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三十一年，鲁国一年之内，春天筑台于“郎”，夏天筑台于“薛”，秋天筑台于“秦”。以《春秋》行文可知，这一年算得上是一个鲁国的筑台之年！但是，鲁国筑台动机究竟是什么？筑的又是什么样的台？而所筑之台的功用又该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杜预的理解中，就是“刺奢”！也就是说，鲁庄公所筑之台是歌舞之台，奢靡享受之台，因此《春秋》于此讥讽。除了讽刺鲁庄公的奢侈，杜预还认为，鲁国是春、夏、秋三季各筑一台，这属于土建工程，因此不符合“土功”对于时令的要求，是“非礼”的。按照《左传》鲁庄公二十九年的说法，“土功”应该放在十月份之后，即“龙见而务毕”的时候。

然而，以笔者之见，这完全是杜预的想当然！其实，要考察这一年鲁国之所以会频繁筑台之缘由，就必须客观的考察鲁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也就是说，鲁国的筑台活动更多地会服从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不应该是鲁庄公毫无道理乃至毫无可能的奢侈之念，更不应该是所谓土建工程开始时间的“礼”与“非礼”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关于鲁国筑台的工程记载，通观《春秋》，也就只有在鲁庄公三十一年才有所记载。而且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的记载表现为一年之内，三次筑台，不但记载十分集中，也十分引人注目！这样的记载，反过来告诉读者，这是特别记载，特别记载的作用就在于特殊用意！因为，这年鲁庄公鲁国的筑台并非特例！比如在鲁庄公三十二年的《左传》中，就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暗示，即“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这条记载可以知，鲁庄公在较早之前，即在他娶孟任之前，便在党氏所居附近建筑过一个“台”。所以，这年筑台的记载，用意很深！

第二，如此特殊的记载，必定与这一年鲁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关。而这样的形式，必定与鲁国的国家利益有关。从阅读《春秋》《左传》可知，这一年的鲁庄公精神应该是非常的紧张！尤其当鲁庄公拒绝齐桓公之请，没有出兵救燕之后，内心应该是彷徨的！而更为让他紧张的是，类似鄣人降服齐国这样的事情，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尤其在齐国国力与威望日盛一日的情况下，鲁国原先的那些附庸小国，包括类似鄣人这样的其他鲁国城邑，其大夫，其人民，都有可能背鲁而投齐。而这，才是鲁庄公最为忧心的事。因为，如果继续出现这样的事，将证明当年鲁庄公一边倒的投入齐国怀抱的国际政策是错误的！因为，鲁庄公的国际政策，非但没有让鲁国更加强大，而是越来越完蛋！鲁庄公面临的压力很大！

第三，再看一看这年鲁国所筑之台的地理位置。春天所筑在郎，鲁有二郎，我以为此郎应是鲁国之南，目前已经淹没于昭阳湖水域底下的郎地。此地与曲阜之间的直线距离约64公里。此地有古代小国唐、费、极、滕、茅、薛等鲁国下属的附庸国。夏天所筑在薛，应是鲁国之薛，而非薛国之薛。此处薛地位于曲阜西北，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之东，离桃丘、酅、柯、郿这些鲁国新开发区域不远，但距离曲阜直线距离在120公里。秋天筑台之地秦则更远，此秦当然不是大秦之秦。秦邑位于曲阜西北，现属河南省范县陆集乡，距离曲阜直线距离124公里！秦邑之台距离薛地之台则不远，大约44公里。郎地的位置应该与宋国有关，而薛、秦二地显然是对齐国的设防。

按照《公羊传》的评价，郎地之台，临近老百姓生活用水的地方，妨碍了群众浣洗之便；薛地之台是离曲阜太远；而秦地之台则太靠近秦邑城郭。《谷梁传》则认为鲁庄公是没找事，纯属折腾老百姓。以上两种说法，让鲁庄公像个傻瓜，显非真相，故不可信！

其实，鲁庄公之所以在这里筑台，一定涉及军国大事！而最重要的军国大事，就是捍卫鲁国既有的城邑，并防止再有附庸之邦脱离鲁国而转投他国，如齐国，如宋国。而所谓之“台”一定是具有一定管理功能的军事设施，比如烽火台。也只有烽火台这样的军事设施，在驻扎常备军的同时，还可以传递边境消息。尤其，如果这些烽火台能在临近城邑和群众聚集处设立，则可对当地居民的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并方便向曲阜发送情报，以免被动。

图一

那么，鲁庄公所筑之台是不是烽火台呢？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当然有，比如，在春秋早期，“台”字所指究竟是什么样的事物？查甲骨文的台字，其实更接近简化后的台字，如图一，而非“臺”。这样的台字，如果按照会意的方式去理解，则其上如袅袅狼烟，其下如口似在传递消息。如果鲁庄公建设的这三座台就是烽火台，则其建筑工程量并不大，不存在劳民伤财的问题。但是作为古代的烽火台，一定是驻扎军队的，加之要传递消息，则一定会配套一定的管理办法和管理人员。那么这些军队和管理人员，就能够对当地的居民实施一定的管辖权，而这样的管辖权，使台字成为后世对衙门官吏的敬称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台阁、钧台、三台等等，都是官署之称。

因此，鲁庄公筑台，必是军事用途！更是鲁庄公处于惊弓之下的心理反映，是鲁国再也输不起的保守反击姿态。但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的反映，必定会更加强化鲁国所面临的内外危机！这一年六月的“齐侯献戎捷”就是齐桓公对鲁庄公的军事威慑，更是对鲁庄公缺乏判断力的一种嘲笑！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