败的转折点，比如郑国。但幸运的是，楚国有鬥谷於菟！而更重要的是，楚国具有问鼎中原的野心，这个野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楚国人前赴后继，不断凝聚起来，最终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