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 无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并非简单的个人的原因，而是当时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展现了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冲突即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中国也有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首辅申时行 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充分认识到前任的教训——张居正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于是他融会贯通了“中庸之道”。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 “事”，想法重要，把想法落地的方法更重要。 “人”，人性有弱点，认识到它，处理好它。 “术”，离不开权术的灵活运用。 “境”，阳、阴两种环境永在，接纳复杂性。申时行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超脱的心态让他活到80岁的高寿。 ——世间已无张居正 这一部分着力在上级与下属的关系。 1、人本身的阴阳两重性。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 2、就下属的应对之法。 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3、组织内部的分歧与平衡。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 4、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活着的祖宗 当万历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特别是张鲸事件后，因受到廷臣的无辜奚落，年轻的皇帝更加心灰意懒。 此时，申时行也敏感的感知到，曾经有一个绝好的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可再得。 因此，身处在复杂的环境中，有强大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决心何其重要。而事遇阻碍又在所难免，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很关键。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不可忽略了人的本性和本能。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他的所做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早万历十五年离开人间。 明朝的一大特点是文官和武官不可调和的矛盾，武将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下，难以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 在这种环境下，戚继光的功成名遂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除了他本身的卓越才能，还离不开一位有力者的鼎力支持。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张居正和李贽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阅读原文：万历十五年：道德代替法制，传统与潮流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