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之祖奚仲塑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丧葬之礼，自然属于“祀”的范畴，尤其在那个事死如事生的年代，国君丧葬，当属于国之大事中的大事！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丧葬之礼，必定是今天读者管窥那个时代社会活动的重要窗口。比如，在梳理并深入思考鲁庄公三十一年所记载的“薛伯卒”一事后，笔者有了更加丰富地对于春秋早期鲁国的理解。
一、滕侯、薛侯“争长”的故事。
在鲁隐公十一年，《春秋》记载，“春，滕侯、薛侯来朝”，这说明，在这个时间点上，滕、薛二国的爵位还是侯爵。滕侯、薛侯来朝鲁隐公，说明鲁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这也符合鲁隐公十一年时鲁国的国家态势。但是，按照同年《左传》的记载，滕侯和薛侯的来朝，却出现了“争长”的一幕。滕侯说自己是姬姓国家，因此在鲁国的地位应比薛国高。而薛侯则认为，薛国立国时间悠久，属于老资格国家，不应位列滕国之后。最后鲁隐公告诉薛侯，鲁国毕竟与滕国是同宗同姓，滕国前来，犹如亲属，礼应优先。最后薛侯接受了这一安排。
这则故事至少说明三点。其一是，滕国、薛国在公元前712年的时候，还是侯爵。其二是，滕国、薛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朝鲁了，至少是没有共同朝鲁了，因此显得礼仪荒废，缺乏遵循了。其三，在鲁隐公执政时期，鲁国与齐国、郑国构成统一战线，击垮了以宋国为代表的中原区域霸权，从而极大提升了鲁国在本地区的话语权。
二、“薛侯”咋就变成了“薛伯”？
从鲁隐公十一年到鲁庄公三十一年，期间49年，《春秋》再无薛国的相关记载，而一旦薛国出现，却由侯爵变成了伯爵，降了一级。有一种说法是，鉴于薛国不能跟随齐桓公称霸，所以齐桓公奏请周天子，将薛国降级为伯爵国家。这样的说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在礼崩乐坏的大前提下，错误的以为这时的周天子还有分封天下的实际权力。其实，这时的周王室如同弱小诸侯，最多存在名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否则也不需要齐桓公尊王攘夷了！其二，以为在齐桓公的时代，西周分封的那些爵位还具有现实意义。其实列国，包括小国如滕、薛早已自封为公爵国家了。这一点可从这些国家国君的谥号中即能获知。其三，以为《春秋》的记载，包括《左传》的记载是站在天下的角度来叙述。其实，这仅仅是鲁国的历史，或者说是鲁国人书写的历史。
笔者以为，类似薛侯变薛伯的事件，更多是鲁国对于不友好国家的一种贬低和羞辱，而非真实客观历史的反映。比如滕国，虽然早在鲁庄公十六年，就加入到了齐桓公同盟国的阵营之中，但是就在鲁桓公二年的《春秋》记载中出现了滕子的记载，滕国由此从侯爵变成了子爵。按理，如果齐桓公具有调整列国爵位的权力，大可以首先提高齐国的爵位，并把滕国的爵位恢复起来，至少不能贬低得比薛国更低吧。因为薛国到鲁庄公三十一年，还没有成为齐国的同盟之国，这比起滕国来，态度要更为中立。如果这些爵位的调整是出自齐桓公之手，其逻辑显然是不通的。
但是，如果站在鲁国的角度就好理解了。比如滕国，紧跟齐国，又是姬姓国家，这在鲁国看来，就是背叛！而鲁国的反映，首先就体现在《春秋》的记载上。把滕国连降两级，以子爵国家对待，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羞辱，更是鲁国做出的外交反击！对于薛国，虽然相对中立，但毕竟与鲁国离心离德，又久无朝鲁之礼，所以借着薛国国君去世的由头，要把不满体现在外交政策之中，即以伯爵之礼俯视薛国。这当然是一种泄愤的举动，应该与滕、薛二国的实际状态没有多少关系。
这种现象，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春秋》笔法之一种，即一字而定褒贬！类似的情况包括邾国、莒国等等，都是鲁国周边国家，也都是与鲁国关系恶化后，在《春秋》中被称为子爵国家的。
三、《春秋》中对鲁国周边国家进行爵位变更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反映的是鲁国曾经拥有的一种特权？
在笔者看来，《春秋》作为鲁国史官的记载史料，同时也作为孔夫子选编的历史教科书，权威性还是有的。但是，这种权威性是建立在对西周礼制的膜拜基础上的！故而，这些记载，尤其关于鲁国周边小国爵位的变更性记载，有可能是对鲁国曾经拥有权力的写实，而非鲁国能够依靠自己力量对其他国家进行主管塑造的记载。
