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按照《史记》的记载，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于是齐桓公出兵救燕，北伐山戎，直至孤竹而还。燕庄公感激齐桓公的义举，因此一路送行，至于齐国国境。齐桓公感动于燕庄公的深情厚谊，于是十分慷慨，竟把分别之地以北的齐国领土赠与了燕国。尤其临别之际，齐桓公诚恳告诉燕庄公，希望今后的燕国也要恢复召公之政，纳贡于周，一如西周早期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燕国那样。

这样的齐桓公，这样的国际义举，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大赞特赞的！因此，《史记》上说“诸侯闻之，皆从齐”。这样的齐国，就如孔夫子说的那样，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此，孔夫子对于齐桓公的功绩是不吝赞美的。比如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是说齐桓公为政，不但正直，还不耍阴谋诡计，是光明正大，是高于晋文公的。

至于齐桓公兵伐北戎的功绩，孔夫子更是提高到了人民福祉、民族存亡的高度。孔夫子告诉子贡：“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虽然这句话是为了替管仲辩护，但更重要的是让后世看到了孔夫子对齐桓公功绩的赞美态度。

然而，在《左传》中，齐桓公北伐山戎这样的功绩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是有过错的！尤其《左传》通过突出记载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捷”一事，以鸡蛋中挑骨头的精神，找出了齐桓公存在“非礼”的一面。即《左传》鲁庄公三十一年中唯一的那句话：

“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对于这句话，重点当然是“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这既是对齐桓公的指责，更是对齐桓公伟大功绩的蔑视！因为按照一般的道理，对于诸侯来说，最大的“礼”不就是尊王攘夷吗？最感人至深的“礼”不就是救燕、救邢、救卫这样存亡绝续的国家大事吗？难道在《左传》作者眼中，这大道理还管不了他的小道理？他的小道理不该服从天下的大道理吗？这样不讲道理的《左传》作者，岂不更是“非礼”的吗？

无法想象，《左传》作者究竟怀揣着什么样的心思和理论，竟然对齐桓公的功绩采取了蔑视姿态，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比如在鲁僖公九年的《左传》中，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把齐桓公的功绩更是极力贬低了一下：

“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

按照宰孔说法，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兵救燕，不存在高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齐桓公这是不务德而勤远略，是典型的好高骛远！这真是诛心之论！作为今天的读者，已经无法确知，《左传》作者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据，来做这样的诛心之论！难道是孔夫子也错了吗？

好在还有《论语》，还有《史记》的记载，不然齐桓公真的是冤枉死了！说什么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而已！而真相是：历史是书写历史的人写的！是胜利者写的！写历史的人，只不过是胜利者的思想俘虏而已！

如果左丘明是鲁国宗室，并目睹过鲁国亡国之痛，这一切就很好理解！因为在整个《左传》中，刻意通过文字贬低的不光是齐桓公，还有齐僖公、齐襄公等等，因为这些齐国国君在位期间，正是鲁国走下坡路，鲁国国际地位开始让位于齐国的时代。尤其齐国奉行的整个国家政策，包括齐鲁联姻的结果，其最终的执行，都是以弱鲁成为代价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鲁国宗室，在他回顾历史的时候，如果对齐国国君形成油然而生的仇恨情绪，那也是很好理解的！

否则，又该如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