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千秋——国家图书馆馆舍变迁》是一部细致梳理国家图书馆成立与演变百余年历史的科普读本。

作者胡建平有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长期经验，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一手资料，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本书大量的数据以及图像资料，从中可以窥见国家图书馆从1909年始至今的演变历程。

作者在开篇即向读者介绍，“石渠千秋”这个书名来源于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文津楼内天花藻井“石渠千秋”的纹饰图案。

这一图案由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设计，寓意着社会各界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由衷期盼——图书馆能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千秋事业。

而朱启钤先生在命名上述图案的时候，无疑是颇费匠心的。胡建平先生向读者介绍，“石渠”一词早在研究汉代长安城和关中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三辅黄图》中就有出现，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两汉时期就有了正式的国家藏书机构。

此后，“石渠”便成为了国家收藏图书典籍之所的专称，由此可见本书书名的深刻寓意。

恰如上面所说，《石渠千秋》是一部对国家图书馆馆舍变迁历程进行全景式回顾的著作。但深入本书的肌理，我们会发现，由国家图书馆馆舍的变迁，同样也可以照见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石渠千秋》在梳理馆舍变迁的时候，提及了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张之洞，鲁迅，梁启超，胡适，蔡元培，周恩来……

这些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参与了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演变，同时更参与乃至于塑造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1909年9月9日，军机大臣张之洞抱病领衔上奏《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清政府当日下旨准行，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正式筹建。

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图书馆拥有不同的名称，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正式改称国家图书馆。

鲁迅先生曾参与京师图书馆的馆舍筹备工作。彼时他正在教育部任职，并具体负责图书馆事务。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

国家图书馆的变迁史呼应着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它随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沉浮起落。

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也迎来了新生。

根据《石渠千秋》中提供的数据，建国短短三年后，1952年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由解放前的145万册增长到了420万册，且每年的入藏量以50万—60万册的速度持续增长。

蓬勃发展的藏书事业也给国家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馆舍的书库容量很快超出负荷，陷入图书无处可藏，许多业务无场地开展的窘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是周恩来总理。

1973年10月，他做出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周总理的上述倡议开启了北京图书馆的新馆工程。《石渠千秋》中高度评价周总理对于馆舍工程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为图书馆新馆建设指明了方向，更多的是鼓舞并带动了许多人为了完成他的遗愿而呕心沥血地工作。”

1987年10月，北京图书馆新馆开馆。这一克服重重困难，经历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工程，成为了国家图书馆馆舍变迁史上的光辉一笔。

恰如彼时的一些来宾对于新馆的评价：“中国二十世纪文化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在北京图书馆白石桥馆舍于1987年建成投用之后，白石桥二期馆舍项目也于新世纪初批准立项，开始筹建。

在介绍二期馆舍设计方案的时候，《石渠千秋》提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中标的一家德国设计公司，在设计馆舍建筑群的时候既采用了西方园林的设计语言，同时也巧妙地呼应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三段式结构。

恰如作者在书中所评价的那样，上述设计既是一名外国建筑师对国家图书馆提出的新建筑与老建筑应“和而不同”的设计要求的回应，也是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表达。

除了白石桥二期馆舍项目，新世纪以来，国家图书馆的修建与维护工作还有许多，除此之外还将储备与保存任务列为了重要课题。

《石渠千秋》专门有一章讲述的正是重点研究文献的安全储备工作。这一设计其实并非是现代人的原创，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建立了誊写副本，异地分藏的保存制度。

胡建平先生在书中以《四库全书》的例子来证明这一制度的先进性与必要性。200多年前编制完成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存三部半，正式得益于手抄七部异地分藏的保存形式。

新世纪涌现的各种新技术也为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后者也借此通过新的形式呼应时代的需求。

纵观《石渠千秋》对于国家图书馆馆舍变迁历程的细致梳理，我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同时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与付出。

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使得国家图书馆超出了通常的文化资源意义，成为了一种象征与符号。

一代又一代的人终将老去，而文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