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公元前二、一世纪东亚大陆的芸芸众生中，论起见过世面之多、人生经历之丰富复杂，张骞可谓当世一人，除了他那些跟班，其它人不要想着和他比肩。

但将这个“最高标准”降一降，在当时东亚大陆上最为强大的汉朝、匈奴之间，还是存在着中行说、赵信、李陵、苏武、王昭君这些知名历史人物，起码他们或她们（防拳）的一生中，都经历了在汉朝与匈奴的至少两段人生历程，见识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文化、价值理念等。

其中，论起在汉匈双方的个人地位，以及对于汉匈双方的短期重大影响，赵信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人物。

他出身匈奴、做到匈奴相国之位，投降汉朝后被汉武帝封为“翕侯”，担任过卫青麾下的前将军，漠南之战中又投降、回归匈奴，再度获得伊稚斜单于的重用，见于中国史书记载的寥寥几个匈奴城池中，“赵信城”可谓鼎鼎大名。

（《霍去病》剧照：郭宏杰饰演赵信）

显然，光凭这份复杂的人生经历、汉匈双方对他的共同重视、争抢，已足以让我们对赵信这个历史人物产生浓厚兴趣。

具体而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关于他的史书可见记载实在太少，要想充分还原赵信的人生经历，势必要借助当时历史的前后大势，甚至离不开部分演绎、脑补等骚操作。

可以确定，赵信是在前131年投降的汉朝，实际原因不明，大致有两种可能。

一是匈奴政坛内部“内卷”，相国赵信在权力斗争中落于下风，类似后来的太子于单，他一怒之下，老子不跟你丫玩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里补充一下，匈奴当时的“相国”和汉朝完全不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只是个中层职务，估计和“裨小王”差不多或稍高一级。所以赵信的出走、叛投汉朝，当时不太可能引起啥大的水花。

二是，汉朝出于进攻匈奴的宏观战略，势必对匈奴内部人士进行离间、分化、悬赏，赵信本人可能做人一贯不咋地，“眼红”短期可见利益，就直接来投了。

这里确实不好判断，毋庸置疑，赵信的实际能力肯定没的说甚至超强，但个人能力和个人道德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正相关，这类现象，咱们早已见惯不惯。

无论哪种原因，赵信肯定是来归降汉朝了，这是汉武帝决定和匈奴开战以来，第一个来降的匈奴官员、贵人，汉武帝自然极为兴奋，势必加以特殊优待。

汉朝讨论、决定下来的最终“奖赏”是，给赵信直接封侯。这个规格实际是相当高的，甚至超出时人乃至后人的想象。

我们都知道，李广后半辈子整天都在念叨着想封侯，对当时的军人来说，这也确实是个潮流与顶级荣耀，然而历史史实是，在汉武帝决定与匈奴开战之后，第一个封侯的人，并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卫青。

在他之前，实际还有两人，这就是“翕侯”赵信、“持轅侯”乐，他俩共同点都是匈奴人，赵信之前是匈奴相国，乐是匈奴都尉，后者是前128年来降后封侯。

而且，这是“彻侯”级别，比“关内侯”高一级，卫青前129年被封为关内侯实质不算的，他前127年被封为“长平侯”才真正算第三个封侯。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这是对赵信下了“血本”，这个决策与做法，固然有树立标杆的政治意图，希望更多匈奴高层人士效仿赵信来降，但根本原因，还是对赵信本人能力的认可与赏识。

道理很简单，赵信要是没啥真才实学，汉方之前也不会专门争取他，而一个只贪图短期奖赏的人，势必存在政治隐忧，汉武帝把这类人放在侯爵高位，不担心之后会被打脸么？

实际上，赵信确实是个能力超强的人，他加入汉朝之后，对之后汉匈战争的贡献极大。

首先，赵信是匈奴人，又做过相国之位，了解匈奴上下的一切情况，尤其是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战术，这对汉方“知彼”的作用居功至伟。

其次，在卫青取得河南阴山之战这一全程战略转折的战役中，赵信的战场表现极为出彩，甚至要超过此战封侯的苏建、张次公，因为赵信已经封侯，只能用“益封”来奖赏，而他战后是1680户，苏建毕生最高才是1000户，张次公是朔方之战后才增到2000户。

也是因此，赵信获得了卫青的彻底信任，在接下来的漠南之战中，赵信甚至成为前将军，被卫青视作先锋大将。

当然，之后的事情让卫青、汉武帝相当火大，赵信在漠南之战中陷入重围，接受匈奴的诱降，又归降了匈奴。

按正常情理来说，对于这种曾经的叛逃者，匈奴不会给赵信啥好果子吃，然而真实情况完全相反，伊稚斜单于对赵信那是相当信任、上心，不仅言听计从，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赵信，甘做小舅子，甚至把赵信封为“自次王”，顾名思义，仅次单于的王位，远超曾经的相国。