比如，鲁国作为公爵国家，尤其作为周公旦的最初封国，在西周早期历史上，鲁国对周边区域的开拓曾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对周边区域的诸侯小国存在一定的管理、监视功能。即所谓的“鲁为其班”之说。推而广之，如果鲁国对周边小国，如邾、薛、滕等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分封权也是有可能的！比如某国国君去世，儿子继位，为了避免纷争，就需要快速确认继承者的合法性和其继承的爵位世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区域性的大国，如鲁国、齐国、宋国就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另外，鲁国的这种历史传统，有可能在西周灭亡之后的“无王”和“二王”并存时期，甚至在进入东周之后的周平王时期，发挥过更加吃重的角色功能。这是因为，天下无王，天下无主，鲁国作为区域大国，主动去填补周王室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本区域范围内行使周天子才有的权力，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一点为真，则《春秋》早期，鲁、周关系冷淡甚至不相往来的现象就很好理解了。
作为证据，在鲁桓公六年的《左传》中就有“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这一记载似可说明，纪侯是在鲁桓公面前来讨“王命”的，而鲁桓公答曰：“不能”！可见，至少在纪国眼中，鲁桓公就有代行王命的权力！
因此，鲁国《春秋》所记载的小国爵位变更情况，有可能就是鲁国对曾经拥有权力的一种展示！这样的展示，在实际层面，应该仅止于鲁国有针对性的外交礼仪。
当然，鲁国的这项权力，不可能针对类似齐国、宋国、卫国、郑国这样的大国。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与鲁国一样，都是区域大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都具有与鲁国一样的权力。其二，鲁国也不敢如此对待这些大国！
四、令人吃惊的“薛伯卒”记载的前后。
薛国是在鲁庄公三十一年之前成为伯爵的，还是在这年之后才成为伯爵的？由于《春秋》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存世的比较完整的编年史，所以只能认为薛国就是从这一年之后由侯变伯的，因为这是《春秋》作为唯一记载所反映的历史分界线。
明显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位薛国国君去世之前的49年中，《春秋》关于薛国的记载是空白的！自然，这期间去世的薛国国君肯定也无缘登上鲁国《春秋》的记载。而在这一年的“薛伯卒”记载之后，要等到《春秋》再次记载“薛伯”，还需95年！也就是说，鲁庄公三十一年的“薛伯”记载，是《春秋》将近一百五十年中关于薛国的唯一记载，堪称“空前绝后”！当然，在上述“空前绝后”期间，薛国国君的死亡必定是照常发生的！只不过没有记载罢了。其中原因，至少反映了鲁、薛关系的渐行渐远，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而这，自然是鲁国持续衰弱的历史见证！
因此，这样令人吃惊的记载，等于告诉读者，鲁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微弱，而周边小国对鲁国又是何等的疏离！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鲁国的生存环境又是何等的恶劣！如此环境中的鲁庄公又该是何等的悲愤！
五、“薛伯”之死与鲁国态度。
《春秋》做“薛伯卒”这样的记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条记载没有提到去世薛国国君的“名”，而这，才是更大的问题！根据《春秋》记载的规则，只有非同盟国家的国君死亡，才会记丧而不记其名。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尽管薛国报丧于鲁，但鲁国认为两国关系一般或者不好，所以不愿参加葬礼，更不愿随“賵”。这在鲁隐公七年的《左传》中，以“滕侯卒”为例，专门解释为：
鲁隐公“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可见，不论是滕国，还是薛国，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所以，“薛伯卒”作为“不书名”的记载，是薛国不愿与鲁国“继好息民”，以故国君去世不向鲁国赴丧报名。这样的举动，包括鲁国贬低薛国为伯的举动，应该视为相互讨厌的一种态度。也正是因为相互讨厌，所以才会出现滕、薛最终背鲁而向齐的后续动作。
因此，如果从因果的角度看，鲁国在外交上对薛国的贬低，是起因于薛国“赴不以名”的外交宣示，更是鲁国对薛国不愿与鲁“继好息民”态度的外交反击。
一方面，没有外交上的反击，就等于丧失国格！而另一方面，外交上的反击，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外交伤害！如此冤冤相报之下，鲁国的国际环境只会更加恶劣！这就是鲁庄公的困境！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鲁国没有率先把自己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