这还能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赵信经历丰富、知己知彼、擅长打仗、能力强呗。

具体到“赵信城”，无疑是赵信在汉朝期间学到的经验，不然靠匈奴人“技术爆炸”，自行摸索出筑城之术么？

包括漠北之战，赵信肯定提过很多建议，给汉军尤其是他相当熟悉的卫青，制造了不少麻烦。

伊稚斜单于去世之后，赵信依然获得重用，最后应是善终。

贰

相信大家看到文章标题时，很自然会想到一个人，没错，也不必藏着掖着，就是这些年自称“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的谷爱凌，著名的自由式滑雪女子运动员。

显然，除了历史时代、社会身份、从事领域不同，谷爱凌与赵信之间，相似程度那不是一般的高。

问题也就来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赵信、谷爱凌这类经历复杂、特殊到甚至有些“双面”的人物呢？

首先说说两人最大的不同，无疑是历史时代之别。

在赵信所处的公元前时代，现代的“国家”、“民族”等概念都是没有的，包括赵信、中行说、李陵、苏武等人，我们不好用现代的很多概念，硬性、机械地套到他们头上，比如叛徒、X奸、爱国者之类，道理很简单，他们实际都没经历过甚至都没思考过的道德价值观念，这么评价他们，不是纯属无的放矢么？

说他们爱国还是叛国，还不如评价他们是忠君还是叛君更有实际意义。而当时时代，即使最为发达的华夏文明，对君主以下的社会阶层，都依然相当宽容，比如“君不正，臣投他国”，公卿大夫等大臣不是和君主彻底绑定的关系，不爽随时可以走，更不要说士族、庶民阶层了。

所以我们评价赵信这个人物，还是要回归更为基础的“人性”层面。

我个人观点是：生存之私不可挑战，文明之公不必轻信。

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所有人都面临过一个基础性问题：如何处理个人和他人、集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

所谓“生存之私”，是指个体生存、私人利益，这里面有个极端情况，即个体生命遇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个人到底该如何选择？

比如赵信，在他担任汉方前将军、被匈奴大军包围的时候，他随时可能被杀、生命被剥夺，此时他该如何选择？投不投降？

这里首先要排除一点，即赵信是匈奴人还是汉人，这一点其实根本不重要。首先，赵信本人肯定是不当回事，不然他也不会投降汉朝，帮助汉朝打匈奴，之后回归匈奴，他又帮助匈奴打汉朝，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种族观念、道德障碍。

其次，按正常情理来说，匈奴一旦抓到赵信这个叛徒、类似“匈奴奸”，对他的处罚只会更严重，赵信选择投降无疑极不明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赵信投降就是为了求生，他不想死、怕死，想活着。

鉴于求生是动物的第一本能，这一点应无可厚非，相信人类还不至于不靠谱到已然忘记这一点，总是习惯对着别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当一个人面临极端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做出任何反应来都是可能的，事实上其他人也只能接受。

甚至我们会无奈发现，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包括道德、公共利益、牺牲精神等等一切，在此时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更不要说必然作用。

这就是我说的生存之私不可挑战，外人挑战也没用，因为实质改变不了什么，就算可以后续惩罚，他当时的选择早已是既定事实。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赵信选择投降了，当时汉军另外一名将军苏建却选择死战到底，这个事情的本质不是苏建值不值得赞扬，这不过是个立场问题，而是苏建本人选择放弃生命。

也就是说，面临这种极端威胁，个人做出选择的实质，其实是他本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自由选择权。可以求生，也可以放弃，这是他本人的自由，也是我说的“生存之私不可挑战”最极端的本质。

这当然是极端情况，但是，即使宽泛开来，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事情同样如此。所谓生存，不仅是肉体生命，还有“事业生命”，这当然也很重要。

比如最常见的，历史上很多政治家面临权位不保时，他们做出的反击，多数是基于个人生存与利益吧？无论他本人的存在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乖乖选择退出的无疑是极少数，而他能否胜出，终归是依靠个人能力或者团队实力。

可以说，恰恰是普遍公认的坏蛋笑到最后，反而有力证明“生存之私不可挑战”，这是人性本质使然，人都是先要起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战。

二、赵信选择投降后，不仅能活着，还能混的很好，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

包括之前的中行说，也包括之后的李陵，他们能在匈奴那里混的很好，了解汉朝只是基础，个人能力才是关键，跟他们是哪个种族的人，关系并不必然。

这才是社会运行更底层的逻辑，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现象最为普遍，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那些纵横家，在大国之间来回游走、跳槽，何曾因为出身、国别受到过影响了？

赵信的经历则更有代表性，明明是敌对开战的汉匈两方，他反而两边都能混的如鱼得水，要不是看上他本人有两把刷子，汉武帝与伊稚斜单于会这么上杆子相互争抢、高官厚禄、钱财美女哄着他？

显然已经说到了实质，虽然时代在变，但某些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依然在持续，具体到谷爱凌，实际不也是如此么？

她能够备受关注、争抢，根本取决于她本人是个极为优秀的运动员，谁抢到了她，就能获得自由式滑雪运动的相关奖牌与荣誉。没有这个个人才能作为前提，她就算拥有所有国家的国籍，也不会有这种被争抢的待遇。

因此，关注、纠结她的国籍问题，本身就已经跑偏。

如此而已。